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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民主还是两种专制？

正如这也常常符合自由主义派的情况（比如在洛克和孟德斯鸠的笔下，或在贡斯当的笔下），托克维尔的思想是一种真正的解构，或者在某些时刻，是一种对主权（souveraineté）概念的避让。主权概念对欧洲的民族国家的建立非常重要，能够清晰地界定权力的范围：能够通过某一法律的权威发出命令，并因此在某个特定时刻根据其规定的内容决定普遍利益的人拥有主权。

然而我们已经看到，基佐在《欧洲代表制政府的源头》（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gouvernement représentatif en Europe）中展示了现代代表制民主的悖论性方面——人民拥有主权，却必须服从！拥有主权的人被统治，这就是其中的悖论。主权的概念来源于君主制（和教宗制），很难移植到民主框架中；必须承认的是，统治者行使主权，而人民“拥有”主权：许多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混淆和冲突，以及雅各宾主义本身都诞生于这些模棱两可，甚至被卢梭所加强。

426托克维尔能够绕过或平息这一问题，要归功于他的“社会性权威”的直觉，这是从拉姆内的“常识的权威”演化而来的。一方面，在美国（或在新英格兰），人民主权在合法享受“分散”的权力的当地中实行（本书部分）。另一方面，在民主中，更值得关注的权力并不是主权，而是公众行使真正的权威的方式。这一人民对自己的权威在托克维尔笔下同时被称为多数人的暴政、公众舆论的力量和公共信仰：

要相信的是，多数人的思想支配权在臣服于国王的民主人民中，没有比在一个纯粹的民主中更为专制；但是，这一支配权始终非常专制，而且无论在平等的世纪支配人的政治法律是怎样的，我们都能够预见，对在公共舆论的信仰将成为一种宗教，而多数人将成为先知。

于是，我们的视线从经典的主权问题（权力的分离、权力地方化、联邦主义等等）转向了一个更可怕的问题；这个问题并不是国家所代表的危险（古典自由主义），而是民主人民防备自身的方式，他们本身的偏向，这些偏向从被命名为“社会状态”的公民社会中诞生并发展。

本书尝试展示刺激托克维尔对这些可能的危险的感知力的就是托克维尔本人所接受的贵族文化，而这一文化被转化为《论美国的民主》的形成神话：专制君主的回归。我们因此能够重新考虑关于托克维尔的研究的一个著名问题：《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末尾所描绘的监护性的温和专制主义是否与上卷中的思考截然相反？是否存在“两种民主”和两本完全不同的书，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书？

的确，1840年的著作的后展示了一种社会外部的权力，这种权力建立在一种行政中央集权的基础上，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而且类似于一个利维坦-天意：凌驾于相互类似而平等的人之上的，“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守护力量。这是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并照看他们的命运的力量。它是的、详细的、规律的、有远见的和温柔的。它类似父权……但这位父亲只想让人们困于童年时期；……有什么能够完全夺去他们思考的困难和活着的苦楚？”

相反，1835年的书强调了多数人的暴政、基督教引入的稳定性因素和美国人的行为方式与影响自己的方式。一些评论家将此总结为视角的矛盾。事实上，正如弗朗西斯科·德•桑克蒂斯（Francesco de Sanctis）所指出的，事实其实更为复杂；因为《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涉及的是具体化的专制权力，而下卷则讨论的是社会对其本身的压迫，因为我们就是在这里发现上文引用的关于“信仰的主要源头”的阐释。评论家将《论美国的民主》上下两卷视为两本完全不同的著作对立起来，他们并没有从托克维尔提出的总体问题角度出发阅读这两本著作：权威的变体是有哪些？权威如何部分取代主权的传统角色？

然而，用文体方面的语言来说，并且作为问题的引入部分，我们发现，托克维尔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差异。在《论美国的民主》上卷中，他写道：“如果专制权力在欧洲的民主国家中再次被确立，我毫不怀疑它会以一种新形态出现，并展现一些我们的父辈所不知道的特点。”“再次”如同一个信号灯不停地闪烁：在表面的更新之下，运行着一种秘密的，历史性的重复。我们看到，这与“平均主义”君主相类似，也是后者的一种演变。而下卷中的语气则出现了转变：“似乎如果专制主义在今天的民主国家中被建立，那么它就会拥有其他特点：更宽大，更温和，它使人未受折磨便陷于堕落。”这一次，过去的回归这一主题似乎被放弃了；另外，作者补充道：

我徒劳地寻找着能够重现我自己构思并隐藏起来的想法的表达；专制主义和保证这两个旧词并不合适。我设想的事是新兴的，因此需要想办法去定义它，因为我无法为它取一个名字。

429如果我们仔细斟酌这段话的每一个字，就会发现托克维尔很可能改变了对专制主义这个问题的提问模式；专制主义变成了关心国民的安逸舒适和中央集权的受托国家（État tutélaire）。但是一旦《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提出了解决方法，反对意见就此起彼伏。从本质上来说，这涉及中间步骤，尤其是一些自由的重组（而非强制性行会），在公民社会中形成，也是通过公民社会形成：

我坚定地相信，人们不会再次在世界范围内建立贵族制度；但是我认为，联合起来的普通公民能够成为富甲一方，势力庞大的人物，也就是贵族人物。他们通过这种方式将获得贵族制度中几个的政治优势，并且毫无贵族制度的不公正与危险。一种政治、工业、商业、甚至科学和文学的结合造就一个开明而强大的公民，而我们无法有意使这样的公民屈服或在黑暗中让其低头，而这样的公民在捍卫自己的个人权利，反对权力的约束的同时，拯救共同的自主权。

如果我们继续用关于“两种民主”的争论的说法，就会显得有些怪异；托克维尔在1840年提出了一个他在1835年所思考的不同的问题，但是他提供了一个相同的答案：结盟群体的“贵族人物”。这并不使人信服。

因此，正如本书所建议的那样，必须对文本进行阐释。托克维尔沿着他来自贵族自由主义文化（马尔泽布）的“专制主义回归”这一直觉行进。从《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开始，他在谈到中央集权化的时候，并不认为这是法国大革命的发明，因此这并不是鲜活的法国遗产的次要部分。未来的民主的总体倾向将是回到中央集权，而这要通过一些无法预见的手段和形势——除了在消费“物质享受”中变成婴儿的公民的被动性。

托克维尔在这五年间，和在《论美国的民主》下卷的前三部分和后一部分之间并没有改变他的提问模式。他调整了他的直觉，而这也是他个人的焦虑所在，同时，他更多地考虑到了国家为了获得爱戴所能为社会提供的物质利益。因此，这一国家类似于路易十四的行政权力，后者在法国是平等的伟大预设者（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另外，《论美国的民主》下卷末尾在提到“温和的专制君主”之前的章节的所有说法其实串联了整条时间线索。在之前的二十页中，作者写道：

对平等的热爱和平等本身都自然地不断增长；人们在满足平等的要求的同时，发展平等。……一切伴随这些天然直觉而来的中央权力热爱并支持平等；因为平等特别方便了这样的权力的行动，并延伸和保证了后者的地位。

因此，这里涉及的并不是将平等的增长和“中央”权力分开。于是就出现了一种类似宿命论的悲观预言：“我认为，在即将到来的民主时代中，个人独立和当地自主权将始终是一种艺术的产物。中央集权将造就自然政府。”

托克维尔的思想中的确并不存在两种民主，而是存在两种专制主义，一种是君主专制，另一种是民主专制。后者并不是另一种民主，而是我们在部分所定义的民主的堕落（正如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每一种纯净的形式都有其反常的对应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