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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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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真相的途径就是另一个人愿意说出来。

The only way you’re going to get the truth is if it comes willingly from the other person.

——埃里克·马多克斯

美军询问官，他通过询问追踪到了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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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报专业人员有责任和义务向当权者讲真话、说真相。对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或英国军情六处（MI 6）¹的官员们来说，“当权者”就是国家元首，其决策会影响数百万乃至数十亿人。在企业环境中，情报专业人员要向高层管理人员进言献策，其决策会影响整个公司的工作和工资。

像那样的人在与“当权者”开始谈话之前好就知道什么是“真相”。于是，我问了许多情报专业人员他们怎样定义真相。他们往往会在开始时简单地说一句“你可以查查牛津词典”——“真相就是符合事实或现实”，但是接下来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提出真相的复杂性。根据他们所说的，我想用光学术语，将真相定义为白光：当所有颜色混合在一起时，我们看到的就是白光。

真相根植于事实之中，但是个人的想象、信仰和经历会影响我们如何处理这些事实。情感和解释因此成了组成真相的光谱部分。如果我们缺失了一些事实，或者缺失了人对它们的反应，那么真相就不会为我们所获。正如“事实”的反面是“谎言”一样，我们可以将“真相”的反面定义为“无法看到整体”。

因为我们的想象、信仰和经历，人类能够合成思想和观点，且合成方式胜过单纯的计算机式的数据点分析。我们不仅会将数据分类，将它们编排成整齐的栏列，我们还能理清它们的意思。我们用个人独特的方法将事实和观点连接起来，终抵达真相。

关于这一点有个历史事例多年来一直扎根在我心里，因为那是我听过的在解决问题方面能启发心智的故事。说到如何制止一些南方州允许种族歧视存在，美国司法部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左右为难。许多州和地方法律规定了种族隔离的规则，其中白人和黑人将同乘公共汽车，同用公共汽车站，使用隔离的洗手间和隔离的便餐馆，等等。

随之而来的就是自由乘车者们（Freedom Riders）反对这些做法，并且想要终结这样的种族隔离。1961年5月4日，首次乘坐公共汽车的自由乘车运动始于华盛顿。这次和后续的非暴力抗议活动激起了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的愤怒，他们在终点站和公共汽车上将自由乘车运动变成了血腥事件。

罗伯特·肯尼迪需要一个直接的方法阻止该暴力行为，仅是对已知的几种选择进行分析却没有指向任何快速的解决方法。

◎国会方面不可能采取行动，因为国会的大部分民主党成员是南方的民主人士，他们不会违背自己选民的意愿。

◎让法院订立一条制度，要么终止这些示威游行，要么终止那些歧视性的做法，而后者则更为可取，但由于上诉程序，这可能要花上一年的时间，但当下有人正在受伤害，这是个刻不容缓的问题。

◎因为法律和运作方面的原因，动用美国军队也是行不通的。

后来，司法部一位名叫罗伯特·萨洛欣（Robert Saloschin）的律师想起了10年前他曾经读过的一些内容。当时，他初到华盛顿工作，是一位年轻的律师，在美国民用航空局（Civil Aeronautics Board，CAB）工作。他的一部分工作就是阅读1938年颁布的民用航空局运行所依据的法律法规。他想起曾读过有关州际贸易中某个部分的内容，以一种非常概括和笼统的语言，禁止航空公司有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比如，为A公司运载货物，却拒绝为B公司运载货物。他感觉到，这种语言表达是从规范其他模式的州际运输（铁路、卡车和客车）的早年法律中准确复制过来的。这种预感并不是直觉反应，而是运用经验和想象帮他处理手头各种事实产生的直接结果。

萨洛欣告诉肯尼迪，他也许能找到民用航空局法律中那条相同的条款，而且一字不差。当时国会决定庇护州际公交车，所以找到那个条款只花了5分钟。

萨洛欣是对的。那些用语就在那里，且可以解读为：该法律禁止任何形式的歧视行为。

基于这样的解释，司法部当天就根据州际公交车相关法律的那则条款起诉了州际商业委员会（Interstate Commerce Commission，ICC），命令公交线路在其公交车内和终点站停止歧视行为。为此州际商业委员会大为震惊。尽管他们确实经历过歧视行为，呈现形式多为针对竞争公司提供的服务不均衡，或者在运输货物成本方面财务不平等，但是他们之前从未与种族不平等有任何牵扯。

联邦调查局（FBI）受命进入公交终点站，拍取了卫生间和候车室里“白人”和“有色人种”标志的一些照片。由于证据确凿，1961年11月1日，州际商业委员会（ICC）命令公交公司停止这类种族歧视的做法，这个问题由此告一段落。

现在把我们处理信息的方式的思路颠倒过来吧：有时人们处理输入信息的方式会完全地扭曲事实；如果他们的性命取决于一个真相，他们是不会把它告诉你的。这就是有些时候创伤性事件发生之后经常出现的情况，其中的受害者提供了很多“事实”，告诉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经过，然而与真正发生的事情却极少相符。在这些案件中，个人经历可能会引起情绪极度不安以导致记忆变得不可靠。这种现象是无罪计划（The Innocence Project）工作的核心所在。无罪计划，是一个全国性的起诉和公共政策机构，致力于免除那些被错误定罪判刑者的罪责。

目击证人错误指证（eyewitness misidentification），是全美国范围内错误定罪的原因。在大约75%的定罪中发挥着作用，而后经由DNA检测得以翻案。研究表明，人类的大脑不像磁带录放机；我们既不能精确地记录我们看到的事件，也不能像倒带一样回忆那些事件。

基于这些观察，我断言，讲述事实和扭曲事实都是人类所具有的能力。今天一台电脑能告诉你的事实就是今天你应该能够投票、获得医疗保险和写伟大的小说。讲述事实是人类具备的一种能力，因此要从另一个人那里得到事实，你有时还需要训练有素的人际沟通技能。

埃里克·马多克斯（Eric Maddox）的引言帮助打开了本章的内容，用他的话来说：“得到真相的途径就是另一个人愿意说出来。”测谎仪不具备人际沟通技能，因此它不能告诉我们真相，只能帮助我们感知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