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空言说：传播的观念史/大学译丛》：
章 两种交流观：对话与撒播
在一些圈子里，对话已经取得了几乎是神圣的地位，‘它被推崇为人与人相遇的境界、博雅教育的实质以及能实现参与性民主的媒介。由于它具有对等互惠性和互动性，与单向的公告式的大众媒介和大众文化相比，对话被认为具有巨大的优势。1956年，精神病医师米尔卢（Joost Meerloo）对电视提出抱怨。后来，这类抱怨就像蝗虫一样萦扰着此后出现的一切新媒介。他说：“人际交流和讨论具有一种互通性（mutuality），它能激发自由。但电视屏幕上的画面却不能产生这种互通性。对话已经成为失落的艺术。”①同样，罗温塔尔也将媒介单独挑出来数落：“真正的交流会促使交流双方心灵间的融合（commumon），这是一种内心经验的分享。这种真正的交流之所以被非人性化，是因为各种媒介的出现，导致交流成为现代文化的附属品——首先是因为报纸，接着是因为广播和电视。”②一直以来，人们都担心权力不负责任以及文化品位降低等问题，这些担心有许多颇有道理，而媒介则一直被当作造成这种担心的替罪羊。如有批评认为，大众媒介会固化社会的“结构性不公正”并使得精神生活华而不实，这是完全公正和非常必要的批评。但是，这样的批评不能忽视：在大众媒介之外也存在着不公，在我们内心深处也塞满了不请自来的华而不实。
而且，我认为抱怨媒介扭曲了对话，是错置了我们的伤感（pathos）③。首先，媒介批评有更加重大的任务要完成，如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关注媒介所有权的集中以及人类固有的各种近乎变态的贪欲等。第二，对媒介技术的具体应用在体制上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安排，因此将技术具有的属性和“人们对技术的应用”划上等号是不对的。比如，广播（指对不具备广播能力的受众进行单向的节目撒播）并不是无线电技术的固有属性，而是一个原因复杂的社会后果（见第五章）。现在的广播缺乏对话，主要应归咎于利益的驱动，因为广播公司发现将受众变成旁观者而不是参与者能为其带来更多的利润。第三，也是重要的一点，对话也可能是霸道的，而单向撒播却可能是公平的。我在本章要反复对此进行论证。对话常常遭遇扭曲，这不仅仅是一种对对话的滥用，而且是文明具有的一个让人亦喜亦忧的鲜明特征。只有在对话被扭曲后，我们才可能跨越文化、空间和时间，和死去的人、远方的人以及地外生命进行交流。
“对话”——尤其在其指“当面在场的互惠性言语行为”时——为交流设立的标准过高。如果按此标准，我们的很多语言行为都会蒙上污名。在我们的文化中，许多成分并非一定是两两相对，也并非一定是互惠或互动的。对话仅仅是多种交流脚本中的一种。我们悲叹对话已死，呼吁让对话重新焕发活力，这都忽视了非互动的行为以及文化中固有的美好属性。我们和他人在一起的生活常常既是对话，又是仪式行为。在面对面交流时，我们耸肩、嘟哝和呻吟（还有其他符号和手势）。对这些非语言符号而言，“对话”是蹩脚的描述模式。而且，大规模的民主制度需要规范性的、延伸和扩大了的谈话与话语，对这样的谈话和话语来说，“对话”更是一种糟糕的规范性模式。我们文化中的很大一部分内容涉及对各种符号的广泛撒播以及适情适景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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