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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二、大道之行
  父母对我小时候的影响,我当时并不清楚,是后来回顾时才发现的。其实,小时候对我影响更大的,是哥哥渊洵。他比我大四岁,在模范小学(后来改名为实验小学)读书时,比我高三级。当时小学的读本是看图识字的。我喜欢看他读本中的图画,不认得的字就问他,所以在一年级就等于上三年级了。记得他的读本中有鸡犬牛马的图画,故事是个寓言,说过年要吃好菜,吃什么呢?先说杀鸡,鸡说:“我会啼鸣,杀了我,谁替你们报晓?”于是就说杀狗,狗说:“我会看门,杀了我,谁替你们守夜?”再说宰牛,牛说:“宰了我,谁给你们耕田?”又说杀马,马说:“杀了我,谁给你们拉车?”后只有杀猪,猪却只能说:“今天大家都快活,为何要杀我?”这个寓言是教人要做个有用的人,颇有“意美”;书中有画,又有“形美”;猪说的话押韵,还有“音美”。这从小就培养了我对“三美”的爱好。00
  培养对“音美”的爱好,更重要的是音乐课。记得上海五卅惨案时,哥哥在音乐课上学了一支歌,回家来唱给我们听,直到八九十年之后,我还依稀记得歌词,可见“音美”给人印象之深。歌词大致如下:
  帝国主义勾结军阀害我中华,
  几阵枪声满街热血一场残杀。
  此仇不报还成什么国家?
  热泪的抛:抛,抛,抛!
  大凡的恼:恼,恼,恼!
  心头的火:烧,烧,烧!
  此仇必报:报,报,报!
  后四句每句三个叠字,给我印象很深。后来读到陆游写给他前妻唐婉的《钗头凤》,才知道这种叠字的用法古已有之。陆游词的原文如下:
  红酥手,黄縢酒,满城春色宫墙柳。
  东风恶,欢情薄。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
  桃花落,闲池阁。
  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我把第三行(心中充满哀思,我们分别多年)和第六行(山盟海誓还在,谁能替我送信?)译成英文如下:
  (第三行)In my heart sad thoughts throng;
  We’ve severed for years long.
  Wrong,wrong,wrong!
  (第六行)Our oath is still there. Lo!
  No word to her can go.
  No,no,no!
  把叠字译成英文叠词,可见“音美”对我影响多大。
  再看美国译者华逊(Burton Watson)这两行的译文:
  (第三行)A heart all sadness,
  Parted how many years?
  Wrong!wrong!wrong!
  (第六行)Mountain-firm vows go forever
  But a letter would be useless now,
  Don’t!don’t!don’t!
  “一怀愁绪”说成“满心忧伤”,基本是对等译法,这四个字译得还算不错。“几年离索”译成问句(离别了多少年?)就误解了原意。“错,错,错”虽然译成三个叠词, 但原意说分开是错误的,华译改成问句就上下文不连贯了。“山盟”没用字对字的译法,说是誓言坚定如山,译得很好,但“在”字的意思是当年的誓言还留在墙上,华译go forever就牛头不对马嘴了。原文“锦书难托”是音信难通的意思,华译useless却是说写信也没有用,后虽然用了三个叠词,还是没有传达诗人的思想感情。其实,找不到对等词时,可选好的译语表达方式。这就是中国学派的优化译法或创译法。
  不同的语文,优化的方法可以相同,也可以不同,如陆游词这两行的法译文:
  (第三行)Nous déplorons le sort,
  De ces années,vivant comme morts.
  Tort,tort,tort!
  (第六行)Notre voeu reste inébranlable comme un mont,
  Mais est-ce qu'il tient bon?
  Non,non,non.
  “一怀愁绪,几年离索”说成我们为这几年生不如死的命运而悲叹,这是“从心所欲”的译文,但是有没有逾矩呢?悲叹不是愁绪吗?生不如死的命运不是“离索”的具体化吗?所以可以说,译文是为了音美而加强了意美。至于原文第六行,“山盟”说成像山一样不可动摇的盟誓,比美国华逊的英译强调意味更重。“锦书”的内容是什么呢?不就是问,当年的山盟海誓还起作用吗?回答是不起作用了。这就是舍形式而取内容的翻译法,说明中国“从心所欲不逾矩”的翻译理论可以解决意美和音美之间的矛盾。
  也许一个译例说服力不够强,我们再看看唐婉回答陆游的《钗头凤》,全词如下:
  世情薄,人情恶,雨送黄昏花易落。
  晓风干,泪痕残。
  欲笺心事,独语斜阑。难,难,难!
  人成各,今非昨,病魂常似秋千索。
  角声寒,夜阑珊。
  怕人寻问,咽泪装欢。瞒,瞒,瞒!
  现在,先看原诗第三行、第六行的英译文:
  (第三行)I’d write to him what’s in my heart;
  Leaning on rails,I speak apart.
  Hard,hard,hard!
  (第六行)Afraid my grief may be descried,
  I try to hide my tears undried.
  Hide,hide,hide!
  第三行的译文说:我要写信把我的心事告诉他,斜倚着栏杆,我还能把心事告诉谁呢?难啊,难啊,难啊!这段译文和原文比较接近,所以没有多少从心所欲的文字。第六行的译文说:怕人发现我的痛苦,我不让人看见我还没有擦干的眼泪。隐瞒吧,隐瞒吧,隐瞒吧。这里把“寻问”具体化为发现我的痛苦,把吞下眼泪浅化为没有擦干。这都是为了押韵的音美而淡化了一点意美。是得是失?各有各的看法。下面再看这两行的法译:
  (第三行)Silencieuse,je m’appuie sur
  La balustade pour épancher mon coeur pur:
  Dur,dur,dur.
  (第六行)J’ai peur d’être vue,effaant la tache
  De mes pleurs sur mon visage et je me cache.
  Cache,cache,cache!
  第三行的“欲笺心事”,说成“为了吐露我纯洁的心灵”而放下一行了,“纯洁”是为了押韵而加上去的,介词却放到上一行了。这都是为了音美而做出的权宜之计,是否得不偿失,可以研究。第六行的“怕人寻问”说成怕人看见,“咽泪”为了押韵说成“擦去泪痕”,也是为了押韵而做出的变通。这些变通是否得当,要看能否使人知之、好之、乐之了。总而言之,这些叠词的译法都是小时候听哥哥唱爱国歌曲学来的。可见小事情可以产生大影响,大事情也是由一点一滴的小事积累而成的。
  哥哥教我的歌后来对我影响更大的,可能还是他去参加全省体育运动会学的《大同歌》。歌词是从两千年前的《礼记》中选出来的,当时一点不懂,但是因为并不难唱,居然记住了,几十年不忘。歌词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货,恶其弃之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之于己也,不必为己。……”现在看来,“大道”具体地说是大路,抽象地说是大道理,就是说,走路要走大路,行为要合乎大道理。什么大道理呢?天下是公众的,是为公众服务的。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不就是民主之道吗?天下是公众的,这不是“民有”吗?为公众服务,这不是“民享”吗?我在高中二年级上英文课时,读了美国总统林肯的演说词,记得他说过“民主”包括“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选贤与能”不就是“民治”吗?可见民主之道,早在两三千年前的《礼记》中就有了,怎么西方还说中国不民主呢?至于“货”就是货物、商品,货物不要浪费,不要垄断,这不是反对垄断资本主义吗?力,只怕自己没有出力,而出力不只是为了自己,这不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各尽所能、不谋私利吗?而在西方,柏拉图也说过:共产主义要建立领导没有私产的社会,可见民主和共产主义,早就是中西共有的了。
  中西都要民主,西方强调民治,中方强调民享。中国也要民治,不过强调的是选贤与能,贤者有德,能者有才,德才兼备才能为人民服务,而在古代,有德有才就可进行礼乐之治。礼是善的外化(或具体化),乐是美的外化,礼乐之治就是尽善尽美地为人民服务。冯友兰说:礼模仿自然界外在的秩序,乐模仿自然界内在的和谐,礼乐之治就是天人合一。由此可见礼教和乐育的重要,礼乐培养的是好人。西方不谈礼教,重视体育和音乐。体育要人跑得快,跳得高,举得重,扔得远,培养身强力壮的强人。这就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在真、善、美三方面,西方更重真,中方更重善,双方都重美。西方更重强人,中国更重好人,中西结合,就可以建设一个不以强凌弱的和谐社会、大同世界了。这就是我从小时候学唱的《大同歌》中学到的东西。更巧的是,《大同歌》是作为运动会会歌来教育学生的。这就是说,早在我小时候,音乐和体育就已经结合起来对我进行教育了。
  以上讲的都是中文歌对我的影响。其实不只是中文歌,我学的首英文儿歌也是哥哥教的,记得前两句是:
  Twinkle,twinkle,little star,
  How I wonder what you are!
  小小星星眨眨眼睛,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精灵。
  Twinkle(闪烁)发音并不容易,但是因为两句押韵,念得顺口,跟着哥哥唱,也就记住了,可见音美有助于记忆。我不但记住了,后来翻译的时候还用上了。如译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第二段前半部的原文和我的译文分别是:
  寻梦?
  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Where is the dream?
  Could a pole long
  Pick up among the weeds a dreamer’s song?
  My boat is fully loaded with the twinkle
  Of stars, but I won’t wrinkle
  The water with my flute
  Which, hearing us part, becomes mute.
  原文是“彩虹似的梦”,所以“青草更青处”的颜色就不一定要翻译了。“星辉”是指星光,可以译成starbeams,但星光是静态的,星辉更有动感,所以这里用twinkle(闪烁)更好。“放歌”也有动感,如说“唱歌”那就更重声音,更重听觉,这里译文用了wrinkle(起皱),仿佛歌声像风一样吹皱了康河的水面,这就用触觉代替了听觉,而且“起皱”和“闪烁”的英文押韵,加强了听觉的音美,这就不至于得不偿失了。后一行,诗人说“笙箫”“悄悄”,是把乐器拟人化,所以译文说笙箫听见人要离别就悄无声了,也是用听觉来加强静态。此外,第二、三行的long(长)和song(歌)押韵,后两行的flute(笙箫)和mute(悄悄)也押韵,这都用了音美来增加诗意或诗的意美。总之,徐志摩是喜欢象征主义的诗人,喜欢“视、听、闻、味、触”五官并用,所以译者也把音乐和体育结合起来了,而这和哥哥教的儿歌有关。
  1956年《一切为了爱情》中译本出版后,许渊冲回南昌与父亲、继母、弟弟、弟媳在豫章公园合影以上谈的是在音美方面我受到家庭的影响,至于形美方面的影响可能更大。虽然母亲喜欢画的是花木虫鸟,哥哥和我喜欢玩的却是英雄画片。我小时候喜欢的本连环图画书《杨戬出世》,画的是少年英雄杨戬打败哼哈二将郑伦、陈奇,后来又打败孙悟空的故事。画片上的杨戬头戴紫金冠,身披黄金甲,手执三尖两刃刀,身边跟着一只哮天犬。孙悟空会七十二变,杨戬却能每一变都胜过他:悟空变鸟,他就变鹰;悟空变虎,他就变狮;悟空变庙,他又变神。这从小培养了我的好胜心。甚至后来翻译文学作品时,如果作品已有前人的译文,我就要尽可能胜过前人。不能胜过,也想别出心裁,不肯落入前人的老套。
  就以译诗为例吧。吕叔湘1947年、1985年在《中诗英译比录》序言中说:“初期译人好以诗体翻译诗,即令达意,风格已殊。稍一不慎,流弊丛生。故后期译人Waley、小畑(Obata)、Bynner诸氏率用散体为之。原诗情趣,转能保存,此中得失,可发深省。”这和我的“音美”译法刚好相反。究竟谁是谁非呢?我们先来看看吕先生称赞的后期译人的译作吧。例如李白的《静夜思》有小畑和Bynner的译文。原文是:“床前明(山)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小畑和Bynner的译文如下:
  On a Quiet Night
  I saw the moonlight before my coach,
  And wondered if it were not the frost on the ground
  I raised my head and looked out on the mountain moon,
  I bowed my head and thought of my far-off home.(Obata)
  In the Quiet Night
  So bright a gleam on the foot of my bed-
  Could there have been a frost already?
  Lifting myself to look,I found that it was moonlight.
  Sinking back again,I thought suddenly of home. (Bynner)
  原诗句有两种解释:个“床”字有人说是“井床”,“明月光”有人说是“山月光”,所以小畑在第三行就译成“山月”了。我的看法是:这首诗流传千年,已经成为民族文化,诗中“床”是“井床”或是“卧床”,“月”是“明月”或是“山月”,这是个“真”的问题,而一千年来读者喜欢的是“卧床”和“明月”,这是个“美”的问题。诗已流传千年,就不只属于一千年前的诗人,也属于一千年来的读者,成为一千年来的民族文化了。英国诗人艾略特说得好:诗人个人的力量有限,民族文化的力量无穷。所以李白这首诗的理解,“井床”和“山月”的问题并不重要。小畑的译文基本是字对字的翻译,读来平淡无奇,令人怀疑这诗怎能流传千年。Bynner的译文如何呢?他一开始说如此明亮的月光,表示了诗人的惊讶;第二句又自问“难道是下了霜吗”,表示诗人的惊疑。这两行译文传情达意,的确胜过了小畑的译文。但是后两行和小畑一样,只说看见明月就想起故乡来了。为什么会望月思乡呢?译文有没有像吕先生说的那样保存“原诗情趣”呢?没有。因为原文月亮是圆的,“思乡”是想和家人团圆。月亮和思乡之间有个“团圆”的观念联系。而在译文中,月和家并没有这个联系。所以译文如果要传情达意,就不能只翻译文字。因为中文和英文不同,英文是比较科学的文字,文字的内容和形式基本相等,也就是说“言”等于“意”,1 1=2;中文却是文学的语言,内容往往大于形式,“意”大于“言”,1 1>2。所以中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不能字对字地翻译,还要传达言外之意。换句话说,翻译不但要传达原文的意义,有时甚至要创造译文的表达方式。所以有的语言学家说:翻译不只是表达意义,还要创造意义。下面就举这首诗的创译为例。
  Before my bed a pool of light,
  Oh,can it be frost on the ground?
  Looking up, I find the moon bright;
  Bowing,in homesickness I’m drowned.
  译文行说:床前月光如水。“如水”是原文所没有的,这是创译。为什么要创译呢?因为第四行译文也创译为“我沉浸在乡愁中”。这样就把“乡愁”也比作水了。原文有月圆和回乡团圆的联系,这是译文所没有的,所以翻译的时候,只好用如水的月光和如水的乡愁来联系了,这样才能表现原文的意美。译文行和第三行、第二行和第四行押韵,有了音美;每行八个音节,有了整齐的形美。这种韵体译诗和小畑等的散体译文,到底哪种更能表达原诗的情趣呢?我认为散体译诗,“即令达意,风格已殊”。慎而又慎,还是“流弊丛生”。吕先生怎么认为散体译诗比诗体译诗好呢?我和吕先生讨论后,吕先生就约我合编新本《中诗英译比录》,这是我译诗取得的一次胜利。后来我又编写了一本《中诗英韵探胜》,比较了中外译文,北京大学出版社收入“北大名家名著文丛”。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依生(Ethan)博士认为许译胜过中外译文,使我开始了我的中国文化梦,这本《梦与真》就是想记下我的梦想是如何成真的。
  但是梦想成真并不容易。第二次诗体译诗和散体译诗的论战发生在王佐良和我之间。王佐良在《英语文体学论文集》第27页说:“Giles等人译中国诗是硬将唐诗套入浪漫派末流四行体形式的,脚韵的安排主要是abab,加上用词上追求传统的‘诗意’,读起来就像是三四流的维多利亚时期英国诗。等到Arthur Waley等人起来,他们抛弃了脚韵和诗歌用语的老套,而用自由诗体和白描手法,着重形象、意境和气氛的移植,于是一时显得十分新鲜。正是由于有这段历史,至今英美译得比较成功的中国古诗绝大多数是不押韵的。”
  英国文学家Lytten Stratchey说过:Giles译的唐诗是那个时代好的诗,他译的唐诗集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Strachey是英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对Giles用诗体译诗评价极高,认为几乎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王佐良却把Giles贬为“浪漫派末流”,把他的诗体译诗说成是“三四流的”英国诗,而对Waley的散体译诗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什么抛弃了诗歌用语的老套,移植了原诗的“形象、意境和气氛”。但是,抛弃了原诗的用语,还可能移植原诗的形象和意境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Waley的译文吧。
  前面谈到了《诗经》篇《关雎》如何通过雎鸠、荇菜、君子、淑女、琴瑟、钟鼓等形象来表达“天人合一”的意境。原诗段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Waley的译文如下:
  “Fair,fair, ”cry the ospreys
  On the island in the river.
  Lovely is this noble lady,
  Fit bride for our lord.
  1948年秋留欧同学在巴黎凡尔赛宫花园合影。右一为李廷揆(后为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系主任),右二为王佐良(后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主任),右三为许渊冲,左一为卢浚(后为昆明师范学院院长),前蹲者为林宗基(后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