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改制與六經之作
六經本上古之遺籍，其後經孔子改訂，遂成後世之“經”也。然古文家欲抑博士，乃上託六經於周公，而孔子則不過“述而不作”之先師，如此，“孔子僅爲後世之賢士大夫，比之康成、朱子尚未及也，豈足爲生民未有範圍萬世之至聖哉？”蓋古文家於出門戶之見，竟貶孔子如此，至於今文家亦據門戶立場，必欲尊孔子爲教主，爲“生民未有之大成至聖”，故必以六經出於孔子也。誠如今文家説，周公不過爲上古茫昧時代之神王，純出於後世所託，又焉能造作六經而施化於後世哉？
其先，廖平已謂孔子作六經矣。其曰：“六經者，孔子一人之書。”又曰：“孔子繙經以後，真正周制，實無可考。後世傳習，皆孔子之言。”至南海，則以孔子作六經，乃先秦舊説，曰：
六經皆孔子所作也，漢以前之説莫不然也。學者知六經爲孔子所作，然後孔子之爲大聖，爲教主，範圍萬世而獨稱尊者，乃可明也。知孔子爲教主，六經爲孔子所作，然後知孔子撥亂世，致太平之功，凡有血氣者，皆日被其殊功大德，而不可忘也。
蓋自南海視之，上古茫昧無稽，周末諸子紛紛創教，各爲改制之事，不獨孔子然也。而孔子改制之跡，則見於六經。孔子本爲諸子，然出乎其類，撥乎其萃，所作六經亦獨能範圍後世矣。
南海論《詩》曰：
《春秋》之爲孔子作，經皆知之。《詩》亦爲孔子作，人不知也。儒者多以二學爲教，蓋《詩》與《春秋》尤爲表裏也。儒者乃循之，以教導於世，則老、墨諸子不循之以教可知也。《詩》作於文、武、周公、成、康之盛，又有商湯、伊尹、高宗，而以爲衰世之造，非三代之盛，故以爲非古，非孔子所作而何？
蓋《淮南子•汜論訓》謂“《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南海本此，因謂孔子作《詩》也。且古詩本有三千餘篇，若孔子之作者，蓋“孔子間有採取之者，然《清廟》、《生民》皆經塗改，《堯典》、《舜典》僅備點竄，既經聖學陶鑄，亦爲聖作”。此南海論孔子作《詩》也。
南海又曰：
《堯典》、《皋陶謨》、《棄稷謨》、《禹貢》、《洪範》，皆孔子大經大法所存。……其殷《盤》、周《誥》、《呂刑》聱牙之字句，容據舊文爲底草，而大道皆同，全經孔子點竄，故亦爲孔子之作。
其先，王充已謂《尚書》爲孔子所作，南海稱許是説“有非常之大功”。不獨孔子作《書》，至於墨子，南海亦謂有《書》之作，曰：
考墨子動稱三代聖王、文、武，動引《書》，則《康誥》亦墨者公有之物。……以此推之，二十八篇皆儒書，皆孔子所作至明。若夫墨子所引之《書》，乃墨子所刪定，與孔子雖同名而選本各殊，即有篇章、辭句、取材偶同，而各明其道，亦自大相反。……要孔、墨之各因舊文剪裁爲《書》可見矣。……可知孔、墨之引《書》雖同，其各自選材成篇，絕不相同。知墨子之自作定一《書》，則知孔子之自作定一《書》矣，對勘可明。
蓋《書》本爲上古聖王治世之遺跡，猶今之官方政典，非獨孔子一家所能寶也。孔子既能刪而爲《書》，則其他諸子固亦能刪也。南海所論，殊屬近理。
南海又謂《儀禮》十七篇，亦孔子所作。《禮記•雜記》謂“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據此，《士喪禮》本非大周通禮，待孔子制作，而哀公使孺悲來學，遂有士喪之禮。且觀《墨子》一書，既屢稱道禹、湯、文、武，又肆意攻擊喪禮，可見喪禮本非禹、湯、文、武之制，乃孔子私作也。
不獨《禮》也，至於《樂》，墨子亦肆其“輕薄詆誹”，以爲儒家所病，可見，《樂》亦孔子所作也。
至於《易》，南海以爲伏羲畫八卦，文王演爲六十四卦，至於卦、彖、爻、象之辭，實全出於孔子，則孔子作《易》經也。然劉歆造“十翼”之説，而託於孔子，則孔子不過爲《易》作傳而已，此亦其抑孔子之智術耳。
若孔子作《春秋》，素無疑義。南海曰：
《春秋》爲孔子作，古今更無異論。但偽古學出，力攻改制，並鏟削筆削之義，以爲赴告策書，孔子據而書之，而善惡自見。杜預倡之，朱子力主之。若此，則聖人爲一謄録書手，何得謂之作乎？
今人莫不夷《春秋》爲史，實可遠紹杜預、朱熹也。
可見，南海謂孔子作六經，其旨則在尊孔子也。南海曰：
自古尊孔子、論孔子，未有若莊生者。……後世以《論語》見孔子，僅見其庸行；以《春秋》見孔子，僅見其據亂之制；以心學家論孔子，僅見其本數之端倪；以考據家論孔子，僅見其末度之一、二。有莊生之説，乃知孔子本數、末度、小大、精粗無乎不在。……六經之大義，六經之次序，皆賴莊生傳之。……古之人所爲《詩》、《書》、《禮》、《樂》，非孔子而何？能明莊子此篇，可明當時諸子紛紛創教，益可明孔子創儒，其道，而六經爲孔子所作，可爲鐵案。
蓋南海以莊子爲子夏再傳，則孔子後學也，其種種荒誕寓言，亦爲推明孔子之辭也。
孔子作六經，欲以改制也。然孔子有德無位，欲其制之可行，則必託古也。南海曰：
子思曰：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欲徵信莫如先王。……巽辭託先王，俾民信從，以行權救患。……布衣改制，事大駭人，故不如與之先王，既不驚人，自可避禍。
南海此説，本出於《中庸》與《春秋緯》，實屬近理。蓋古人言事，好託古，“必則古昔，稱先王”(《禮記•曲禮》)，遑論孔子“與先王以託權”(《孝經緯•鉤命訣》、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孟子•滕文公上》)耶？近世以來，吾國凡言變革者，莫不挾洋自重，其術正同。
孔子生當周世，天命猶未改，此其所以“從周”也；然周人治世以文，其郁其煩，莫不以此，故孔子以爲當“稍損周之文致”，而益以夏、殷之法。《春秋》有三統之説，有文質之説，而南海悉以爲託古。
桓三年何休注云：“明《春秋》之道亦通於三王，非主假周，以爲漢制而已。”對此，南海曰：
夏、殷、周三統，皆孔子所託，故曰“非主假周”也。
又，隱元年何注云：“質家親親先立娣，文家尊尊先立姪。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其雙生也，質家據見立先生，文家據本意立後生。”南海曰：
質家、文家，孔子所託三統之別號。《春秋》詭辭詭實，故不必言夏、殷、周，而曰質家、文家也。
又，隱三年何注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南海曰：
《春秋》於十一月、十二月、十三月皆書王，餘則無之。蓋三正皆孔子特立，而託之三王。其實秦、漢皆用十月，疑古亦當有因，未必用三正也。
諸如此類，《公羊》凡言三統、文質之説，南海俱以爲孔子所託。是説雖出《公羊》之外，然亦屬近理也。
南海倡爲孔子改制之説，本欲尊孔，然其餘波所及，則不免夷孔子於諸子矣。故梁啟超論曰：“《改制考》復以真經之全部分爲孔子托古之作，則數千年共認爲神聖不可侵犯之經典，根本發生疑問，引起學者懷疑批評的態度。”又曰：“雖極國推挹孔子，然既謂孔子之創學派與諸子之創學派，同一動機，同一目的，同一手段，則已夷孔子於諸子之列。”蓋南海勇於開拓，至其後果則常常弗有慮及焉。
民國時，太炎嘗有《致柳翼謀書》，其中謂胡適以“六籍皆儒家託古，則直竊康長素之唾餘。此種議論，但可嘩世，本無實證。……長素之爲是説，本以成立孔教；胡適之爲是説，則在抹殺歷史。……此其流弊，恐更甚於長素矣”，則胡適所論，又等而下之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