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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文明三部曲”总序
东方出版社将我三本分别出版的关于美国文明的书，归为“美国文明三部曲”系列再版。初觉意外，再想倒也不无道理，它们互为补充，提供读者更多的观察角度。
《缔造美国文明的40篇经典文献》是本文献史，通过精选的40篇文献来反映美国文明的生成与发展，从《五月花公约》到奥巴马演讲，时间跨度388年。编写当时，国内已有多种中英文的美国文献集，这本是专为中国非专业读者设计的，为方便阅读，每篇附有两千字导读，提供背景知识。选材不求全而求系统与代表性，使之能在有限的篇幅内清晰体现美国文明的演化过程，因其为真实纪录，故名《自由的刻度》。
《美国自由主义的历史变迁》试图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讲述美国史，也可以说是以美国的真实历史为例，来观察自由主义如何在一国实践中应时势而变迁。作为一种政治理念，自由主义又有哪些长短优劣。在实行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美国为典型，自由主义是她的主义、信念与制度，自由根植于美国文明的基因之中，因此称该书为《自由的基因》也未尝不可。
《自由的阶梯》是本评述美国文明的集子，带有更多个人解读的成分。所选主题往往是美国在确立与实施自由制度的过程中如何见招拆招，步步为营。称之为“阶梯”甚是形象，这过程既可以是逐级而上的阶梯，也不排除逐级而下的可能。
曾听闻，有中国的美国研究学者访美归来感觉沮丧，哀叹人家的研究无可企及。我倒不这么悲观，社会科学是有国界的，中美学者虽同在研究美国文明，但所处国家不同，面对的社会问题不同，各自的立场、研究目的、关注重点、服务对象，甚至研究方法也就不可能相同。美国学者可以选择在一个小镇蹲点，细细做田野考察，以小观大；或者在图书馆梳理档案，探究历史真相。我们没有这些条件，可能也没有这些关心。我们的工作可以比作隔空架桥，建构太平洋两岸理解与交流的桥梁。凭借与中国读者共享的知识背景、思维习惯、社会关注和现实考量，我们用读者熟悉的文字来介绍美国文明要点，而这未必是美国学者之长。
再说，比较出真知，从外部观察的视角，我们说不定也能看到一些美国人身在庐山而看不到的真面目。当年托克维尔不就得益于他法国人的角度，对美国民主独具慧眼，视之为历史的方向？虽然他也看到了民主的弊病，但深信人类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不可抑制。他精辟地指出美国文明的本质：“17世纪初在美洲定居下来的移民，从他们在欧洲旧世界所反对的一切原则中析出民主原则，独自把它移植到新大陆的海岸上。在这里，民主原则得到自由成长，并在同民情的一并前进中和平地发展成为法律。”这一小段话里包含了很多关键词，值得细品。也因此，“美国人所占的便宜，在于他们是没有经历民主革命而建立民主制度的，以及他们是生下来就平等而不是后来才变成平等的。”天生自由的美国人对此习以为常，未必意识到。美国人创造的是典型的现代文明，一个英属殖民地能在独立一个半世纪后迅速崛起为超级大国，必有其值得研究之处。
世界上存在过的文明形态，真可谓多种多样色彩缤纷，但可以说无一不是人类适应环境、谋求生存发展的结果。同为人类分支，我们都是历经曲折才走到今天，在这个关系日趋紧密的地球上，各文明间除了彼此了解对话、相互交流借鉴以共谋进步，还有更好的共存之道吗？
钱满素 2016/9/28
序言：信念的传承
对照其他历史悠久的民族，人们不禁会问：像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又靠什么来凝聚人心？美国人来自世界各个角落，他们种族不同，宗教各异，更无共同的历史。直至今日，代移民仍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以上。然而谁也不能否认，美国确实是一个已经形成自己特点的统一民族。答案何在呢？ 这里汇集的四十篇文献精选自美国文明史，它们勾勒出美国发展的全过程，每一篇都代表了各自的时代。从殖民开始，历经独立、建国、西扩、内战、工业化、大萧条、两次世界大战等一系列过程，一个民族在四百年中从无到有，从弱小到强大。在人类众多文明中，美国文明因其年轻而呈现出少有的清晰脉络。文献是真实的史料，是美国人对自己文明的理解，或曰信念的表达。美国的凝聚力也许就隐藏在这些文献中——美国没有世代相传的君主，但有世代相传的信念。
通篇读来，我们不难发现，美国人贯穿始终的信念无非就是《独立宣言》中所宣布的：“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他们认定，这些权利直接来自造物主，非政府所能授予，自然也不是政府所能剥夺的。 然而，虽说是天赋人权，其实却并非与生俱来。如亚当斯所言，“世界之初，君主制似乎就已经是种普遍的政府形式。国王及其一些重要的王室顾问与将领对人民实施残酷暴政。那时，人们在智力上所享有的地位，与将人与武器运往战场的骆驼与大象相比，高不了多少。”宣布人的平等即否认特权，是民众历经千辛万苦从教权与王权那里奋力拼搏而来，它标志着人类进入现代的精神觉醒与理论创新。 美国革命领袖们明白，宣言只是信念的表述，要使之成为现实，独立是步，建国是第二步。只有制定具体的法制将信念落到实处，它才能持之以恒，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显然，宣布信念的《独立宣言》和落实信念的《合众国宪法》可以说是美国重要的两个文献，其余文献大都是这两大文献的准备或延伸。 那么，《独立宣言》的信念又从何而来呢？或者说，为什么不是一些别的信念呢？这就要追溯到殖民时期了，看看美国文化的基因是什么。17世纪初，英国移民尚未踏上美洲，就签署了《五月花公约》，立约为据，自愿组成民众自治政体，开启了殖民地人民自治的先河。移民带来的美国文明的种子源自新教信仰，它肯定个人的良知与判断之权，日后逐渐演变为表达自由与人民自治等信念。在波澜壮阔的大西洋保护下，英国移民在北美终于按自己的方式立约建教会，建政府，形成了法治和自治的传统。 当然，在清教领袖温斯罗普言之凿凿地谈论“生民百姓历来尊卑有别”时，美国距离“生而平等”的信念还隔着一个半世纪。但仔细阅读却能发现，其间并不存在不可跨越的鸿沟，因为温斯罗普将尊卑有别视为上帝的有意安排，旨在确保整体的存活和福祉。他强调的是“人”作为上帝造物的共同福利，在本质上并不鄙视卑贱贫穷者，而是以兄弟情义待之，齐心合力去追随基督。 在与宗主国的关系中，殖民地人民越来越坚守自己的这份自治权，终于一步步走到彻底摈弃君主制。他们不惜冒叛乱之险，以“不自由毋宁死”的精神，豁出去打一场独立战争。他们以天赋人权、反抗暴政为名，向英国和全世界铿锵有力地宣布了独立的理由。对内，《独立宣言》是向全体美国人庄严许下的一个诺言，美国此后的维权运动——无论政治权、经济权、民权、女权……无不以此为依据。
阅读这些文献可以看出，美国人的其他信念都是从天赋人权派生出来的，重要的又莫过于关于政府的信念，其核心就是界定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政府乃人民立约而建，目的是保障每个人的天赋人权。第二，政府的权力乃人民授予，个人将自己的部分权利交给政府，以换取政府的保护，其余权利仍由个人保留，它们不是政府所能剥夺的。第三，从授予与被授予的关系来看，政府的合法性完全在于人民的认可。因此，当政府违背这个初衷时，人民自然有权改变它，而不是由政府来改变人民。一个高高在上发号施令的政府是美国人所不能接受的。 鉴于长期以来教权与王权相互勾结对人民造成的残酷侵害，鉴于权力所具有的自我扩张本能，美国人的对策是：一，不设国教，政教分离，宗教退出政治领域。二，政府权力必须受到限制，以防止它危害人民。但是将权力关进笼子谈何容易，不能说说而已，也不能靠当权者的自我约束，而是必须实打实地由法律和制度来落实。制宪者们煞费苦心，竭力在赋予政府权力和有效限制权力之间寻找平衡，他们找到的办法就是分权制衡——每设立一项政府权力，便同时设置对它的制衡，三权分立，相互牵制，以防一权独大。宪法不仅逐条列出赋予政府各部门的权力，还逐条列出禁止它们行使的权力。但即便如此，美国人对它还是很不放心。于是，在通过宪法的同时，附加了统称为“权利法案”的前十条修正案，明文规定必须保障的公民权利，特别是信仰和言论之权。作为对政府滥用权力的后屏障，“权利法案”在美国政治生活中意义重大。 限制政府权力的信念根植于民间，这似乎不难理解。值得注意的是，它同样也是美国当权者的信念。从华盛顿到奥巴马，历任总统都认同并遵守这一点。作为总统，宪法是他们行使权力的依据和目的，就职宣誓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我必忠诚地执行合众国总统的职务，并尽我的能力，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不论党派，几乎每个总统都发表过关于限制政府权力的言论，杰斐逊说：“管事少的政府是好的政府。”林肯说：美国人民在创建政府体制时，“十分明智地仅只赋予其公仆一点小小的权力以防酿成祸害，而且还以同样的明智作出规定，在短时期以后又把这点小小的权力收回到他们自己手里”。到了当代，里根更是毫不避讳地扬言：“在目前这场危机中，政府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关键；政府本身才是问题。”唯有罗斯福，为应对大萧条的紧急状况，曾要求赋予其战时领袖的广泛行政权力，但他从不敢忘记自己的宪法权限。 自然，宪法作为人制定的产物，不可能至善至美，但若以宪法之缺陷为由来违宪，则无异于以大恶治小恶。因为宪法的错误是可以通过合法的修宪来纠正的，而无视宪法将彻底破坏法治，是国将不国的开始，社会将从此不得安宁。华盛顿在告别政坛时谆谆告诫道：“我们政府体制的基础，乃是人民有权制定和变更他们政府的宪法。可是宪法在经全民采取明确和正式的行动加以修改以前，任何人对之都负有神圣的义务。”同理，林肯在面对宪法所默认的奴隶制时，不得不慎之又慎，宁可迂回曲折，也决不踩着宪法往前走。 那么，在宪法的缺陷得到修正之前，一个秉持正义的公民又该怎么办呢？梭罗提出了他的公民不服从。他认为，如果服从当时那个对外向墨西哥开战、对内维护奴隶制的美国政府，便是为虎作伥，未尽到公民之责。他相信在法律之上还有道义，因此发动了“一个人的革命”，以拒绝纳税的方式抗拒这个作恶的政府。梭罗这一冒险犯法确实站到了历史的公正一边，但以个人判断对抗法律无疑具有潜在危险，梭罗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心甘情愿地走进牢房。在梭罗的事件中，值得关注的是公民表达不同意见——甚至反对宪法和政府——的权利和意义，这正是美国得以进步的关键。 由于历届政府对宪法的尊重，其不完善的部分不断得以修正。宪法是人民制定的，虽然修宪是件极为审慎庄重之事，但仍然可能犯错，幸而错误可以通过再次修宪来纠正。同样，法院虽然一言九鼎，但他们对宪法的错误诠释也同样可以被推翻。如内战前德雷德·斯科特案中否定黑人公民身份的判决、1896年普莱辛诉弗格森案中关于隔离而平等的判决，它们或是通过修宪，或是通过新的判决，终都被推翻。这样的信念和实践使宪法成为能够与时俱进的活的文件，也使它能始终保持根本大法的尊严和威力。当奥巴马说“美国能够发生嬗变，这是这个国家特有的天赋”时，想必是深有感触的。
除了对法治的共同信念外，文献中引人注目的就是对教育的重视了。再好的制度建立后还是要后继有人，国家的一切归根结底靠的是公民的素质。教育在民主国家中尤为重要，因为与仅需服从的臣民不同，共和国的公民负有自治的重任，在投票箱之上，别无更高的裁判。多数人如果判断错误，没有人可以强迫他们放弃，因为他们不仅享有言论自由，更握有手中的一票，而修宪这样的大事就由人民来决定。依仗教育来提高人民的判断能力，始终是美国人视为基本而又紧迫的大事。 以禁酒为例，美国从19世纪上半叶起，民间就发起强劲的禁酒运动，他们将酒视为万恶之源，一直努力推动立法禁酒。终于到了1919年，借助一次大战后对粮食需求的增长，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获得通过，美国实行全国禁酒。想想通过一个宪法修正案是何等不易，不能不说禁酒运动真的很得人心。但这一举动虽然出于良好意愿，却未免天真而不切实际，以至于不得不在四年后通过第二十一条修正案将其废除。 在民主制中，不能强制人民不犯错误，好在人民总体上是讲道理的，犯了错误还可以改正。也许有人会问：“不是还有总统、国会、法院吗？”但政府只是宪法设置的部门，只能在宪法的范围内行使权力，他们怎么有权反过来修改授予他们权力的宪法呢？宪法必须由人民按照法定程序来制定与修正。宪法句“我们，合众国的人民”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可见，民主是包含着风险的，但我们不得不说，与专制相比还是更安全一些，因为如果承认政府的目的是保护人民利益，那人民自然是自己利益好的守护者。确实，如果说人民不能管理自己，那么谁又有资格去管理人民呢？ 美国始终将教育视为头等大事，这是人民自治的原则所要求的。从殖民开始，新教徒们便颁布强制教育的法令，为的是人人能够阅读圣经，理解上帝，保持虔诚，由此也形成了教育民办的传统。建国后，联邦政府对教育和知识传播的重视是一贯的，华盛顿认为道德是民意所归的政府所必须的原动力，他请大家“把普遍传播知识的机构当作重要的目标来加以充实提高”。杰斐逊也高度重视知识传播，因为在民主制中，“一切流弊都交由大众理智的法庭进行裁断”，对公民理性的要求自然远远高于臣民。无知而盲从的民众也许更容易管理，但不能组成伟大的民族。19世纪美国开始实行公民义务教育，公共税收支持的公立学校从小学扩展到中学，并通过赠地法案，普设州立大学，降低高等教育门槛。美国公民个人对教育的捐助更是十分普遍而自觉的行为。 政府的一项重要责任就是保障公民发挥个人才干的权利，唯有人尽其才，国家才可能兴旺，而教育就是开发和培养人才有效的途径，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说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爱默生说：“世上一切伟大光辉事业，都比不上人的教育。”美国公立学校之父霍勒斯·曼将公共教育视为人类阶级差异的平衡器，提倡对下一代进行体育、智育、政治、道德、宗教的全面教育，这对美国制度和信念的延续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1950年代，法院对布朗诉托皮卡*的判决冲破了公共教育中的种族隔离，对当时的美国起到几近颠覆的作用，其目的正如沃伦所言:“我们认识到教育在我们这个民主社会中的重要性。在履行我们基本的社会职责时，甚至在军队服役，教育都是必要的。教育是良好的公民品德的真正基础。”
本书文献大多为契约、宣言、演说、报告、法律、公告、判词、辩词等，概而言之，都是公布于众的文字，可统称为“辞令”。辞令是人的语言表达，目的主要是为自己的行为陈述理由，如《独立宣言》开篇所云，是“出于对人类舆论的尊重”。顾及舆论，是讲道德的人类社会的特殊需要，有别于狮子吞食羔羊时不必作任何解释的丛林原则。纵观这些文献，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纵然几百年间风云变幻，辞令却令人惊讶地一致。 不言而喻，独立宣言发表之初，美国的现实距离信念的理想还很遥远。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原则一经发布，辞令似乎便不再改变。发言者无论地位高低，也无论来自政府或民间，使用的都是这同一套辞令。倒不是说美国历史中没有出现过别的说辞，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人类思想史中的许多都在美国出现过，但任何说辞只要违背这些基本原则，就休想进入思想舆论的主流。诸如维护奴隶制、鼓吹种族歧视、排外、三K党、原教旨主义、纳粹言论、麦卡锡主义，等等，它们也都曾在一时一地甚嚣尘上，但终将如过眼烟云，再无人念及。这验证了威廉詹姆斯所言：只有“被人具体证实过的信念才是整个上层建筑的支柱”。 辞令不再改变，并不是说辞令和现实就没有距离了，美国几百年中新问题层出不穷，然而每当时局变化，应对之策不是去改变辞令，而是去努力兑现。因此，当代表奴隶制的南方宣布脱离，挑战联邦时，兑现人类平等的信念就意味着铲除奴隶制，哪怕打一场全面内战。当南方实行种族隔离时，兑现就意味着必须废除种族隔离，甚至以有倾向性的“赞助性反歧视法”来补偿历史的亏欠。独立宣言向全体美国人民许下了一个天大的诺言，这也许比宣布独立的意义更为深远，它为美国日后一次又一次的变革提供了依据和原动力。两百年后，马丁·路德·金以同样的辞令宣称：“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给予所有的人以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为什么马丁·路德·金如此大声疾呼美国兑现诺言？因为他相信这不仅仅是辞令，而是美国认真许下的诺言。民权运动的浪潮也充分表明，这个诺言得到大众认可。当一个国家上上下下都认真对待诺言时，梦想就可能实现。 可见，辞令的价值在于言者的态度，当辞令停留在语言时，或华丽高贵，或深奥虚玄，或气度不凡，但仍然只是一种修辞艺术。倘若言者自己不当真，哪怕真理的辞令也会沦为软弱的空话，甚至厚颜无耻的托词。然而当辞令被当真时，它们就转化为信念——乃至世代相传不可动摇的信念，使言者不顾一切地去实施它，作为积极生活和社会变革的坐标。 钱满素
富兰克林·罗斯福 四大自由 （1941） ……世界大战在一九一四年骤然爆发的时候，这场战争对我们美国本身的前途似乎仅有轻微的威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民开始体会到各民主国家的沦陷对我们美国的民主制度会意味着什么。 我们无须过分强调凡尔赛和约的缺陷。我们也无须反复谈论各民主国家处理世界性破坏问题的失败。我们应该记住，一九一九年的和约与早在慕尼黑会议以前就开始的“绥靖”相比，其不公正的程度要小得多；而在那力图向世界各大洲扩展的暴政新秩序下，这种“绥靖”仍在延续着。美国人民坚定不移地反对那种暴政。 每一个现实主义者都知道，民主的生活方式目前正在世界各地遭到直接的进攻——或者是武力的进攻，或者是秘密散布的恶毒宣传的进攻。散布这种宣传的是那些企图在仍然维持着和平的国家中破坏团结挑起不和的人。十六个月来，这种进攻已在数目惊人的一批大小独立国家中毁掉了整个民主生活的方式。进攻者仍在步步进逼，威胁着大大小小的其他国家。 ……作为你们的总统，执行宪法加诸于我的“向国会报道联邦情况”的责任，我认为必须向你们报告，我们国家和我们民主政治的前途与安全，已经和远离我们国境的许多事件不可抗拒地牵连在一起了。 以武力保卫民主生存的战争，现正在四大洲英勇地进行。倘若这场保卫战失败，所有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人口和一切资源，均将为征服者所控制。这些人口和资源合计起来，远超过整个西半球的全部人口和资源的总数——超过很多倍…… 任何现实的美国人都不能期望从一个独裁者的和平中获得国际上的宽容，或真正独立的恢复，或世界性裁军，或言论自由，或宗教信仰自由，或者甚至公平的贸易。这样的和平决不会给我们或者我们的邻国带来任何安全。“那些宁愿放弃基本自由以求一时安全的人，既不该享有自由，也不该得到安全。”…… 我近曾指出，现代战争可以多么迅速地将武装攻击带到我们的身旁，如果独裁国家打赢这场战争，我们就必须预计到这种攻击的到来…… 当务之急是，我们的行动和我们的政策都应首先针对（几乎是专门针对）如何对付这种来自国外的危险，因为我们所有的国内问题现在都已成为这一逼近眉睫的问题的一个部分。正如在国内事务上，我们的国策是以尊重国门以内所有同胞的权利和尊严为基础，在外交事务上，我们的国策也以尊重所有大小国家的权利与尊严为依归。道德的公正原则后将会并且也必然会获得胜利。我们的国策是： ，在明确表达公众意愿以及排除党派偏见的情况下，我们致力于全面的国防。 第二，在明确表达公众意愿以及排除党派偏见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对于任何地方反抗侵略致使战火没有燃到我们西半球来的所有英勇民族，予以全力支持。我们用这种支持，来表示我们对民主事业必胜的决心；我们要加强我国本身的防御和安全。 第三，在明确表达公众意愿以及排除党派偏见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声明，道德的基本原则和我们对本身安全的考虑，将永不容许我们默认由侵略者所支配和绥靖主义者所赞许的和平。我们知道，持久和平是不能以他人的自由为代价买来的…… 新情况不断为我们的安全带来新的需要。我将要求国会大量增加新的拨款并授权继续进行我们已开始的工作。 我也要求本届国会授予足够的权力与经费，以便制造多种多样的额外军需品与战争装备，供给那些现已与侵略国实际作战的国家。 我们有效和直接的任务，是充当他们和我们自己的兵工厂。他们不需人力，他们所需的是价值以十亿美元计的防卫武器。 用不了多久，他们即将无力用现款偿付这些防御武器。我们不能也不会只因为他们无力偿付我们知道他们必须拥有的武器，便告诉他们必须投降。 我不会建议由我们贷款给他们，再由他们用该款支付购买武器的费用——一种需用现金偿还的贷款。 我建议由我们设法使那些国家继续从美国取得作战物资，并使他们的订单与我们自己的计划配合起来。一旦时刻到来，他们的几乎全部军用物资都会有利于我们自己的防卫。 根据富有经验的陆海军权威的建议，并且考虑到什么是有利于我们自身安全，我们可以自由地决定应该在国内保留多少，应该运给我们的外国朋友多少。他们坚定英勇抗敌，使我们赢得时间为我们自己的防卫作准备。 让我们对民主国家申明：“我们美国人极为关怀你们保卫自由的战争。我们正使用我们的实力、我们的资源和我们的组织力量，使你们有能力恢复和维系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们会给你们送来数量日增的舰艇、飞机、坦克和大炮。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我们的誓言。”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不会因独裁者的威胁而退缩不前，这些人认为我们对那些胆敢抵抗他们侵略的民主国家进行支援，是违犯国际公法，是战争行为…… 未来几代美国人的幸福，可能要看我们如何有效而迅速地使我们的支援产生影响而定。没有人知道，我们要面对的紧急处境是属于怎样一种性质。在国家命脉临危的时候，国家的双手不能受缚。我们全体都必须准备为那种和战争本身一样严重的非常时期的要求，作出牺牲。任何阻碍迅速而有效地进行防卫准备的事，都必须为国家的需要让路…… 如同人们并非单靠面包生活一样，他们也并非单靠武器来作战。那些坚守我们防御工事的人以及在他们后面建立防御工事的人必须具有耐力和勇气，而所有这些均来自对他们正在保卫的生活方式所抱的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所号召的伟大行动，是不可能以忽视所有值得奋斗的东西为基础的。 美国民主生活的保持是与个人利害攸关的，举国上下，对于促使人民明白这一点而做的种种事情，都非常满意，并且从中汲取了巨大力量。那些事情使我们人民的气质坚强起来，重建了他们的信心，也加强了他们对大家准备保卫的各种制度的忠诚。当然，现在并非停止考虑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时候，这些问题都是社会革命的根本原因，而这种革命则是今天世界的一个主要因素。 一个健全巩固的民主政治的基础并不神秘。我们人民对政治和经济制度所抱的基本期望十分简单。它们是：给青年和其他人以均等机会；给能工作的人以工作；给需要保障的人以保障；终止少数人享有的特权；保护所有人的公民自由权；在生活水平更普遍和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享受科学进步的成果。 在我们这个混乱和复杂的现代世界中，这些是决不应忽视的简单而基本的事项。我们的各种经济和政治体制的内在和持久的力量，取决于它们满足这些期望的程度。 有不少与我们社会经济有关的事项，需要立即改善。例如：我们应当使更多的公民得到老年退休金和失业保险的保障。我们应当扩大那种使人们得到充分医疗照顾的机会。我们应当制订一套更好的制度，使那些应当并需要获得有薪职业的人们能够就业。 我曾经号召大家作个人的牺牲。我已得到保证，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心甘情愿响应我这个号召…… 在我们力求安定的未来的岁月里，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 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人人有以自己的方式来崇拜上帝的自由。 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这种自由，就世界范围来讲，就是一种经济上的融洽关系，它将保证全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过健全的、和平时期的生活。 第四是免除恐惧的自由——这种自由，就世界范围来讲，就是世界性的裁减军备，要以一种彻底的方法把它裁减到这样的程度：务使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向全世界任何地区的任何邻国进行武力侵略。 这并不是对一个渺茫的黄金时代的憧憬，而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一种世界的坚实基础，这种世界，和独裁者想用炸弹爆炸来制造的所谓“新秩序”的暴政，是截然相反的。 对于他们那个新秩序，我们是以一种伟大的观念——道德秩序来与之相对抗的。一个优越的社会，是可以同样毫无畏惧地面对各种征服世界和在国外制造革命的阴谋的。 自美国有史以来，我们一直在从事改革——一种永久性的和平革命——一种连续不断而静悄悄地适应环境变化的革命——并不需要任何集中营或万人冢。我们所追求的世界秩序，是自由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在友好、文明的社会里共同努力。 这个国家，已把它的命运交到它千百万自由男女的手里、脑里和心里；把它对于自由的信仰交由上帝指引。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人权都是至高无上的。凡是为了取得或保持这种权利而斗争的人，我们都予以支持。我们的力量来自我们的目标一致。 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的观念，我们是不获全胜绝不休止的。
* 译文选自《美国历史文献选集》，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1985年。
罗斯福题为“四大自由”的演讲是1941年1月对国会的一次发言。当自由主义在全球都受到威胁的时刻，富兰克林·罗斯福重申了自由的价值，为处于经济萧条和政治彷徨的世界指明了方向，使处于战争深渊和战争危机边缘的人们明确胜利的希望和为之战斗的意义，巩固了美国的自由传统并为战后把自由价值推向全球做好了准备和铺垫。 有关这次演讲的背景起码有两个方面是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国际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一次偶发事件，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未能平衡各个国家的利益，巨额的战争赔款和割地更是埋下了祸根，但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还是1929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1920年代的世界原本就包含了许多不安定因素，一战结束以后留下的几个破碎的帝国分别走上了不同的探索之路。1922年建立的苏联正在尝试人类历大胆、激进的改革之时，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苏共政府由经济上的国家垄断终走向政治独裁。同样，为了解决经济危机，德国人选择了GDP增长的魔术师——希特勒。希特勒创造了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经济奇迹，从1932年到1937年，德国国民生产增长了102%，国民收入也增加了一倍。环顾在经济危机中苦苦挣扎的邻国，难怪就连一向理性冷静的德国人也为之倾倒。经济激增，加上希特勒利用凡尔赛和约中的不平等条款挑动了德国人狂热的爱国主义热情。事实证明，这种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从一开始就被希特勒玩弄于股掌之间，并终导向邪恶的用途而以德国人惨败收场。利令智昏，为了摆脱一时的经济困难，为了追求短暂的虚假繁荣，满足长期处于卑下地位的民族虚荣心而放弃了文明社会基本的价值：自由和法治。德国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但是1941年的世界还远未看到这样的结局。相反，当时的苏联和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法西斯在欧洲其焰正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结为轴心国，法国陷落，英国独力难支，眼看着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生活方式将为独裁、专制和极权所取代。“存在即合理”，强权即正义，人们是否已经准备接受这样的命运？ 当希特勒以亢奋的高音在全欧洲开足了舆论机器，为他的“奋斗”，为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大加宣扬之时，罗斯福在美国国会心平气和的这次发言不啻是一剂头脑清醒剂。“四大自由”言简而意赅，于斯大林的红色恐怖和法西斯的乌烟瘴气之中，清明可见。 值得注意的第二个方面是美国国内的民情。20世纪以前的美国人是奉行“孤立主义”的国民，他们奉行华盛顿的卸任告诫，不愿卷入欧洲的是是非非。随着美国国力的强盛，把美国价值推向全球的意愿日益强烈，从门罗的美洲人事务论，到一战时威尔逊的全力斡旋，美国人已经开始意识到美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力量，正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展现。但是要说服只关心国内事务，关心当地事务的美国人卷入一场远在另一个大陆的战争绝非易事。尤其是美国人当时正后悔卷入次世界大战，这场在战前被吹捧为“结束一切战争的大战”被证明只是几大帝国争权夺利的产物，战后美国代表团颇具理想主义的提案未被采纳，国内的反战情绪更是高涨。 罗斯福深知他的首要任务是使美国人明白他们正在面临的危机的性质。他首先为美国人做了一道简单的算术题：“倘若这场保卫战失败，所有在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的人口和一切资源，均将为征服者所控制。这些人口和资源合计起来，远超过整个西半球的全部人口和资源的总数——超过很多倍……”而题目的答案一目了然：“任何现实的美国人都不能期望从一个独裁者的和平中获得国际上的宽容，或真正独立的恢复，或世界性裁军，或言论自由，或宗教信仰自由，或者甚至公平的贸易。这样的和平决不会给我们或者我们的邻国带来任何安全。”本着实用主义的精神，罗斯福敦促国会实施租借方案：美国将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但是作为卓越的政治家，罗斯福更深切地知道，“人们并非单靠面包生活”，“他们也并非单靠武器来作战。”他必须为美国人提供为之战斗的理由和信念，这就是“四大自由”：“是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第二是宗教信仰自由；第三是不虞匮乏的自由；第四是免除恐惧的自由。” 四大自由虽然是针对当时国际国内的情况提出的，但同时也是美国珍视自由传统的总结和逻辑发展。七十年以后回顾罗斯福当年提出的四大自由，深深觉得人类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仍然是任重而道远。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从来也没有真正地实现，在言论自由受到法律保障的国家，舆论被操纵、多数的暴政还仍然是表达自由的障碍；更遑论在许多国家和地区，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人类作为文明的社会动物的基本标志——思想和交流的自由被制度性地压制和剥夺。信仰自由本身就是思想自由基本的一部分，在世俗权力日益强大，精神生活日益萎缩的后现代环境，重新拷问信仰的自由也许并非毫无意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对资源的争夺日趋激烈，从占领华尔街的美国人到世界各地经济正义的呼吁呐喊之声，不禁让人心生疑窦：在一个文明的社会中，是否每个人都可能享有不虞匮乏的自由？如何才能让人们既不虞匮乏，又兼顾公平和正义？至于免除恐惧的自由，在“9·11”之后的世界又有了新的解读。 四大自由也许永远也无法在不完善的人类社会、不完美的人身上实现。但是在经济萧条、大战临近之际，罗斯福没有以利益相诱惑，以强权相威逼，以峻刑相威胁，却是重申了美国人一向追求的“自由”这一道德价值，加以理性的阐发，足见其政治立场。而美国人在连年萧条，他国作战，事不关己的情形之下，能坚守自由价值，做出正确的选择也体现了自由制度本身的成果——政治思想成熟的民情。在政治上，美国人没有向集权的倾向让步，对罗斯福的尊敬和推崇反而使他们对权力的集中更加警惕，在战后正式通过宪法修正案，规定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两届。外交上没有明哲保身，而是积极地投身到自由保卫战中，在中国、英国等国家无法负担战争物资的情况下，大量甚至免费提供武器和其他供给，后并派出军队赴世界各地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经济上以危机为契机，把社会福利制度引入自由体制，加强了自由制度的根基。福利制度虽然有诸多不足，但毕竟为进一步的改进提供了一个基础。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曾有各式各样的理想国、乌托邦被描画，也有各种道德、价值被高举，探其究竟，有多少是为独裁和专制粉饰，有多少是愚民弄权的手段，又有多少是真正为百姓小民的福祉利益着想的呢？四大自由本身也许并非完美，但它所关注的，的确是文明社会中每个个人基本的权利，而保有这些自由，不仅对个人至关重要，对于一个健全文明的社会同样意义深远。 ——张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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