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勾勒了一个四川农村手工技艺从业者社区20世纪的社会变迁史。该村落地处成都与乐山之间的夹江县。在将竹子和其他纤维物转化为柔软而具有韧性的纸张过程中，男人和女人们需要完成的那些耗时而艰辛的工作，在这部社会史中占据着核心位置。造纸是一项要求有高度技能的工作，而“技能”这一话题会以两种互相关联的线索贯穿全书。我为关注的是那些与生产相关的技能，这些技能也许是技术性的（如何打浆、如何刷纸），也许是社会性的（如何给产品找到买主、如何与邻居相处）。除此之外，我也对那些可以被称为日常生活技能的内容感兴趣：尽管有战争、革命、极度迅疾的社会和经济转变，那些让夹江的造纸人得以存活下来，甚至有时候还能做到繁荣程度更甚从前的惯常策略（quotidian strategies）。这些不同类型的技能彼此联结在一起。去聚焦于一种技能劳作的具体细节，让我们有可能透彻地了解乡村民众的生活世界。不然的话，他们所经验的东西可能还会隐而不显。
尽管我聚焦于某一特定地方的物质条件与日常生活，并将本书的研究置于中国乡村研究这一丰富的学术传统之内，但我还是力图追求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层面上提出论点。在全书中一以贯之的论点是，中国的革命——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系列彼此关联的政治上、社会上和技术上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技能、知识、技术掌控的再分配，正如其对土地和政治权力的再分配一样；发生在20世纪的对技能进行争夺的结果是，技术掌控权大规模地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一线生产者手中转移到管理层精英手中，从女性身上转移到男性身上。
这项研究的大背景是中国的城乡分野——这是研究当代中国的大学生们耳熟能详的：制度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鸿沟将农村人（包括那些数以千百万计来到城市里工作生活，但是因为户口制度还和他们的农村老家绑在一起的人）与城市人区分开来。这道鸿沟之巨大，不亚于中国城市居民与西方国家城市居民之间的距离。尽管造成这一城乡分野的制度安排在近年来有所变化，但是这鸿沟还没有任何趋于弥合的迹象。我在本书中所持的论点是：这种城乡分野部分地是由于城乡之间在知识分配上的变化所造成的，这些变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在1949年的社会主义革命以后更得以强化。目前，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在这一点上有共识：中国经历了一个长长的原工业化进程，与历史记载中西欧和日本所经历的情形并无二致。中国的清朝（1644—1911年）和民国（1911—1944年）时期与日本的德川幕府时期、欧洲19世纪以前的情形相似，大部分制造品来自农村，出自农民家庭或者那些半专业化的农民手工业者。与欧洲和日本形成反差的是：在19世纪末的西欧和日本，大多数手工制品已经为工厂产品所取代，而中国的手工业则相对来说完好地保持到20世纪中期。毛派历史阐释学说坚持认为，在鸦片战争之后大量涌入中国的廉价外国商品压垮了传统的中国手工业，但是现有的材料表明，民国期间“在数量上，手工业总体产出保持不变甚至有所增加”，尽管它在经济中的相对份额有所减少，因为这期间形成了一个现代工业部门。 在中国遭受大萧条和战争侵害之前后一个“正常”年景的1933年，手工业仍然占工业产出的四分之三。甚至到了1952年，当中国的现代工业部门已经开始从战争和革命带来的后果当中得以恢复之时，按照当时的价格（重工业被给予很大的权重性）计算，手工业仍占工业总产值的42％；若以战前的价格计算，则高达令人惊异的68％。
尽管手工业拥有强大的经济持久力，或者恰巧因为这种持久力，很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在1900年后主政中国的精英们反而认为中国乡村工业存在着严重问题。1895年甲午战争败于日本带来的羞辱以及西方与日本工业化先例的激励，促使中国的精英们开始考虑将“经济”当作国与国竞争的展示舞台——在那个时代，经济尚且被视为一个与社会、文化、道德相割裂的独立范畴。他们从西欧和日本看到，国民经济由若干界线分明然而又彼此互补的领域组成。工业是主导部门，因为单有工业就能推动国家走向更美好的未来。这是通常的城市图景，其根基不在农民的家户，而是在大型的、机械化的工厂。相比之下，乡下是农民的所在地，他们为国家提供粮食，不能够也不应该在工业品产出方面占据要位。这种将经济作为有所区分的城乡二元分野的视角并不能正确地描绘出真实的中国，但这在改变中国方面是一个强有力的药方。依照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的说法，也许我们好将其视为“国家式简易化”（state simplification）。斯科特认为，国家现代化的倾向是将复杂的社会事实转换为简单化的表征——地图、统计数字、人口登记，这些表征使得社会变得“清晰”，因而也容易控制。在一定程度上，这类简化性做法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国家将社会事实的抽象化表征与基本面上的事实混淆在一起，或者甚至认为这是某种更为高级的秩序形式，以致让那些可观察的事实必须屈从于此，这样就会引发很大问题。在中国，这导致了形成经济部门的过程被延长。在这样的进程中，中国的村落和城市被迫更为近切地屈从于那些臆想中的理想类型。这一进程开始于国民党政府的南京时代（1927—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满腔热忱地相信，有必要对中国经济实行一种计划之下的转型。这一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达到：那时农村与城市分属于不同的行政管理范围；在治理上实行不同的规章制度；全部农村人口，无论其职业如何都被归类为农民；几乎所有尚存于工业和农业两个部门之间的关联都被切断。这些年来自四川的两个轶事性质的观察可以很好地表明城乡之间的鸿沟之深：在20世纪80年代末，因为营养不良，18岁的农村小伙子其身高要比城市同龄人矮8厘米。这一事实把他们标记成两种不同类型的人。农村人难得有一次进城的机会，然而马上就会被认出来是农村人。在20世纪90年代，夹江人在祭奠已故亲人时焚烧仿制的城市户口本，以此希望这会让他们来世免于再投胎为农民。
经过二十余年的市场改革，某些分隔城乡世界的壁垒确已日渐消失，但另外一些则原封未动。由农村涌向城市的移民潮的确在大规模地发生（截至2003年，估计有1.4亿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占当时中国总人口的10％），与之并存的是，这些农民被系统地排除在生活地的公民权体系之外。户口制度原本是要阻止人口迁移，现在则用来让移民者永远也无法进入他们在新居住地的公民权体系，他们以自己的工作为当地的医疗、教育和其他社会服务体系做出经济上的贡献，然而他们却被拒绝享有这些社会保障权利。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央政府就反复宣称要取消户口制度，但是大多数市政府抢在中央改革之先发布了明显地区分和排斥外来人口的规定。直到2008年，专家们认为，那堵将中国农村与城市分离开的“看不见的墙”还留在那里。此外，这种城乡分隔主要不再立足于行政管理上的规则，取而代之的是在修辞建构上将农村人视为准族群上的异类：出于经济上的考虑，必须得容忍这些人留在城市里，但是不能将他们吸收进城市人口当中。在这一看法中居于核心之处的是关于“素质”的讨论：“素质”一词以循环论证的方式被定义为一个人所具有的正面质性，而这正是中国农村大众所缺乏的。就这样，这些帮助建设和维护中国的城市，以自己的劳动支撑着城市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农村人，被永久地放置在价值等级序列的底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