曾国藩的人生哲学
太平天国运动与为了镇压运动而组建起来的官方武装的故事，将我们从现代世界带入了中世纪的背景中。我们难以置信，克里米亚战争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的早期阶段处于同一历史时期，而美国的南北战争与日本的再生则与这场运动的晚期处于同一时期。然而，事实的确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从那个时代欧洲与美国的精神世界的角度步入与曾国藩同一时代的中国人的内心生活，我们就如同被领入了尼罗河、克里特岛、美索不达米亚峡谷作为文明中心的那些遥远而昏暗的古代。要弄清楚曾国藩的精神旅程是如何从童年时代逐步推演，直到他与李鸿章联合上奏，请求皇帝把聪颖的年轻人派往海外学习，我们就必须想象，他从孔夫子或柏拉图的时代一直生活到维多利亚时代的中期。根据曾国藩所撰写的诗文、书信、奏疏与日记等大量留存下来的资料，为他编辑一份内心生活的传略，一定是一项非常有趣的研究。仅仅用一个章节来展示所有可用的好材料，篇幅确实太短了，但这至少可以让我们从中窥视到那些生动的原则，它们指导着曾国藩的个人及家庭生活，决定着他对家乡的风俗习惯采取何种态度。
曾氏家族的家系表可以追溯到中国历史的发端，并且从孔子所处的时代就十分清晰了。曾国藩是从著名哲学家曾子算起的第70代人，而他那位远祖是孔大圣人早的门徒之一。湖南的由曾氏家族衍生出来的那个支派在元朝时定居于衡阳，17世纪移居到湘乡，世世代代在这里务农。[1]他们当中并没有人引人注目，直到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曾国藩在其文章中常称呼他的另一个名字，即星冈。他对孙儿的影响深远，而且随着孙儿年龄的增长，这种影响与日俱增。这位祖父年轻时好逸恶劳，但他听说外人预言过曾家会毁在他的手上，他便沉下心来，成了热情的模范农民与园丁。他心怀对祖先深切的敬意，个提出来建立一座像模像样的宗祠，因为他认为，祖先的神灵是所有神灵中值得敬畏的，因为他们的兴趣或影响，无论是好是坏，都一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整个家族，比那些更加遥远、缥缈的鬼神重要多了。[2]
曾国藩在这么一位个性强大的长辈陪伴下成长，有了强烈的家族团结感。他的思想中，家族也是一切的中心，他为了在兄弟和子侄之间维护井然有序的家庭生活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他那些著名的书信都与家事相关，其中有一封是他在京城身居高位时所写，当获悉祖父身患重病，他为自己在京城过着奢华的生活而双亲却在家中辛勤劳作而懊恼不堪；但同时，他很为几位弟弟的孝行而高兴。[3]他写道：
诸弟仰观父、叔纯孝之行，能人人竭力尽劳，服事堂上，此我家吉祥事。我在京寓，食膏粱而衣锦绣，竟不能效半点孙子之职；妻子皆安坐享用，不能分母亲之劳。每一念及，不觉汗下。
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诸弟读书不可不多，用功不可不勤，切不可时时为科第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属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曾国潢）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是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
曾国藩认为，家庭生活建立在孝敬父母与兄弟和睦的基础上是为重要的，但这种团结而纯粹的家庭关系，一旦因仕途上升就很容易失去它的单纯性，遭到种种威胁。所以，他时常劝诫他的弟弟们，不要放弃对农业生产的兴趣，因为家人今后必须靠此为生。他说：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我若有福罢官回家，当与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自有深固之基矣。[4]
在另一封信中，曾国藩敲响警钟，叫家人不要屈从于好逸恶劳、逃离俭朴生活的诱惑：
甲三、甲五等兄弟，总以习劳苦为要义。生当乱世，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多财则终为患害。又不可过于安逸偷惰。如由新宅至老宅，必宜常常走路，不可坐轿骑马。又常常登山，亦可以练习筋骸。仕宦之家，不蓄积银钱，使子弟自觉一无可恃，一日不勤，则将有饥寒之患，则子弟渐渐勤劳，知谋所以自立矣。[5]
在曾国藩看来，好的精神药方就是牢记他们所经历的艰难。他在1867年写道：[6]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不过，曾国藩同时还有强烈的家族自豪感，他希望家族成员的言行永远维护其已有的尊严。这意味着他们在社交中要远离那些低级官吏，以免其交往损伤到在京城身处高位的长兄的利益，也能避免他们滥用权力。曾国荃考取秀才时，按照惯例，曾国藩理应写信给主考官表示感谢，但他在家书中说他不愿意这么做，因为那个官员名声很不好。他接着写道：“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官长疑为倚势凌人。”[7]这种行为不仅会有损家族的声誉，还会让京城的高官们因曾国藩的家属在家乡的活动而给他记上污点。[8]
然而，这种家族自豪感绝不是意味着不去理睬乡下那些出身低微的家庭。曾国藩总是热衷于了解地方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熟人当中的生老病死和嫁娶。他一直希望，在家的亲人能充分而谨慎地履行好作为邻居的所有义务。1867年，他在写给大儿子的一份信中说：[9]
李申夫之母尝有二语云“有钱有酒款远亲，火烧盗抢喊四邻”，戒富贵之家不可敬远亲而慢近邻也。我家初移富圫，不可轻慢近邻，酒饭宜松，礼貌宜恭。建四爷如不在我家，或另请一人款待宾客亦可。除不管闲事、不帮官司外，有可行方便之处，亦无吝也。
在家族内部，曾国藩恪尽职守地履行着他作为长子的责任。在家书中，满是他对弟弟们的忠告，他清楚地跟弟弟们表示，不需要他们来承担他应负的责任。有一次，他以责怪的语气写道：[10]“家中之事，弟不必管。天破了自有女娲管，洪水大了自有禹王管，家事有堂上大人管，外事有我管，弟只安心自管功课而已，何必问其他哉？”稍后，也许是为了让在家中的亲人们更好地合作，他把家务交给曾国潢管理，告诉他，长辈们建立起来的良好的家庭习惯，他必须让后代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11] 对于长兄控制权的字面上的假设，弟弟们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曾国藩和弟弟们之间时常发生误会，甚至是争吵，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也是因为他的直言不讳引起的。曾国藩与弟弟曾国荃的关系则更为紧张，让人禁不住怀疑，他们从未真正谅解过对方。
1841年，曾国荃在其兄在北京的寓所念书，兄弟间发生了争执，直到父亲写信给曾国荃，警告他要恪守本分，这事才平息下来。[12]第二年，曾国荃坚持要回湖南家中，回家后，他写信给兄长，抱怨他的严厉。回信中，曾国藩不厌其烦地指出他作为兄长的责任，以及他为什么要对弟弟们严格要求。[13] 1844年，曾国藩发牢骚，对于他的指示和忠告，身边所有的人都愿意去执行，唯独他的弟弟们不愿从中受益。[14] 1854年曾国藩在长沙时，与曾国潢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曾国潢来到大营，大大加重了曾国藩失意时遭受的不顺。此后，曾国藩写信回家，告诫所有的弟弟不许再来大营，而是待在家里各尽其责。[15]或许就是这封信让曾国荃觉得，是兄长阻碍了他在官场的晋升之路。1856年，清朝廷一方局势岌岌可危，曾国藩被限制在了江西一片狭小的区域里，曾国荃在长沙坚持要招募勇丁。刚刚被任命为吉安知府的黄冕在那里“找到”了他。当时，吉安在太平军手中，黄冕接到任务，前去攻打太平军。他与曾国荃协商后，发现对方十分精明。曾国荃对黄冕说：“方吾兄战利，事无所须于我，我亦从未至营相视。今坐困一隅，我义当往赴。然苦无资力募勇。君但能治饷，我当自立一军以赴国家之急。”[16]因此，通过这位知府，而非通过曾国藩本人，这位金陵的攻取者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终其一生，曾国藩的这位弟弟似乎都在执着于跟他的兄长作对。在外人看来，曾国藩似乎已做了兄长该做的一切，甚至冒着被指控任人唯亲的风险，只为了平息弟弟不满的情绪。他把攻打安庆的指挥权交给了曾国荃，甚至在可能威胁到清廷大局的时候，还容许他这位弟弟继续担任攻打金陵的指挥官。上谕传来，建议曾国荃去杭州或上海任职，但他本人更愿意留在这个能获得更大荣耀的岗位上，曾国藩再次屈从于弟弟的心愿，将李鸿章派往江苏，将左宗棠派往浙江。[17]形势为危急的时刻，曾国荃遭到忠王可怕的打击，虽然曾国藩很想把李鸿章召来救援，但他终还是迁就了这位弟弟的心愿，帮他把这件事掩饰了过去。1864年，上谕命令李鸿章前往金陵，曾国藩只能与弟弟争论，让他欣然接受这一现实，如果不是李鸿章善体人意，这件事很难摆平。[18]虽然曾国藩一直竭力维护这位弟弟，但曾国荃却觉得兄长对自己心存偏见，他真正关心的只有国家与家族的声望。有一次，曾国荃在信中建议：兄弟之间说话不要相互抵触。曾国藩在回信中写道：“此言精当之至，足抵万金。余生平在家在外，行事尚不十分悖谬，惟说些利害话，至今悔恨至极。”[19]
关于家庭的事务，祖父对曾国藩的影响也很大。1859年至1861年之间，曾国藩的许多家信中都会谈及一两件相关的事情。祖父教他们从事以八个字概括的八项基本家务，即“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书者，所读之书也，学业不可荒废；蔬、鱼、猪者，皆农事也；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邻里，时时周旋，贺喜吊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常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20]
在另一封家书[21]中他展开了这种思考，认为他的兄弟子侄必须牢记“祖父星冈公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药医，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不扯谎也），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要[22]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此外还有“三致祥”的秘诀，即“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后一项由孔夫子的金科玉律来定义，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3]
到了1867年，他在一封家书中又重复了上述有关财富及实践居家道德的理念，十分有趣。[24]当时，他写信告诉家人，他无法将大笔的款项寄回家中。“自有两江总督以来，无待胞弟如此之薄者。然处兹乱世，钱愈多则患愈大，兄家与弟家总不宜多存现银。现钱每年足敷一年之用，便是天下之大富，人间之大福。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吾家代代皆有世德明训，惟星冈公之教尤应谨守牢记。吾近将星冈公之家规编成八句，云：‘书、蔬、鱼、猪、考、早、扫、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俱恼。’盖星冈公于地、命、医、僧、巫五项人，进门便恼，即亲友远客久住亦恼。此八好六恼者，我家世世守之，永为家训。子孙虽愚，亦必略有范围也。”
有些人认为，曾国藩不过是陈旧观念的代表人物，这种看法是错误的。他们会发现，只要事情涉及妇女在家庭生活中的地位问题，曾国藩就会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诚然，他也具有正统的观念，认为妇女应该从事纺织、缝纫、烹调等家务。在京城时，他有一次写信给祖父，为自己的妻子住得太远、不能侍奉家中老人而深感抱歉。另一封家书中，他指责已经出阁的四妹没有早起侍奉婆婆，反而躺在床上，等着别人来伺候她。[25]在长子结婚时，他写信告诫：新娘来到新家后，要指导她勤于纺织与缝纫，亲手下厨做饭，因为这是已婚妇女的主要职责。[26]另一封信中，他继续教导儿子，不要认为媳妇来自有钱人家，就可以不做这些家务。[27]
他所遵循的这些保守观念让我们难以想象，他居然会极力反对中国人所倡导的近亲通婚，并严禁相隔遥远的同姓男女之间通婚，甚至质疑这种传统的婚姻关系的合理性。为了反对近亲结婚，他表示，姐妹的孩子与兄弟的孩子一样，都是近亲，而中国世代坚持同姓不能通婚的原则，却不管其他不同姓而实际上却是亲戚关系的人通婚，这种做法是脱离实际的。[28]
星冈列出的诸多家庭主要职责中，祭祀祖先居于首位，它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从古至今的传统习俗。先祖们的灵魂能震慑住那些栖息在阴暗之处的鬼魂，因此祭祀这些魂灵是家庭生活中为重要的事情。对于星冈而言，这实际上就是家庭宗教信仰的全部。[29]在给长子的一封信中，曾国藩从他祖父的观点出发，讨论了这种祭祀：“昔吾祖星冈公讲求治家之法，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心。凡器皿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等好者亦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30]
在曾国藩看来，祭祀与墓地选址同样重要。从星冈的话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不信风水，曾国藩也不信，而且还交代弟弟们也不要相信风水。然而，从他的书信中可以看出，他十分看重祖辈墓地的选址。但他祖母下葬后，他写信给祖父，既为葬礼圆满完成表示祝贺，又大胆地询问了墓地选址是否恰当，是否留下了建牌坊、立铭碑的余地，以及墓地有没有离河太近。由于对这些问题放心不下，他建议迁坟，并非为了获得财富、声望与好运气，而是为了防蚁、防潮、防凶险，并且留下一条宽敞的通道。[31]有一种说法认为，祖坟墓址的好坏会影响家族的命运，曾国藩认同这种说法，但他也提到自己之所以选择好的墓址并不是贪图财富。
不过，风水只是有关土地的科学，在堪舆之上，有更高的法则。相较而言，曾家人更愿意顺应天道，顺从父母与祖父母的心愿。当曾国藩得知，祖父反对将祖母的坟墓迁往别处时，他吩咐弟弟们不要再费心劳神去寻找别的墓址，以免惹恼祖父，让他的病情加重，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如此一来，不论新的墓址风水多好，都不会带来好运气。[32]这一次，曾国藩决定不论吉凶，听天由命，事实证明他做的这个决定是明智的。他在7月份写道：“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33]然而，这个墓址带来的好运并未就此完结。1849年，他记录说，家族中又添三丁，他则一路升为阁学、侍郎，曾国荃也考中了秀才，这一切都让他更加相信是选了一块吉地所带来的好运，虽然他并不相信风水之说。
多年后，他的弟弟在三河战役中阵亡，他在信中列举了罗姓人家因为选了好墓址而得到好运的例子，急切地要求为弟弟选一块好墓。[34]同样，当他的叔父喜得孙儿时，他在给叔父的信中说：“今叔父得抱长孙，我祖父母必含笑于地下，此实一门之庆。而叔父近年于吉公祠造屋办祭极勤极敬，今年又新造两头横屋，刚值落成之际，得此大喜，又足见我元吉太高祖庇佑后嗣，呼吸可通，洋洋如在也。”[35]由此看来，曾国藩在这点上完全继承了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要选择合适的墓址，要小心维护祠堂，还要按时祭祀先人。
1844年至1845年期间，他家病倒了几口人。曾国藩认为这一系列的疾病可能是因为对祖坟照顾不周而引起的，于是他写信给弟弟们，让他们修缮祖坟。同时，他告诫弟弟们，不要动土，以免惊扰到祖先的灵魂。[36]1851年起，一连串的好事和坏事交替在这个家庭里发生，直到1855年年末三河发生的那场悲剧让这种起起伏伏的运势达到高潮，曾国藩和他的弟弟们都认为，只有为父母迁坟，好运才会再次降临到曾家。[37]许多史料记载，曾国藩一直以来都信奉着祖先魂灵的力量，认为必须选上好的祖坟墓址。尽管曾国藩对很多中国人的迷信活动一直保持着相当理性和谨慎的态度，然而从前文所摘录的书信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那些迷信活动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活着的人必须祭祀亡故的人。
在其他方面，曾国藩也有点迷信，但实际上他对这些迷信持怀疑态度。1838年，他乘船经过樊城河，忽然刮来一阵大风，让他身涉险境。形势危急，他急忙跪下祈求观音菩萨保佑。直到1851年，他仍对那天遭遇的可怕景象记忆犹新，写信叮嘱家人，让他们此后不要再去樊城河，还要告诫子孙也要远离那条河。[38]书信当中，他还表明自己相信天意显灵。1864年，金陵城上空乌云翻滚，白昼如夜，曾国藩认为这是上天将要灭亡太平天国运动的预兆。[39]1858年，他还在浙江和其他地区掌管军事，一道上谕传来，委任他的弟弟出任浙江的地方官员。他写信回家，说他们已故的父亲曾去南岳进香，得到了一句预言：“二珠在手，辉耀杭州。”父亲曾告诉曾国藩，他有两个儿子以后会在浙江做官，他们此行就是要去完成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已有先兆的事情。[40]
还有一次，曾国藩写家书悼念在三河阵亡的三弟，说道，“今年四月，刘昌储在我家请乩。乩初到，即判曰：‘赋得偃武修文，得闲字（字谜败字）。’余方讶败字不知何指，乩判曰：‘为九江言之也，不可喜也。’余又讶九江初克，气机正盛，不知何所为而云。然乩又判曰：‘为天下，即为曾宅言之。’由今观之，三河之挫，六弟之变，正与‘不可喜也’四字相应，岂非数皆前定耶？然祸福由天主之，善恶由人主之。由天主者，无可如何，只得听之；由人主者，尽得一分算一分，撑得一日算一日。”
从上面的阐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祭祀祖先及偶尔祭拜当地神灵之外，曾国藩并不热衷于某种系统的宗教。一开始，他只是怀疑太平天国的教义，后来作为朝廷命官前去解决天津教案的索赔要求时才解除了基督教。曾国藩有一篇关于宗教哲学的文章值得一读，其中谈到了他对佛教与基督教的态度。他认为，天主教信仰初只是帮人们盈利并发家致富的工具。如今，大多数外国牧师都很穷，尽管他们声称教会拥有很多财富，只是没有赐予他们，但他们这些话根本不能令人信服。秦汉以来，周公与孔子式微，而佛教得到发展。虽然佛教起源于印度，但现在的印度宣扬伊斯兰教。天主教起源于西方世界，但现代的西方国家已改信新教。正因为佛教教义和天主教交易都并非真正的宗教教义，所以时盛时衰。但周公和孔子之道却从未改变，它们才是立国之根本，约束人们的行为习惯，中国的各种礼仪习俗和训导教化才因此发扬光大。尽管有人想方设法要让中国人摈弃这些信条，但都没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