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未有知识史。”1993 年，管理学家、未来学家彼得·德鲁克如是说。他预言“接下来的几十年”，这将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然而他的预言滞后了：学界对知识史逐渐增强的兴趣早已显现——历史学著作是这一潮流的佐证：包括《知识就是力量》（Knowledge is Power，1989）、《知识的领域》（Fields of Knowledge，1992）和《殖民主义及其知识形式》（Colonialism and its Forms of Knowledge，1996）。
撰写《知识社会史：从古登堡到狄德罗》（2000）时，在“知识社会学”的先锋、匈牙利人卡尔·曼海姆的影响下，我仍自以为掌握着主动权。然而回想起来，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显然我也是被“知识社会”大讨论激发了热情的学者之一。也正是这一讨论引发了前文德鲁克的预言。1998年，已经有两位研究这一主题的学者提出了“知识热潮”（knowledge boom）的概念。2000年以来，这个趋势在出版行业、研究项目中的反应日益增强，尤其是在德语国家之间。
本书既可以自成一体，也可以作为《从古登堡到狄德罗》的一个延续（我希望不久后能出一个修订版，把两本书合为同一个题目：《从古登堡到谷歌》）。本书起源于个人的好奇心，以及回答这一问题的尝试——“我们通过什么途径到达了现在这个知识大综合的阶段？”鉴于退休已把我从职业“阶段”和“领域”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此时沉浸于这份好奇心要比之前容易得多。
本书延续了《从古登堡到狄德罗》的形式，用宏观视野来审视从《百科全书》（1751—1766）到维基百科（2001）这段时间内学习世界的变化，主题涵盖众多过程：数量化、世俗化、职业化、专门化、民主化、世界化和科技化。
然而，反向的趋势也不容忽视。如果这本书有一个宗旨的话，那就是相反趋向的共存和交融的重要性。这是一种对抗性的、时不时地坠入失衡状态的平衡。知识的民族化与国际化、世俗化与反世俗化、职业化与业余化、标准化与传统习俗、专门化与不同领域的交融，以及民主化和反对或者限制民主的运动，这些潮流全都同时存在。即便是知识的积累也在某种程度上被它的损失所抵消。似乎只有科技化在毫无阻碍地大步向前。
如同其他历史一样，知识的历史通常也是以国家为背景书写的，这往往会给读者以夸大特定国家公民成就的假象。以极地探险为例，在这个背景下，英国人会想起罗伯特·斯科特和欧内斯特·萨克里顿，美国人会想起罗伯特·皮尔里，俄罗斯人会想起奥托·斯米特，挪威人会想起弗里乔夫·南森和罗尔德·阿蒙森，瑞士人会想起阿尔弗雷德·纳特霍斯特，芬兰人会想起阿道夫·诺登舍尔德，而丹麦人则会想起库纳德·拉斯穆森。为了弥补这种国家地域的偏见，本研究明确地采用了比较方法。
本书主要关注西方，但尽力不囿于“五大国”（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和美国），至少时不时地将欧洲其余国家和拉丁美洲也纳入考察范围。例如，荷兰这样的小国也有大量对其自身知识的研究——殖民知识、科学史、博物馆史，等等。
这里涉及的广泛主题都产生过大量的优秀著作，尤以科学史为著。大多数这类专题著作都局限在某一个学科领域内。然而本书为了避免上述学科和民族的偏见，采取了比较的方法。后面的努力，就是试图写出一个宏观的综述，生产提纯出蒸馏后的产品，或者更确切来说，是科学史学家们所说的“搜查、重组、时不时调整我历史学家同事们的作品”。这个任务的另一方面是补充缺陷，因为某些主题所受到的学术关注远少于其他主题。同时，为不同地方和领域的发展找到联系也是任务的一部分。
本书重要的一点是要展现一幅专家们常常视而不见的全面图景，一幅综合描述了专业化自身的图景。这幅涵盖了约1750年至2000年阶段的全面图景将会拿来同现代前期（即约1450年至1750年）比较，从而定义自身。我学术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奉献给了后者。然而，现代前期和现代后期的联系也不容忽视，如当代意识中大家熟知的“信息过载”问题。我希望能够推动两种交流较少的学者（即现代前期史学家和现代后期史学家）之间的对话。
本书的题目给出了两个需要讨论的基本问题：什么是社会史？什么是知识？
社会历史
首先，“社会的”显然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字眼。这里主要用来指代1750年到2000年的思想史带来的影响。
本书不会忽视思想史中那些赫然独立的大思想家，他们的确作出了巨大贡献，下文会提及其中约八百位，这对读者来说或许有点多了，但这一做法是为了平衡对抽象的总体趋势的简要概括。然而本研究的主角是社会学家所谓的“知识持有群体”（knowledge-bearing groups），主要是但不仅限于小型的、面对面接触的团体，以及“知识产生机构”，即那些有规律地会面、追求共同目标的小团体，他们中有从主教到教授，从总理到CEO等的不同社会角色。
波兰社会学家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提过“知识个体的社会角色”的概念，此书也会涉及知识持有人所属的众多社会角色，如大学、档案馆、图书馆、博物馆、智库、学会以及科学期刊等知识机构。同时，也将探讨知识如何被制度化的问题。
本书无法省略概念，没有它们就不能理解传统。但本研究更强调概念的外部历史而非内部演变，更强调思想环境而非思想问题本身。举例来说，本书研究的重心将会落在爱因斯坦曾作为成员之一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之上，而非他的相对论；抑或是爱德华·汤普森关于华威大学的评论，而不是他对英国工人阶级形成的研究。
本书也会涉及小型的面对面的知识团体，不管它们是合作伙伴抑或竞争对手。这些小型的团体所作的贡献常常被个人据为己有。除却那些英雄主义探险家的传奇，至19世纪晚期，“探索的动力已经来自团体，而非个人”。同样的，在这个历史阶段，实验室研究也逐渐地变为团队活动。
总而言之，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早期社会学，涉及考古学、人类学、地图绘制学甚至医药学等诸多学科。其实这本书可以被看作一部知识的历史社会学。如同社会学家一样，它强调知识是相互联系的这一事实，这与那些躲在世界遥远角落——实验室、天文台、图书馆，或者别的什么象牙塔——里的学者的传统观念恰恰相反。学者们的确需要“自己的空间”来远离干扰地做研究，但是这种疏离是相对的。他们把这个世界，包括政治，带入了自己的实验室中。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常常，恰如第四章所描述的那样，用于全球性的目的。
因此本书，正像其中某一小节那样，可以被命名为“知识政治史”，但事实上它的目标更为广泛。“社会的”这个词如同一把伞一样覆盖了经济史、政治史，以及狭义上的社会史。另一种可能是称本书为“知识的历史生态研究”，鉴于它涉及资源竞争所导致的分化、所需的有利环境，如特殊机构、领域，以及全才之类学者的适当位置。
第三个可能的标题是“知识文明史”。“知识文明”（或者说“认识论文明”，或者德语的Wissenskulturen）这个表达正逐渐通行，而且显然相当有效，尤其是这里的知识概念是复数。随之而来的通常的实践同样也能被描述为文化的或者社会的，例如观测、绘图或者记录。同样的，对机构的强调似乎需要“社会的”这一表达，这样做的额外好处是能唤起知识社会学近一个世纪的传统。
知 识
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知识？”这听上去与弗朗西斯·培根描述“开玩笑的彼拉多”的问题中“什么是真理”十分相似，但他“从不耐心等待答案”。步或许是要把知识从波兰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所说的“信息原材料”中区分出来。“我们正淹没在信息中，但却迫切渴求知识”。或许我们是“信息巨人”，但可能变成“知识侏儒”。
借用另一位著名人类学家，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的一个比喻：信息可以看作生的原材料，而知识是经过烹调的食物。当然，信息只是相对来说比较“生”，因为“数据”完全不是“客观”地被提供的，而是由人类充满了假设和偏见的大脑感知得来的。不过，知识是经过“烹调”的意味着它是被加工过的。这个加工的过程，在第二章中将有充分的讨论，包括了确认、批评、测量、比较和系统化。
知识或者说知识的传统应该被看作多元的，正如米歇尔·福柯在20世纪70年代做的那样。尽管直到现在，知识是单一的对于大众来说仍是个熟悉不过的判断。这里要再次引用彼得·德鲁克的话：“我们已经从知识转向了知识集群。”当伦敦的出租车司机说到“知识”的时候，他们的真正意思是首都的地形。这与那些持有“我不知道的便不是知识”这种假设（它被错误地归咎于本杰明·乔伊特［牛津贝利奥尔学院院长］）的人有着天壤之别。知识也许可以划分为显性的和隐性的（或者说不言而喻的）、纯理论的和应用的、地方的和世界的。尽管很少有人书写技艺的历史，但是“‘知道如何做’显然应该占有与‘知道那样做’等同的一席之地”。相同的情形，已经被支配或征服的知识（saviors assujettis）也应该拥有与占支配地位的知识相同的地位。这个问题存在政治的维度，“什么是知识？”谁有权威来决定什么是知识？
正如西方一贯的做法，本书主要关注学术知识。因此，更为精确的题目应该是“西方学术知识史”。问题在于，除了显得很笨拙，这个题目还给人以知识是孤立的错误印象。
实际上，不同知识间的互相作用是本书的重中之重。因此，会重复提及侦探和间谍、政府和公司，还有新兴学术领域，如化学、经济学、地理学和实际应用知识，如药剂学、商学、采矿学之间联系的讨论。比如说，亚当·斯密是格拉斯哥政治经济俱乐部的成员，他著名的《国富论》（1776）受益于他和其他商人成员的讨论。确实，有人认为英国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并无学术或者其他官方认证的形式的推动”。
此外，学术和情报工作间的界限也常常被打破，尤其是但不仅局限于战争时期。在美国，战争时期的战略服务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招募了大批教授。在英国，彼得·罗素，因其在西班牙研究中作出的卓越贡献而闻名，并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了秘密特工。而艺术史学家安东尼·布朗特则同时为军情五处（MI5）及其苏联对手苏联内卫军（NKVD）工作。
从地理角度上说，尽管本书的重点放在欧洲和美洲，但世界其他地方同样也会被纳入讨论范围，比如19世纪的埃及、中国和日本。这种讨论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在这个阶段西方知识传播到了西方外的世界。不过“传播”（spread）这个词暗指了转移的过程中知识不会改变，因此并不恰当。更现实的做法是将其想象成主动的接受，是西方之外的个人和团体为了自己的目标而接受并改造西方的知识。另一方面，讨论非西方世界是必需的，因为在相对更近的时代有种反向的知识流动，其重要性已经（虽然是直到近）在西方获得认可。例如，这一时期的探险家们和早期近代时期相同，都依赖于本土的向导和地图。植物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学者亦是如此，即便他们以个人的名义呈现终的“发现”。
显然这是一个浩瀚的主题，很难浓缩在一本书或者几十万字内。我但求读者们不要觉得我是在给已然过载的信息和讨论增加负担。作为一个涵盖了丰富内容的概要，它能够既展现突破，又展现这些突破背后漫长的知识积累过程，正是这一过程逐渐导致了阐释的巨大转变。同样明显的是，这是一本从个人观点出发的书。我自己对知识的理解至少是不平衡的。而且我总是徘徊犹豫在两种选择之间：是尽可能地涵括自然科学，还是在我了解更为充分的领域（从艺术史到人类学）做案例研究？方法上则更为个人化，因为我亲身经历知识制度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变化，本书将会覆盖这阶段的大约五分之一。对于这些年的变化，我的考察主要在一个领域——历史，和三个处所——牛津大学、苏塞克斯大学和剑桥大学。
换言之，接下来的部分尽管有一定长度，但仍应被看作一篇文章，方法上重视大致轮廓，得出的仅是暂时结论，不会自命不凡地去完全覆盖这一博大主题的方方面面，而是提供了一个全景式视角。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系列的文章。前四章着重说明采集、分析、传播和使用知识的过程，强调了这些通常被认为是一成不变的活动的历史性。第五章和第六章尝试反驳知识是连续演进的，或者说“知识的进步”这一通行理念，指出积累这个概念中充满问题的方面。第七章和第八章从地理、经济、政治和社会视角审视了知识史。后一章则对全书因时而变的中心思考作出了更为清晰的表述。
专业化既影响了知识的历史文献，也影响了知识史本身。譬如说科学史在很多大学里是一个独立的院系。此外，国际情报历史协会（International Intelligence History Association, 1993）和《情报史杂志》（Journal of Intelligence History, 2001）也相继建立。知识史的二手文献很大程度上要么按国家，要么按领域划分。比较而言，本研究的目的和依据就是跨越界限——国家的、社会的和不同领域的界限。牢记E.M.福斯特的建议“连接，只有连接”，尝试躲开阿比·瓦尔堡所说的思想的“边境警察”，以期写出一部多层次，可以容纳多方视角的知识史。
尽管本书没有推荐某一种对待知识的特定观点，更不必说某种政策，然而读者们仍需注意，本书的作者是一位多元主义者，坚信多元的知识，和多元的观念一样，都是值得向往的。因为理解总是来自思想对话甚至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