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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飞尽东风起》
林斤澜是父亲的挚友，他不止一次对我说过，江苏作家和浙江作家相比，现代是浙江强，当代是江苏强。现代是祖父那一辈，当代是父亲这一辈。现代作家中，浙江有鲁迅，有茅盾，有郁达夫，有艾青，都是高山仰止的人物，自然无法比拟。到当代作家这一拨，按照林斤澜的看法，江苏有高晓声，有方之，有陆文夫，还有汪曾祺，情况完全不一样。对新时期初几年的文学，我始终有种些隔膜。作为一名中文系大学生，你没有办法不感觉它活生生的存在，而且一段时间，江苏以及全国的文学精英都在眼前转悠，这些人是父亲的好朋友，在我没有成为作家之前，父辈的名作家见了不计其数。我常常听父辈煮酒论英雄，在微醺状态下指点文坛，许多话私下说着玩玩，上不了台盘。我记得方之生前就喜欢挑全国奖小说得主的刺，口无遮拦，还骂娘。并且留下深印象的，是高晓声神秘兮兮告诉我，说汪曾祺曾向他表示，当代作家中厉害的就数他们两个。天下英雄，使君与操，余子谁堪共酒杯。我一直疑心原话不是这样，以汪曾祺的学养，会用更含蓄的话，而且汪骨子里是个狂生，天下的名份，未必肯让别人分享。提起八十年代初期文学，不提高晓声和汪曾祺这两位不行，他们代表着两种重要的文学现象。八十年代中期，有一次秋宴吃螃蟹，我们全家三口，高晓声与前妻带着儿子，林斤澜夫妇，加上汪曾祺和章品镇，正好一桌。老友相会，其乐融融，都知道汪曾祺能写善画，文房四宝早准备好了，汪的年龄，兴致也，一边吃一边喝彩，说螃蟹很好非常好，酒酣便捋袖画螃蟹，众人的喝彩声中，越画越忘形。然后大家签名，推来推去挨个签，后一个是高晓声儿子，那时候，他还在上中学，次遇到这种场面，有些怯场，高低声对儿子说，写好写坏不要紧，字写大一些，用手势比划应该多大，并告诉他具体签什么位置上。高晓声儿子还是紧张，而且毛笔也太难控制，那字的尺寸就大大缩了水，签的名比谁字都小，高因此勃然大怒，取了一支大号的斗笔，沾满墨，在已经完成的画上扫了一笔。大家都很吃惊，好端端一幅画活生生糟蹋了，记得我母亲当时很生气，说老高你怎么可以这样无礼。汪曾祺也有些扫兴，脸上毫无表情。事后，林斤澜夫妇百思不解，问我为什么会这样。我说可能是高晓声对儿子的期望值太高了，他忍受不了儿子的示弱。按说在场的人，朋友一辈的年龄都比高晓声大，只有我和他儿子两个小辈，高晓声实在没必要这么心高气傲，再说签名也可以裁去，何至于如此大煞风景。
次见到高晓声，是考上大学那年，他突然出现在我家。高晓声和父亲是老朋友，与方之陆文夫都是难兄难弟，五七年因为“探求者”打成右派，一晃二十年没见过面。乡音未改，鬓毛已衰，土得让人没法形容，农民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而且是七十年代的农民形象。那时候右派还没有平反，已粉碎了四人帮，刚开完三中全会，右派们一个个蠢蠢欲动，开始翘起狐狸尾巴。这是个日新月异的时代，高晓声形迹可疑转悠一圈，人便没有踪影，很快又出现，已拿着两篇手稿，是《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高晓声开始给人的印象并不心高气傲，他很虚心，虚心请老朋友指教，也请小辈提意见。我们当时正在忙一本民间刊物《人间》，对他的小说没太大兴趣。叫好的是父亲，读了十分激动，津津乐道，说自己去《雨花》当副主编，手头有《李顺大造屋》和方之的《南丰二苗》，就跟揣了两颗手榴弹上战场一样。《李顺大造屋》打响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后话，我记得陆文夫看手稿，说小说很好，不过有些罗索。话是在吃饭桌上说的，大家手里还端着酒杯，高晓声追着问什么地方罗索了，陆文夫也不客气，让我拿笔拿稿子来，就在手稿中间删了一段，高当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我印象中，文章发表时，那一段确实是删了。八十年代初期的文学热，和现在不一样，不谈发行量，不谈钱。印象中，一些很糟糕的小说，大家都在谈论，满世界都是“伤痕”，都是“问题”，作家一个个像诉苦申冤的弃妇。主题大同小异，不是公子落难，就是才子见弃，幸好有“帮夫”的红颜知己出来相助，以身相许，然后选个悲剧结局悄然引退。公式化概念化的痕迹随处可见，文学成了发泄个人情感的公器，而且还是终南捷径，一篇小说只要得全国奖，户口问题工作问题包括爱情问题，立码都能解决。当时有个特殊现象，无名作家作品一旦被《小说月报》转载，就会轰动。我认识一位老翻译家，五十岁出头，译过许多世界名著，国外邀请他讲学，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偏偏对当代创作一点不了解，那年头出国不容易，可怜他搞了一辈子外国文学，还没有迈出过国门一步，便随手揣一摞《小说月报》匆匆上飞机。这些《小说月报》还是我堂哥三午送的，并不全，逮着一本算一本。高晓声显然也是占了文学热的光，他回忆成功经验，认为自己抓住了农民关心的问题。对于农民来说，重要的只有两件事，一是有地方住，一是能吃饱，所以他初的两篇小说，《李顺大造屋》是盖房子，《漏斗户主》是讲一个人永远也吃不饱。一段时间内，高晓声很乐意成为农民的代言人，记得他不止一次感慨，说我们家那台二十寸的日立彩电，相当于农民盖三间房子。父亲并不知道农村盖房子究竟要多少钱，不过当时一台彩电的价格，差不多一个普通工人十年工资，因此也有些惶恐，怀疑自己过日子是否太奢侈。高晓声经常来蹭饭，高谈阔论，我们家保姆总在背后抱怨，嫌他不干净，嫌他把烟灰弹得到处都是。一来就要喝酒，一喝酒就要添菜，我常常提着饭夹去馆子炒菜，去小店买烟买酒。高晓声很快红了，红得发紫，红得保姆也不相信，一个如此灰头土脸的人，怎么突然成了人物。高晓声提起农民的生存状态就有些生气，觉得国家对不起农民。他自己做报告的时候，农民的苦难是重要话题。也许是从近处观察的缘故，我在一开始就注意到，高晓声反复提到农民的时候，并不愿意别人把他当作农民。他可能会自称农民作家，但是，我可以肯定，他并不真心喜欢别人称他为农民作家。农民代言人自有代言人的拖累，有一次，在常州的一家宾馆，晚上突然冒出来一个青年，愣头愣脑地非要和高晓声谈文学。高晓声刚喝过酒，满脸通红，头脑却还清醒，说你不要逼我好不好，我今天有朋友在，是大老远从外地来的，有什么话以后再说行不行。那青年顿时生气了，说你看不起我们农民，你还口口声声说自己是农民，你现在根本不是农民了。高晓声像哄小孩一样哄他，甚至上前搂他，想安慰他，但是那年青人很愤怒，甩手而去。高晓声为此感到很失落，他对在一旁感到吃惊的我叹了口恶气，说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我知道对有些人，高晓声一直保持着克制态度，他不想伤害他们，但是心里明白，在广大的农村，很有这样一些人，把文学当作改变境遇的跳板，他们以高的成功为样板，为追求目标，谈到文学，不是热爱，而是要利用。我知道高晓声内心深处，根本就不喜欢这些人。这样的人，当然不仅农村才有，也不仅过去才有。仔细琢磨高晓声的小说，不难发现，他作品中为农民说的话，远不如说农民的坏话更多。农民的代言人开始拆自己的台，从陈奂生开始，农民成了讥笑对象。当然，这农民是打了印号的，因为农民其实就是人民，就是我们自己。中国知识阶级总处于尴尬之中，在对农民的态度上，嘴上说与实际做，明显两种不同的思维定式。换句话说，我们始终态度暧昧，一方面，农民被充分理想化了，对缺点视而不见，农民的淳朴被当作讴歌对象，另一方面，又把农民魔鬼化了，谁也不愿意去当农民。结果人生所做一切努力，好像都是为了实现不再做农民这个理想，甚至为农民说话，也难免项庄起舞，意在沛公。
父亲一直遗憾没有以快速度，将汪曾祺的《异秉》发表在《雨花》上。记得当时不断听到父亲和高晓声议论，说这篇小说写得如何好。未能即时发表的原因很复杂，结果汪另一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上抢了先手。从写作时间看，《异秉》在前，《受戒》在后。以发表而论，《受戒》在前，《异秉》在后。汪曾祺后来的大受欢迎，和伤痕文学问题小说倒胃口有关。当时，除了汪的《异秉》，还有北岛的《旋律》，这小说是我交给父亲的，他看了觉得不错，也想发表在《雨花》杂志上。根据行情，这些小说并不适合作为重点推出。大家更习惯所谓思想性，编刊物的人已感到需要新鲜的东西来冲击一下，但是这仍然需要时间。对八十年代初期文学有兴趣的人，不妨去翻翻当时的刊物目录。那时候，汪曾祺的小说，包括林斤澜的小说，显然不适合作头条文章。这两个人后来都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只要看获奖名单的排名，就知道不过是个陪衬。我记得有人说过，汪曾祺和林斤澜只是副榜，有名气的作家早拿过好几次了，既然大家私下里叫好，就让他们也轮到一次。和高晓声迅速走红不同，汪曾祺小说有个明显的慢热过程。高晓声连续两届全国奖，而且排名很靠前，一举成名天下知。汪曾祺却是先折服了作家同行，在圈子里获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叫好，然后稳扎稳打，逐渐大红大紫。客观地说，在八十年代初期，高晓声名气大，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汪曾祺声望高。这两个人在八十年代不期相遇，难免棋逢对手，英雄相惜。高晓声一度对汪的评价极高，但是我印象中，是汪成名之前，有一次他甚至对我说，汪的小说代表了国际水平。正是因为他强烈推荐，《异秉》还是在手稿期间，我就看了好几遍。高晓声一直得意《陈奂生转业》中的一个细节，小说中县委书记问寒问暖，把自己的帽子送给了陈奂生，说帽子太大，他戴着把眼睛都遮住了。这顶帽子显然有乌纱帽的意思，县太爷戴着嫌大，放在农民的头上却正好。熟悉高的都知道，他有“阴世的秀才”之美称，是个促狭鬼。“陈奂生”是高晓声笔下的一个重要人物，出现在多篇小说中，要比李顺大更有血有肉，而“帽子”恰恰是塑造这个人物的重要道具。在一开始，陈奂生有顶帽子叫“漏斗户主”，这是他的绰号，然后日子好起来，手里有了些闲钱，便想到进城买顶“帽子”，因此演绎了“进城”故事，再获全国小说奖的荣誉，然后不安分地“转业”，竟然要做生意了，莽莽撞撞走县委书记的门路，居然堂而皇之地戴上了县太爷的“帽子”。高晓声经常在这种小聪明上下功夫，也就是说经常嵌些小骨头。我觉得汪曾祺对高晓声的赞许，也在这一点上，他说高有时候喜欢用方言，自说自话，不管别人懂不懂，不管别人能不能看下去。汪的意思是他反正明白，知道高小说中藏有骨头，那骨头就是所谓促狭。曾经有两次，和汪曾祺谈得好好的，突然就中止了。我一直引以为憾，后悔自己没有找机会，把没说完的话进一步谈透。一次是九十年代，父亲已经过世，他来南京开会，在夫子庙状元楼的电梯里，很认真地对我说：“你父亲的散文，我都看了，很干净，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因为是会议开幕前夕，他刚说完，电梯已到达，门外有人在招呼我们。汪曾祺意犹未尽，被一个小姐带走了。我很遗憾话刚开始就中断，匆匆开始，又匆匆结束。我知道后面还有话要说，他的表情很严肃，并不像一般的敷衍。作为长辈，他很可能要借父亲那本薄薄的散文集，说些什么。也许他觉得父亲不应该写那么少，也许他觉得我写得太多了，总之，提到父亲的时候，他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悲哀。还有一次是八十年代的扬州街头，当时父亲也在场，还有上海的黄裳先生，我们一起吃早餐，站在一家小铺子前等候三丁包子。别人都坐了下来，只有我和汪曾祺站在热气腾腾的蒸笼屉子前等候。我突然谈起了自己对他小说的看法，说别人都说他的小说像沈从文，可是我读着，更能读出废名小说的味道。他听了我的话，颇有些吃惊，含糊其辞地哼了一声，然后就沉默了，脸上明显有些不高兴。我当时年轻气盛，刚走出大学校门，虽然意识到他不高兴了，仍然具体地比较着废名和沈从文的异同，说沈从文的句式像《水经注》，而废名却有些像明朝的竟陵派，然后捉贼追赃，进一步地说出汪曾祺如何像废名。蒸笼屉子里的三丁包子迟迟不出来，我口无遮拦地继续说着，说着说着，汪曾祺终于开口了：“你说的也有一定道理，然而――”他显然已想好该怎么对我说，偏偏这时候，三丁包子好了，他刚要长篇大论，我们交牌子的交牌子，拿三丁包的拿三丁包，话题就此再也没有继续。我自己也成为作家以后，才知道汪曾祺当时为什么不高兴。一个作家未必愿意别人说他像谁，像并不是个好的赞美辞，作家永远独一无二的好。汪曾祺喜欢说他与沈从文的关系，西南联大时期，汪是沈从文的学生，在写作上曾接受过指导。八十年代也是沈从文热兴起的时候，沈门嫡传是一块金字招牌，汪曾祺心气很高，显然不屑于以此作为自己的包装材料。凭心而论，汪小说中努力想摆脱的，恰恰是老师沈从文的某种影响。在语言上，汪曾祺显得更精致，更峭拔，更险峻，更喜欢使才，这种趋向毫无疑问地接近了废名。“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鲁迅先生谈起废名时，曾说他有一种“着意低徊，顾影自怜”的情结，汪曾祺也提到过废名的这种自恋，而且是以一种批评态度。废名的名声远不及沈从文，汪谈到一些文学现象，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明白，在习惯上，提到更多的还是沈从文，因为熟悉程度上来看，毕竟自己老师更近一点。事实上，说他像沈从文听了都不一定高兴，说他像不如沈从文的废名，当然更不高兴。
高晓声成名后，闹过很多笑话，譬如用小车去买煤球，结果撞了一个老太太。他赔了几十元钱，为此很有些怨言，我笑他自找，煤和霉同音，在八十年代初，很大的官才有小车坐，如此奢侈，报应也在情理之中。那时候，北岛在《新观察》做编辑，有一次来南京找高晓声组稿，用开玩笑的口气问我，听说高写了一篇海明威似的小说，是不是真有其事。我告诉北岛，高不止写了一篇这样的小说，而是断断续续写一批，这就是《鱼钓》，《山中》，《钱包》，以及后来的《飞磨》，所谓“海明威似的”说法并不准确，应该说是带一些现代派意味。高晓声一度很喜欢与我聊天，觉得我能懂他的话，能明白他的思想，而且愿意听他唠叨。八四年年初，江南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我们去了江阴，躲在一家宾馆里，足足地聊了两天两夜。电网遭到破坏，结果我们用掉了许多红蜡烛。秉烛夜谈的情景让人难忘，那时候，已经五十好几的高正陷入一场意外的爱情之中，谈到忘形之际，竟然很矫情地对我说，现在他喜欢两个研究生，一个是我，另一个当然是与爱情有关了。那是我印象中，高晓声心态年轻的时候。忘不了的一个话题，是高晓声一直认为自己即使不写小说，仍然会非常出色。毫无疑问，高晓声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如果认真研究他的小说，不难发现埋藏在小说中的智慧。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从五七年打右派，到二十年复出文坛，他从来没有放弃努力。在“探求者”诸人中，高晓声的学历，字也写得好。他曾在上海的某个大学学过经济，对生物情有独钟，虽然历经艰辛，自信心从来没有打过折扣。落难期间，他研制过“九二0”，并且大获成功，这玩意究竟是农药，还是生物化肥，我至今仍然不明白。高晓声培育过黑木耳和白木耳，据说有很多独到之处，经他指导的几个人后来都发了大财。我不知道高晓声有没有对别人表达过这种观点，那就是文学虽然给他带来了巨大荣誉，可是他一直相信，自己如果不写小说可能会更好。在八十年代，随着改革大潮的深入，他似乎看到了更多的发财机会，然而，他的年纪和已经获得的文学功名，已经不允许再去冒险。很多人的印象中，高晓声只是一个写农民的乡土作家，是个土老帽，可是大家并不知道，他身上充分集中了苏南人的精明，正是利用这种精明，他轻易敲开了文坛紧闭的大门。关于高晓声的成功秘诀，总能听到两个简单化的推论，这就是被打成了右派，是苦难成全了他，另外，他熟悉农民，因为熟悉，所以就能写好。很显然，高晓声不会真心赞同这种简单观点。某种特定的场合，他或许会这么说，然而只是权宜之计，是蒙那些玩文学评论的书呆子，他知道这绝不是事情的真相。同时具备两个条件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偏偏高晓声出人头地。写作作为一种专业，自然应该有它的独特性。首先，是写作这种体的劳动行为，让作家成为作家。作家如果不写，就什么都不是，千万不要避重就轻，颠倒黑白。在被打成右派以前，高晓声就已经是个作家了，因此真实的答案，是五七年反右剥夺了一个作家的写作权力，不只是剥夺了高晓声，而且凋零了后来那一大批“重放的鲜花”。事实上，新时期文学的初级阶段，真正活跃在文坛上的，还是那些文革后期的笔杆子，这些人中既有初出茅庐的新手，也有重现江湖的旧人。时过境迁，那些充满时代痕迹的文字，都是很好的文学史料，譬如方之，早在七十年代初期，就孜孜不倦地写过一部关于赤脚医生的小说《神草》。把写作形容为一种手艺似乎有些不大恭敬，然而又不得不让人感到尴尬，它确实是真相的一部分。通常认为粉碎四人帮前后的小说泾渭分明，是完全不同质的文学现象，却很少去注意它们的一脉相承。其实文革腔调并不是一刀就能斩断，在前期那些伤痕文学问题小说中，文革遗韵历历可数随处能见。高晓声的精明之处，在于他一眼就看透了把戏。换句话说，在一开始，文学并不是什么文学，或者不仅仅是文学。文学轰动往往是因为附加了别的东西，高晓声反复强调自己关心农民的生存状态，关心农民的房子，关心农民能否吃饱，这种关心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就是文学作为一种工具，可以用来做一些事情。“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文革中作家们很重要的一个罪名，文革已经结束了，人们仍然相信通过小说，能改变民间的疾苦。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高晓声身上贴着农民作家的标签，俨然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但是他早就在思索究竟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连续两次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在当时是非常骄人的成就，面对摄像镜头的采访，在回答为什么要写作的提问时，高晓声嘿嘿笑了两声，带着很严重的常州腔说：“写小说是很好玩的事。”那时候电视采访还很新鲜，我母亲看了电视，既吃惊，又有些生气，说高晓声怎么可以这么说话。十年以后，王朔提到了“玩文学”这样的字眼，正义人士群起围剿，很多人像我母亲一样吃惊和生气。高晓声可不是个油腔滑调的人，他知道如何面对大众，绝不会用一句并非发自心腑的话来哗众取宠。
《我的自语打扰了你》近讨论多的就是“深入生活”，这又一次成了一个热门话题。一些人从专业的角度、从个人的文学经历，提出了很多疑虑。他们担心过分的提倡和号召，走向表面化和形式主义。其实这些忧虑是不必要的。文学组织不会鼓励把作家关在斗室里。一般不会这样。事实是，经历了几十年的文学历练，突破形式上的局限和负面，是每一个作家起码的能力。个人的文学思悟、文学理想总不至于被某种广泛的形式所局限。同样是“深入生活”，同样是到一个地方，不同的作家结出的文学之果完全不同。所以终还是要看一个人的生命质地。一般意义上的“采风”、“深入生活”都是好事。问题要看谁去做，怎么做，怎么对待。实际上即便不去“深入生活”，也存在怎么消化现实生活和个人心灵世界对接这个问题。它是一个复杂的转化过程，横亘在每一个写作者面前。如果不是一个文学中人，就很容易简单地认同和追逐现实。如果是一个真正的作家诗人，就会不停地在心里酿造个人和个性，进行这样的一种艺术和思想。这个过程，人和人都不一样。它是由先天的因素、后天的学识、群体的影响、时代的蕴化等等复杂的综合，在一个文学人的内心起到的不可预测、难以感知的作用，是相当晦涩的一个过程。一些具体的操作会采取一个平均数、一些相当通俗的作法，作家可以将其纳入自己全部创造的良性循环当中去。但是这种“深入”如果不能跟个人的阅读结合起来，那也会是很糟糕的。这种外部的热闹，必要和安静的阅读结合一体，要把那种激烈的动感和室内的闲静搭配起来。两方面的比重一旦发生变化就会出麻烦。说到室内的安静，一个人，特别是一个作家，独处的能力很重要。看一个人，一个群体，要看他能不能很好地独处。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能不能待得住，能不能享受一个人的沉静，这往往是判断和衡量其价值的一个方法。平庸总是从喧闹开始的。在发达文明的地区，很多地方大街上的人很少，除非在商业街、在非常热闹的场所。在落后粗陋的地方，哪怕是一个小镇子，街上的人都乌央乌央的。文化素质比较低的群体，人的独处能力一般是比较差的。人文素质较高的地区，大量的人业余时间在做什么？在自己的空间里享受个人的时间、个人的思悟、个人的寂寞，以及他喜欢的艺术。他们做的多的一件事就是阅读。 发达地区普通国民能够做到的事情，有的“作家”却做不到。人缺乏一颗这样的安静心、独处力，怎么能奢望写出独到的、令人耳目一新的、不重复别人语调的、杰出的文学作品？现在打开一个文学刊物，不要仔细看，不要看它的故事和人物、主题和思想，就是简单地看它的语言层面，就会感到语调都是相似的。连自己的说话方式都没有，个人的语言气质都没有，怎么会是像样的文学作品？无非是从众、盲目、简单的沿袭。他们忙着追逐一个时期的说话方式，连这个层面都打不破。每个时期都有自己的语言方式，语言的气息。比如说文革时期，到图书馆把那时的文集刊物翻开，那种语言的气息扑面而来。八十年代是一种语调，九十年代、现在，不同时代都各有自己的主语调，还有副语调。一个作家要写出较好的作品，起码要摆脱一个时期的主语调，继而再摆脱一个时期的副语调。主副语调，都与这个时代的文化气质、精神气质合榫配套。这与文学创作极度个人化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我们每天忙忙碌碌，有多少时间被浪费掉？有多少时间完全可以用来阅读、听音乐，用来感受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伟大思想和艺术？没有，时间很少。我们每天匆匆忙忙，不过是做一些看起来很必要，实际上不做也完全可以的事情。看手机、电视、网络、微信、小报，是这些琐琐碎碎的东西。把时间都浪费在这些方面，非常可惜。有人谈深入生活的经验，讲自己跟那个地方的人是多么熟悉，自己已经多么平民化，化到了当地人的生活细节里。谈多了就了无新意，好像这是一个太空人一样，次接触乡村和某个地方。实际上哪有这么复杂，大家都是半城半乡，生活环境中都是差不多的文化构成。过分强调对生活的熟悉，对现实生活的投入，没有多少意义。相反的却没有谈在这个相对局限的当下生活中，他对迥然不同的奇特之物的感悟和见地。因为他的“深入”是局部的，没有同时展开广泛的阅读和个人极度寂寞的平衡。人只有在阅读中才能打开精神的地平线。越来越封闭于一个生活的角落，越来越封闭甚至拘禁到一种平凡的见识中去。实际上还有更宽阔的原野，但这需要精神的登高才能看到。所以“深入”和阅读，独处，都是为了站在高处，能够极目远望，为了获得开阔的、辽远的气象。康德著名的一句话包含了全部的文学奥秘：我这一生有两个敬畏，一是天上的星空，二是心中的道德律。天上的星空是什么意思？是他似乎感到的宇宙间的秩序和规律，那个无所不在的规定的力量。这个力量有强大的创造性和不可预测性。人天生就有一种良知良能，这就是心中的道德律，实际上也是星空的一部分。所以这两句话实际上在讲同一个问题，一是抬头仰望，二是低头自省，在俯仰间感知伟大的规律和法则。如果现实生活把人导向一个更表面、更狭窄、更简单、更苍白的所谓文学层面，脱离个性的、生命思悟的层面，还有什么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