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化的陷阱
因而我们永远也没有在生活着，我们只是在希望着生活；
并且既然我们永远都在准备着能够幸福，
所以我们永远都不幸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布莱士·帕斯卡
“每日能多益1，幸福抹抹抹”“喀斯特拉玛2，幸福的伙伴”“MMA3，幸福的保障”“小贝勒4，360°的幸福”“雷诺风景——为幸福腾出空间”“地中海俱乐部5，全世界的幸福”，当然还有可口可乐的“为所有人的幸福”！我们把幸福当作广告媒体的调味品，在各种研讨会上、培训班里讲授幸福，难道幸福成为了所有人争相寻找却徒劳无获的新的圣杯吗？实际上，如今，人们向我们兜售的是一种没有考验与痛苦的幸福生活的想法。我们大脑中充斥着各种关于理想化的幸福的画面，这种只包含快乐生活的画面。这种理想化的生活支撑着市场，向我们兜售一系列的产品和服务。幸福贩卖商向我们保证，无论什么样的商品，小到洗涤剂，大到汽车，再到旅游或实习，都会使我们达到我们期望的状态。
幸福是“持续心满意足、身心舒适平衡，没有痛苦、压力、不安和困惑的状态”1吗？生活就是疾病和死亡离我们远远的？那么爱呢？夫妻间呢，就应该完全和睦相处，没有争吵，拥有完美身材，当然还有旺盛的力比多吗？完美的父母、勤劳的工作者、公民榜样……总而言之，幸福正通过某些方面成为我们消费社会的新宗教。
这些概念通过强调个人充分发展、实现快乐和避免痛苦，使幸福在享乐主义方面极度增值2。但追随这种意识形态，我们不会走向乌托邦吗？归根结底，我们不应该冒着失望与不满足的风险，将“应该是那样的”与“实际是那样的”做比较？也就是说，我们不应该将使人幸福的假象与对某些人来说，以更猛烈的方式带来困难与痛苦的现实做比较？
强迫幸福
幸福是全人类的追求1。让我们以幸福的重要性的调查为例进行说明：这个调查涉及来自41个国家的人，在1至7的评分等级中，1代表“一点也不重要”、7代表“极其重要和珍贵”，被调查者对幸福重要性的评价的平均值为6.392。不出所料，西方国家的参与者抬高了幸福分值，但巴西（6.62）和印度尼西亚（6.63）的分值也不低。这次评价在美洲文化中急剧发展，美洲参与者还参与到另一项研究中，他们特别认为幸福的人更有可能上天堂3！幸福就这样被理解成了需要执行的命令：我们在生活中的所有领域里，就应该幸福，就应该快乐。这种幸福成为使我们感到生活有意义的条件。然而，这种对幸福的强迫，可能会使我们不再以实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中立地看待生活，而是与我们应该感受到的东西做比较来评价生活。但这又能比较出什么呢？
为了探寻对幸福过度追求和舒适的关系，艾瑞斯·莫斯（Iris Mauss）教授和她的斯坦福大学的同事们1衡量了个体对幸福是必需的这一看法的偏好。个体需要对不同的论断做出评价，“幸福的程度会影响我生活的意愿”“我想比我现在更加幸福”“为了拥有一种值得经历的生活，我必须在大部分时间里感到幸福”。教授们还在近的十八个月内对他们进行了关于压力对他们的生活、舒适状态和抑郁程度的考量。这项研究显示，在极小压力的情况下，当环境无法解释不舒适（我们“应该”幸福）的原因时，那些总对幸福纠缠不清的人的舒适感而抑郁程度。
布里吉特感到不自在，她总感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是家庭主妇，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我物质上什么都不缺，所以我应该是幸福的。但我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我并没有感到幸福。”布里吉特因不幸福而悲伤，因不快乐而痛苦，这使她陷入悲观情绪的恶性循环中。对于她来说，与其他很多人一样，对幸福的过度追求导致一种感觉一切都不可能实现的精神状态。
因为我们很难控制我们感觉舒适或不舒适（我会在下一章做更详细的阐述），所以我们不能想幸福就幸福。
期待
我们对目标的重视不但决定了我们想要实现的梦想，而且决定了我们评价成功的标准。对学业上的成功过于看重、对自己过于苛刻的人一旦得到不好的成绩，会极度失望。但通常情况下，这种失望会成为他更努力学习的动力。就生活中的具体方面（运动、学习等）而言，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不是目标实现的羁绊。然而，幸福与其恰恰相反：对幸福的追求会导致与初目标完全相反的不合常理的结果。如果我们对这个目标纠缠不清，那么我们可能会因不幸福而不开心或失望，这种失望不快的状态会成为幸福的阻碍。
我们的期待会在生活中平常的情况下影响我们的舒适感。举这样一个例子：雅纳晚上8点下班回家。他的伴侣的反应会因在晚上7点半或晚上10点开始在家里等他而大大不同。在种情况下，她很有可能埋怨他回家太晚；而在第二种情况下，她会满心欢喜。我们的期待越高、目标越容易实现，我们就越容易因此受到影响。例如，我们会对一次容易的考试或面试比一次较难的考试的失败更失望。在我们对某些特别的东西有所期待的任何情况下，这种同样的机制都会发生作用。当得知一个不好的消息时，比如：某人的去世，我们不会惊讶于我们伤心欲绝，因为我们认为这件事是“正常的”。但我们会因为没有去某个天堂般的地方度假，当所有朋友回来时都对其赞叹不已而烦恼不堪。
在另一项研究中1，艾瑞斯·莫斯和她的同事们证明了对幸福期待的坏处。一半的参与者需要读一篇夸耀幸福的优势的虚构文章，这篇文章里含有诸如“更幸福的个体比一般幸福的个体更能获得成功，身体更健康，也更受欢迎”的论断；而另一半的参与者阅读一篇关于其他主题的文章。然后，他们随机看一部喜剧或悲剧电影。研究人员发现，在那些看悲剧电影的人中，读过关于幸福优势文章的人并没有比其他人更痛苦（看悲剧电影不会感到快乐是“正常的”）；相反，在那些看喜剧电影的人中，他们没有比其他人更快乐。
斯库勒、艾瑞里和洛文斯顿在2003年2进行了一项关于听音乐感受快乐的研究，也得到了同样的结果。在这项研究中，参与者要听一段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祭》选段，之所以选择这首乐曲，是因为它不欢快也不忧愁的中性特质。参与者被分为三组：组被命令在听这段曲子的时候，试着将情绪调到尽可能兴奋的状态；第二组在听的过程中，要借助幸福值来衡量他们的幸福程度；而控制组1（也称对照组）没有接收任何命令。结果显示，前两组的成员更不幸福。研究再一次表明强迫自己幸福或持续询问自己的状态会真正阻碍我们享受当下。
这些研究人员还表示，我们对某一节日越期待（在他们的研究中指的是新年前夜），我们可能会越失望。我们再一次看到，强迫幸福并不一定会使我们幸福。
“巴黎综合征”是一个证明理想化和失望是一对冤家的有趣的例子。一些日本游客会患上这种急性心理疾病，他们会因这座“光明之城”给予他们的理想画面（例如，艺术大爆炸时期的蒙帕纳斯或《天使爱美丽》中剧作化的巴黎）与现实体验（肮脏、噪声过大、社会交往困难或与世隔绝）的巨大差距而惊慌失措，他们被这种像谵妄症一样的严重的精神症状所折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