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峻的良心—奥威尔传》
三、“母牛扛步枪”
奥威尔的辞职让家里人非常震惊。几年没见，儿子从一个圆脸的男孩变成了脏兮兮的瘦高个，一回来就莫名其妙地宣布要当一个作家。母亲艾达“非常不安”，老理查德则气坏了，他质问儿子，你不要事业了吗？你不要前途了吗？就算这些你都不要，难道——难道你连退休金都不要了吗？
没有一个人支持奥威尔，大家都觉得他脑子有病。家人、朋友都劝说他。奥威尔不为所动，他说自己将以写作谋生。可老理查德不理解：他怎么可能以“写作”谋生？再说，他有这个天赋吗？
奥威尔写得确实烂。奥威尔母亲有位诗人朋友。她让奥威尔把作品拿给她看看，看完后这个刻薄的女诗人居然笑出声来，笑完后她又后悔了，因为她觉得奥威尔是个好人，“对猫特别仁慈”（那是因为她不知道奥威尔特别恨老鼠）。她私下认为奥威尔写东西“笨得像母牛扛步枪一样”。
但是奥威尔已下定决心当作家。他告诉父母，他有五个月的工资，还有一笔积蓄，足够维持他的生活，直到他出版本小说。老理查德听了只是叹气。奥威尔不在乎钱。一般人说不在乎钱，多少有作假的成分。世界上真不在乎钱的人是极少的。但奇怪的是，奥威尔确实不太在乎钱。他为贫穷犯愁过，但没为它改变过；他后来也因为富裕轻松过，但没为它欣喜过。事实上，他对贫穷还有一种自虐式的迷恋。后面我们就会看到这一点。
如何当上作家呢？奥威尔有点茫然。想了想，他觉得要想当作家，肯定应该去伦敦，作家都在那儿。于是他跑到伦敦，租了一个便宜公寓，节衣缩食，尽量靠积蓄多挺一阵子，冬天为了省钱甚至要靠点蜡烛暖手。
奥威尔在伦敦住了几个月，省吃俭用，勤奋地写出一篇又一篇的劣等文章，他还穿上破旧衣服去贫民区采风，算是作家的“体验生活”。可是这没用。几个月下来，奥威尔就像一只翻了壳的乌龟一样，毫无前进迹象。他没写出一篇能发表的东西，积蓄却越花越少。
熬了几个月之后，奥威尔做了一个决定：离开英国，前往巴黎。那里将是自己文学生涯的一个光辉开端。
这也不算奇特。在那几年，巴黎的文艺青年比夏天的苍蝇还多。他们从世界各地蜂拥到巴黎，随便找个便宜公寓安顿下来，然后就在街头乱窜，或者一头扎进咖啡店，一坐一天，就像生长在那里似的。他们顶着黑眼圈，端着咖啡高谈阔论，说自己马上就要写出划时代的巨著，一举打败普鲁斯特的《追忆逝水年华》。妓院和酒馆的生意都被他们带动起来了。
1928年春天，奥威尔去了这座世界文艺青年的大本营，下榻于第五区的第六大街。他来的正是时候。20世纪20年代是巴黎文艺青年的黄金时代。在人类史上，几乎找不到哪个城市能像当时的巴黎一样，聚集了那么多野心勃勃的艺术青年。他们中间有些人大名鼎鼎，比如海明威、《天使望故乡》的作者帕索斯、《北回归线》的作者亨利?米勒、《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茨杰拉德、《尤利西斯》的作者乔伊斯、《荒原》的作者艾略特……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把20年代的巴黎变成了一个传奇。
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艺术青年终默默无闻，没混出什么名堂。实际上他们很难都混出头，因为人太多了。在很多街区，艺术家比普通人还多。整个巴黎有三万多个画家，“绝大部分是江湖骗子”。这些画家把塞纳河岸的道路都给堵了。文学青年数量更超过这个数目。整个欧美的文艺青年几乎都在那里会师了。就连奥威尔的好友康诺利也跑去了，几个月后他才知道奥威尔也在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