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
柳诒徵
一
要晓得我的历史，必须明瞭我家族的遗传，师友的熏习。我家高祖春林公讳棽，是讲理学的，著有《性理汇解附参》一书，我曾经将原稿影印。不讲他的学说，单看他的书法，也可见得他气象的醇和、修养的深厚了。我有一族祖宾叔公，是我父亲的业师，他的年龄八十六岁，我生的第二年，他才去世。他是专门讲经学的，所著《谷梁大义述》，经王先谦刊在《续经解》中。我虽在襁褓之中，不能晓得他的言论风采，但我听我外祖、我母亲以及家里的人讲起他那种古道，真是一个醇儒。他的兄弟翼南公，也讲经学，著有《说文引经考异》，也有刻本。另外著的《尚书解诂》及骈散文，我曾得其手稿，印在图书馆年刊内，并抽印单行本。他的书法，尤为古雅。和宾叔公两人均在《清史•儒林传》内。我自幼就想学春林，宾叔、翼南三公的学问品行。
二
我母亲鲍氏，是镇江世族，著名的有海门公讳皋、论山公讳之钟、野云公讳文逵，都有诗集行世。我外祖仲铭公讳上宗，是海门公的次子笙山公讳之镛的孙子，凌秋公讳迴的次子。笙山公也能诗能画。凌秋公是讲理学而能办事的，以举人代盐商出官管事。我外祖得他的示范，也是讲究品格，能处理事务。太平天国的时候，外家避兵居东台，穷苦已极。清同治年间，准许乡试的秀才贩运本地的货物到南京售卖，不收捐税，以示优待士子，帮助考费。那时东台的秀才，个个人都贩盐到东台去卖，许多船户兜揽我外祖及伯舅濬卿公讳心诠两个秀才，坐他们的船，带盐到南京去卖。我外祖一概拒绝，说明他的父亲是盐商的管事，只承认盐商按照引地售盐，还要重惩贩私盐的，他如何可以不按引地贩私盐（当时东台的盐，不能运到南京），虽然没有考费，断断不能做这件事。后来许多人传说东台的秀才不贩私盐的只有三家：一是丁绍周家，二是王正济家，三是鲍家。丁是京官，王是巨商，惟鲍穷，就叫作富贵穷三家。这件事传到镇江知府钱某知道，就聘请我外祖到镇江办善举。我外祖秉公处事，剔除私弊，清理公产。据说他接办普仁堂善举的时候，所有地产房租，只有三个经折，他处理了十几年，到年老告退，交与后人的地产房租经折，有八十几个。
我外祖酒量极好，每晚饮酒，和我母亲及两个舅舅谈话，总是叙述海门、沦山、野云诸公，及凌秋公的诗文道德，以及地方许多名人的掌故。我自幼坐在外祖旁边听他谈话，就得到不少的知识，一心只想做一个人才，不愧我柳、鲍二家的先德。
三
我自幼从母亲读《四书》《五经》《孝经》《尔雅》《周礼》，以及古文、《古诗源》、唐诗。天天要背诵。自七岁至十五六岁，逐日念生书、背熟书，止有腊月廿日以后，正月半前放学，可以自由看书、抄书、游戏。其余读书之日，白天明起即背书，各书背不完，不能吃早粥。我的书读得越多，越念不熟，背书的时间越长。直到我十五岁大病之后，我母亲怕我夭亡，读书的课程才减轻了。彼时我虽读了许多书，也不知道如何讲解，更不知道如何讲求经学；偶然看看《纲鉴易知录》或《四库简明目录》，也不知如何讲求史学及目录学。但我听见本地有许多人家有什么书，我就要想法借来看或抄；所以自十六七岁起，向镇江各家借抄《御纂七经》中的三《礼》一部书，过录惠定宇、张皋文批的《汉书》等，也都是莫明其妙。我父亲的学生陈善余（庆年）听见我很好学，时常找我去谈论。我就从他得到许多讲学问的门径。陈氏的朋友赵申甫先生（勋禾）也赏识我，常和我谈镇江的掌故，以及清朝许多学者的故事。我在廿岁前后，得此二先生之力。到了廿三岁，陈善余介绍我到南京编译书局，受业于江阴缪艺凤先生门下，我就由此常在外乡，在镇江的时候很少。几十年间见到清季及民国许多硕学名人。自己虽然根柢浅薄，也随时跟着若干人前进。陈善余深于史学，劝我不要专攻词章，因此我也就不大很做诗和骈文。陈的志愿是讲学不做官，我也就只愿讲学不做官。在译书局和常熟宗受于（嘉禄）同事，听他常讲桐城老辈讲学问文章的方法，也就渐窥散文的门径。那时译书局在南京中正街（今白下路）祁门会馆，和义宁陈伯严先生（三立）对门，时常亲炙，粗闻其诗古文绪论。陈戚通州范肯堂先生（当世）常游金陵。寓居陈家，我也常请教他。同时通州名人张季直先生（謇）做文正书院山长时，我应过一回考试，他就赏识我。后来他因有人请他做一部书的序，他托缪先生找一个人代做，缪先生叫我代做，他看了也称很好，所以我常去拜见他。及至办南通学堂，张先生担任过一次监督，更和我是宾主了，张先生办南通学堂，要请我到通州教书，范先生也力劝我，我因在缪先生门下，待我极好，我不忍离开缪先生，婉言辞却。但因到通州之便，与江易园先生（谦）相晤，江先生告我以“三不敷衍”宗旨：一不敷衍自己，二不敷衍古人，三不敷衍今人，我为之倾倒。后来江先生任高等师范学校校长，请我教国文。我更常听到江先生许多名论，可惜他因病辞职，在校时间不久，否则他的人格感化，造成南高学风，真是了不得的。
选自柳曾符、柳佳编《劬堂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