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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你会来,所以我等

                 ——沈从文·张兆和

 

    世界上的爱情大致分两种: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

    前者听起来更浪漫,却也更不靠谱,因为对方钟的可能不是情,而是你的脸;后者胜在稳妥,那是日复一日积累来的感情,朝夕相对,细水长流,久了,那人就像你的左膀右臂,成了生活的必需品,割舍不掉。

    有人追求一见钟情的浪漫,也有人喜欢日久生情的温暖,不管是哪一种,重要的是要两情相悦。因为单恋是苦的,如同哑巴吃黄连,你再怎么煎熬,对方也无法感同身受,她不懂,也不想懂。

    沈从文对于张兆和,就是始于一场单恋,他对她一见钟情,而她无动于衷。  

 

    沈从文出生湘西,玲珑剔透的凤凰山水孕育了他柔顺温婉的才情,青年时期的他就开始从事小说创作,新潮的风格以及清新的文采让他很快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

    在徐志摩的推荐下,沈从文被中国公学校长胡适聘为教师。

    沈从文性格内向,喜欢穿着灰色的大褂,略显青涩的脸庞在人群中并不出众。他并未得到学生的认可,堂课便闹了笑话。在慕名前来听课的学生面前,他呆站了十分钟,然后又用十分钟念完了原先预备讲一个多小时的内容,接着又陷入沉默,后他只好在黑板上写着:“今天是我次登台上课,人很多,我害怕了。”

    学生们哄堂大笑,而这些学生中便有他未来的妻子——张兆和。

    有人说沈从文和张兆和次相见是在胡适的办公室,有人说是在课堂,这些争论显然毫无意义。那是怎样的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他爱她,她却顽固地不爱他。

 

    沈从文的性格里带着湘西苗家人的直白和冲动,他没有考虑一个农村小家庭和城市大家族的差距,也没有想过一个教师和学生的代沟,他只是固执地追求她,试图用一腔热情点燃她。

    他说:“有了你在我心上,我不拘做什么皆不吓怕了。你还料不到你给了我多少力气和多少勇气。同时你这个人也还不很知道我如何爱你的。想到这里我有点小小不平。”

    这一年,张兆和十八岁,家世显赫,才华出众。她还是学校公认的校花,外号“黑牡丹”,虽然皮肤微黑,却生得秀美无比,灵动如《边城》里的翠翠。

    她身边有不少的追求者,每天都会收到无数的情书,她并不会生气地撕碎扔进垃圾桶,而是调皮地给这些情书编号:“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

    沈从文排到多少号呢?二姐张允和说他大约能排到“青蛙第十三号”,可见沈从文在众多的追求者中并不出色,无论是家世、背景,还是相貌、个性,他都没有优势,多少青年才俊等着娶合肥张家的四个姑娘,沈从文拿什么脱颖而出?

    张兆和对这个湘西来的乡下人毫无好感,那一封封署名S先生的信越积越厚,她是不耐烦的,在日记中暗暗斥责S先生的信是没头没脑的。

    “望到北平高空明蓝的天,使人只想下跪,你给我的影响恰如这天空,距离得那么远,我日里望着,晚上做梦,总梦到生着翅膀,向上飞举。向上飞去,便看到许多星子,都成为你的眼睛了。”

    这样的句子让张兆和觉得莫名其妙。爱情有时候就是这么无奈,若是她无心,就算你情深似海,看起来也不过是个笑话,甲之蜜糖,乙之砒霜。

    张兆和没有任何回应,但沈从文依然把她奉为可望而不可即的女神。或许连他自己也觉得这份爱莫名其妙,陌生而强烈,不可遏制,这是他诗人的天性吧,她是美的化身,也是诗的化身,他不遗余力地追寻,就像捕捉创作的灵感。

 

    日复一日,张兆和的沉默让沈从文开始按捺不住了,他满腔炽热,迫不及待地想要找出发泄之地。

    1930年7月,张兆和在日记中描述了沈从文对她的室友说的一番话:“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他的“威胁”更加让她反感。

    恋情还未坐实,学校里的流言已经满天飞了,沈从文的郁郁寡欢都被学生看在眼里,渐渐地,大家都知道他在追求张兆和。张兆和照旧不搭理沈从文,但她心里也害怕他会做什么过激的行为,而且,流言越传越多,她不胜其扰。

    张兆和想到了校长胡适,她主动去了校长办公室,希望他能够帮助自己摆脱S先生的纠缠。让她语塞的是,胡适竟然说,“我知道沈从文顽固地爱你!”张兆和愤然地说,“我顽固地不爱他”。

    她无奈地离开了,原来沈从文早就找过胡适,希望他帮忙牵线搭桥,胡适一口答应了,很乐意当个红娘。

 

    胡适的放任和沈从文的执着,让张兆和再次选择沉默以待。她低估了沈从文那颗朴实执着的心,以为时间久了他就会厌倦了,毕竟人都是喜新厌旧的,比她漂亮的姑娘有很多,或许他会另寻新欢呢?

    说来说去,她只是不爱她,固执地坚持自己选择,以沉默来拒绝。

    1932年,张兆和毕业了,回到了苏州的老家(祖籍合肥,长于苏州),她以为从此摆脱了沈从文的纠缠,殊不知,他们的感情才真正开始。

    有一天,张家的大门被敲响,二姐张允和开了门。她面前站着一位穿着灰色长衫的青年,高高瘦瘦的,戴着一副近视眼镜,面带拘谨,手上还抱着一大包西方文学名著。

    站在太阳下的沈从文额头冒出点点汗渍,他腼腆地打了招呼,张允和连忙让他进屋。次进张家的门,沈从文四处张望,眼里流露着期待和紧张。张允和早就从三妹张兆和口中听说过他,她主动告诉他,三妹不在家,去了图书馆。

    沈从立刻局促起来说了一句“我走吧”,便匆匆离开了张家。张允和并不觉得他失礼,反而认为他是一个有趣的人。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寤寐思服。回到旅店的沈从文闷闷不乐,张兆和美丽的脸庞时不时地闪过,她就像黑夜中的星辰,明亮动人,他却永远摘不到。

 

    张兆和回到家后,张允和立刻告知她沈从文来过,还责怪她故意去图书馆。张兆和委屈地辩解,终在二姐的劝说下,她动身去旅馆找沈从文。

    沈从文正躺在床上发呆,听到敲门声,他既疑惑又期待,他在苏州并没有什么朋友。

    门外是他心心念念期待的人儿,她脸颊泛红,背着双手,眼神羞涩,局促地站着。看到这一幕,沈从文有些呆了,又惊又喜,而张兆和也半天才开口,邀请他去家里玩。

    尽管这是二姐张允和的意思,但沈从文同样欣喜若狂,至少,张兆和对他不再是冷若冰霜。

    或许,文字永远没有现实的陪伴温暖,行动永远要比言语的浪漫靠谱,爱需要说,更需要做。

    沈从文整个暑假都待在张家,给张兆和的几个弟弟讲故事,同几个姐姐谈天说地,他的朴实真诚很快得到了张家上下的认可。家人的态度渐渐改变了张兆和,她开始试着写卸下心里的防备。

    一个是一见钟情,一个是日久生情,不管怎样,他们终于相爱了。

 

    暑假结束,沈从文回到青岛,二姐张允和便成了沈和张之间的鹊桥。她后终于松口,给沈从文发去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算是正是确立了两人的恋爱关系。

    他们的婚礼在北平公园举行,没有满座的贵宾,没有奢华的仪式,就这样从单相思到走向婚姻殿堂。对于张兆和来说,这似乎来得太快了些,但是在沈从文眼里,这个过程太漫长了。

    时至今日,谁也不能确定,张兆和是从心底接受了这个“乡下人”,还是一时感动。但可以确定的是,她是沈从文的缪斯,是创作的源泉,有了她,他才能写出更好的文章,留下脍炙人口的名作。

    “我以为我是个受得了寂寞的人,现在方明白我们自从在一处后,我就变成一个不能够同你离开的人了,三三,想起你我就忍受不了目前的一切了”。

 

    在信里,他们的爱情保持着火一般的炙热,张兆和也亲昵地称呼他为二哥,婚后的暂时别离也未曾影响他们之间的熊熊爱火。沈从文回湘探望病危的母亲,在船舱给三三写信:“我离开北平时还计划每天用半个日子写信,用半个日子写文章,谁知到了这小船上却只想为你写信,别的事全不能做。”

    张兆和信里说:“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为了这风,我很发愁,就因为我自己这时坐在温暖的屋子里,有了风,还把心吹得冰冷。我不知道二哥是怎么支持的?”

    他们一个爱得感性,一个爱得理性,方式完全不同。

    1995年,张兆和整理完沈从文生前的遗稿,在《后记》中,她写道:“从文与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

    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煮字成药:

    这一段爱,幸与不幸,都已成往事,只有当事人知道其中悲喜。沈从文早已将对张兆和的爱尘封在自己的作品中,她的影子在字里行间不会褪去,一本《从文家书》更是写给她的情书,记载了他对她的爱,而她也在《后记》里说出了她对他的悔。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

    原来美好的爱情不是好的年龄遇见爱的人,而是门当户对两相知。即使缺了前者,如果能做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爱也能长久,情也会长存。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朱生豪·宋清如

 

    爱如风过,难以捉摸,遇到是缘起,错过是缘灭,无人幸免。

    秋天,钱塘江畔,秦望山头,在极具诗意的之江大学里,在一个谈诗论道的文学社,朱生豪和宋清如相遇了。

    一个是闻名之江的才子,一个是小露锋芒的女学生,他们没有只言片语,却在诗词酬和中,悄然埋下爱情的种子。

    爱情本来就是一件诗意的事,尤其是两个文艺青年的爱情,朱生豪和宋清如都是才华横溢的人,当他们谈情说爱,那就是在写一首浪漫的诗。

    从相识到相知,再到后的相守,他们整整走过了十年,那不是弹指光阴,而是三千多个日夜。他们通过书信来往,游戏笔墨,互诉衷肠,那一封封信笺,化作幸福信使——青鸟,衔来爱的孺慕,解了分隔两地的相思之苦。

 

    如果说,是朱生豪的惊才绝艳吸引了宋清如,那么,他的矢志不渝则深深打动了她,就像春雨润物无声,一夜催开了桃花。

    红罗帐,小轩窗,犹梦初相识。

    宋清如对于朱生豪的初次印象是:“瘦长的个儿,苍白的脸,和善、天真,自得其乐地,很容易使人感到可亲可近。”

    朱生豪是话少、好静之人,他次读到宋清如的《宝塔诗》,心里对这个写新诗的女子已是另眼相待,生出了别样的情丝。

    就在宋清如参加诗社的第二次活动时,朱生豪也去了,仍未同宋清如讲一句话。但是朱生豪却做出了与此前大相径庭的举止,他本不喜拍照,这次却与诗友们合影留念,并排在了引人注目的位置。

    男人的心里总会住着一个孩子,在爱情面前,他们偶尔也会手足无措。朱生豪生性内敛,即便有心结识宋清如,表现亦是羞涩,每每和她相见,总是缄默不语,更遑论表露心迹。

    他们见面本就少,都是诗社活动,一来二去,宋清如只当他是良师益友。朱生豪心里的热情并没有因此减退,初初晤面,情根深种,她只看了他一眼,在他心里却已经和她过了一生。

 

    1933年夏,朱生豪从之江大学毕业,应邀到上海的世界书局供职。离别前夕,朱生豪将自己的情意化作三首《鹧鸪词》,赠给宋清如。现将三首词摘录如下:

    (其一)楚楚身裁可可名,当年意气亦纵横,同游伴侣呼才子,落笔文华绚不群。招落月,唤停云,秋山朗似女儿身。不须耳鬓常厮伴,一笑低头意已倾。

    (其二)忆昨秦山初见时,十分娇瘦十分痴。席边款款吴侬语,笔底纤纤稚子诗。交尚浅,意先移,平生心绪诉君知。飞花逝水初无意,可奈衷情不自持。

    (其三)逝水东流无尽碧,人间暂聚易参商。阑珊春去羁魂怨,挥手征车送夕阳。梦已散,手空扬,尚言离别是寻常。谁知咏罢河梁后,刻骨相思始自伤。

    这三首词,字字锦绣,他的深情融于笔墨,见者动容。他毫不掩饰地说,“一笑低头意已倾”、“可奈衷情不自持”、“刻骨相思始自伤”,哪怕她只是无心的一笑,在他眼里也是春暖花开。

    情深不由己,相思绊人心,哪个女子能拒绝这样丰盛的情意呢?宋清如默许了他的告白,两人开始密切的书信往来。有时,他们一周就互通两三封信,这是因为在这这一纸一笔中,两人了解增多,情意渐浓。

 

    朱生豪十岁丧母,十二岁失祜,和两个弟弟相依为命,由叔祖母和姑妈抚养长大。长期寄人篱下的生活,母爱、父爱的缺失,这都给朱生豪的童年留下了阴郁,让他早早地看透世态炎凉,养成沉默寡言的性格。他不善言辞,不爱社交,只愿待在阁楼间,看书读诗,而宋清如的出现就如一道亮光,点燃了他枯寂的生活;又如一缕清风,温暖了那颗干涸已久的心。

    他不无感慨地说:“幸亏世上还有一个你。”

    他对宋清如无话不说,那些信就是一个好的树洞。他坦然地倾诉着满肚子的思念;唠叨着生活中的琐碎;分享自己读书的心得或电影观感;有时,他还指导宋清如的诗歌创作。他也调皮的时候,因为她无意的一个称呼、一个字眼,他不惜费尽笔墨,和她理论,直到她“告饶”。

    有一次,宋清如在回信中,称其为“先生”。朱生豪看完信后,立马执笔回信:

    “朱先生是对于尊长者及陌生或疏远者的敬称;在俚俗的用法中,亦用于女人对他人称自己的丈夫或称他人的丈夫的代名词;用于熟识的朋友间,常会有故意见疏的意味,因此是不能容忍的。”

    此时,两人还仅限朋友的身份,但是朱生豪已视宋清如“世间可爱的朋友”,不想被故意见疏,而“先生”一词模糊不清,又怎能不言心中的郁气。

    他说,“不许你再叫我朱先生,否则我要从字典里查出世界上肉麻的称呼来称呼你,特此警告”。

    这样的他孩子气十足,完全不是外人眼里那个沉默木讷的青年,其实,朱生豪真的不善言谈,就是与宋清如直面相处时,也是言语甚少,好似“一个古怪的孤独的孩子”。

    但是爱情给了他勇气,他克服自己的缄默,通过文字展示自己的热情,那些一个个鲜活的字眼,分明是他炽热的心思。在给宋清如的信里,朱生豪是喜悦的,是放达的,他就像一个稚气未脱的少年,有着情窦初开的热烈,毫无顾忌地向她倾诉自己的思念;也有着懵懂不知事的腼腆,小心翼翼地讨好她,唯恐惹她不快;他还有几分欲擒故纵的小心思,故意说起别人送给他的画片,想激起她的醋意,让她眼里能有自己的身影。

    朱生豪以低到尘埃的姿态爱着宋清如,爱她就如自己的生命一般。他鼓励她打破重重桎梏,希望她把自己灵魂解放,做个自由的新女性,为此,他不遗余力地帮助她、支持她。

    爱本是无私,他甚至不奢求同等的回报,只是渴望得到她的理解。

    “你的来信如同续命汤一样,今天我算是活过来了,但明天我又要死去四分之一,后天又将成为半死不活的状态,再后天死去四分之三,再后天死去八分之七……等等,直至你再来信。

    如果你一直不来信,我也不会完全死去,第六天死去十六分之五,第七天死去三十二分之三十一,第八天死去六十四分之六十三,如是等等,我的算学好不好?”

 

    宋清如的回信则较少,每每回信,朱生豪都如获至宝,那是他喜悦的来源,是他的太阳,是他的甘霖,是他前行的力量,他要一字一句、反反复复、慢慢地品读,要珍藏每一封。如果没有回信,他会抱怨车马太慢,写信告诉宋清如:

    “今天宋清如仍旧不给信我,我很怨,但是不想骂她,因为没有骂她的理由。今天中午气得吃了三碗饭,肚子胀得很,放了工还要去狠狠吃东西,谁教宋清如不给信我?”

    不是爱情本身让人失去理智,而是爱的那个人太让人牵肠挂肚,所以才患得患失。对宋清如,朱生豪做不到淡定,他会俏皮,会赌气,会撒娇,也会委屈。有一次,他不知道把宋清如的来信放在了哪里,再找不到,于是忍不住生闷气,心中满是怨念。

    “找了两个黄昏,徒然的翻了一次又一次的抽屉,夜里也睡不着,我是失去我的宝贝。今天早晨在床上,想啊想,想出了一个可能的锁在,马上来找,万一的尝试而已,却果然找到了,找到了!”给宋清如倾吐书信找不到的时候,朱生豪就是“伤心的保罗”,而此时,已成了“快乐的亨利”!

 

    一个在上海,一个在杭州,两地相隔,见面成了奢侈的事情。从朱生豪离开之江大,到1936年宋清如毕业,他每年都会回杭州看望她,但是每次都有朋友相随,两人独处的时间不多。他不仅没减相思之苦,反而更添相思,回程时亦伴随着惆怅和落寞。

    梦入江南烟水路,行尽江南,不与离人遇。他只能在梦里寻找安慰,但有时候连梦也是苦的,她不肯来见他。

    有时,他梦见宋清如正酣睡,他就静静地守在她的身旁,替她驱除噩梦,待至天将明,趁她未醒之际,轻轻地吻一下她的手,又自个落寞地回去了。有时候也会梦见宋清如不理自己,或者一个人离开了……

    “我想我一定要训练自己的便是‘如果世上没有你这样一个人,我也能活下去’的方法,因为不然的话,我只好每天躺在床上流着泪想念你,再不用想做事情了。我很渴望做一个幸福的梦,一个和你亲爱地生活着的梦,然而无论在现实生活中或想象里,都不曾有过这种经验,因此我再也没有得到这样一个梦的希望。”

    有一次,朱生豪醒来之后十分伤感,甚至哭了起来,觉得很寂寞,很悲哀。只因为他连续做了几个梦,想要梦见宋清如,却都没有梦见。

    “我将永远割舍不了你。近着你会使我惝恍,因此我愿常远远地忆你。如果我们能获得长寿,等我们年老的时候,我愿和你比邻而居,共度哀倦之暮年,此生之愿足矣!”

    朱生豪把爱她当成了事业,而且是一项终身事业,想着她,梦着她,神魂依恋着她,这是他所有的快乐和悲伤的源泉。

 

    1936年夏,宋清如结束学业,回到家乡常熟度过后一个假期,准备参加工作。恰好,从上海到常熟的公路正式通车了,真可谓天公作美,从此,朱生豪到常熟也方便了许多。

    朱生豪怀着雀跃的心情坐上了汽车,去探望宋清如。

    “到达之后,向车站四周走了一转,看不见你,有点着急,担心你病倒,直至看见了你(真的看见了你),Well then,我的喜乐当然是不可言说的,然而不自禁地有些timid(羞怯)起来。”

    相见时难别亦难,等他一人离开时,凄惶地上了车,带着寂寞,带着惆怅,那美丽的风景都失去了可爱。回到上海大约是中午一点钟,朱生豪一到寓所,便给宋清如写信,写下此行之感,一直写到第二天凌晨两点半钟,总共写了一万五千字。这应是所有书信中长的一封了。

    在信中,朱生豪老实地坦白了自己乘车前后的心境,也极力夸赞她热情的家人和美丽的家乡。他疑心自己的表现不好,向她道歉,并希望她能将两人的友谊维持下去。

    经过常熟之行,他们之间的关系似乎更近一步了,朱生豪在信里直白地写道“似乎我每次见了你五分钟便别了你一百年似的”。在他眼里,她不仅是那个“世间可爱的朋友”,也是他的真正知音,不管他说什么,他相信她能懂。

 

    1937年初,朱生豪在书信中直率地问宋清如“肯不肯嫁给我”。其实他一直认为结婚是一种负担,家庭是一种累赘,可是遇到她,他却想结婚了。

    朱生豪曾把爱情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原始的爱、世故的爱以及理智的爱。他本人是理智型的爱情主义者,现在却不理智了,但宋清如没有答应他的求婚,她本就崇尚自由,视结婚为恋爱的坟墓,认为家庭是妇女的囚笼。

    这次求婚不了了之,朱生豪退而求其次:“以前我的野心,便是想成为你的好朋友;现在我的野心,便是希望这样的友谊能继续到死时。”

    1937年“八一三”事变,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战火纷飞,许多知识分子逃离上海,到内陆避难。朱生豪从上海避居嘉兴,继而避难乡间。宋清如则随家人远离家乡,去了四川。两人天各一方,其间通信皆断。

    大约过了大半年,沪渝通邮后,两人才重新联系上,但是书信来往也比较少,甚至有一年多的时间,完全断绝了书信往来。

    相见亦无事,不来常思君,这大概就是宋清如的心理写照,缠绵而含蓄。或许是时间沉淀了思念,或许是战乱成全了爱情,宋清如忽然体验到了朱生豪的可贵,她写下《满江红》、《水调歌头》和《高阳台》三首词,寄给他,以表离思感伤之情。

    朱生豪收到后,立即和词三首。

 

    1941年秋天,宋清如与家人经贵州、江西、宁波等地回到上海,见到了日思夜想的朱生豪。此时,再多的言语已是多余,他们心有灵犀,情意暗生。

    第二年的五月,在友人张荃的催促下,朱生豪和宋清如举行了婚礼,结束了他们长达十年的罗曼史。介绍人夏承焘为这一对新人题词:“才子佳人,柴米夫妻”,朴实无华,自有深意,正是他们爱情好的箴言。

    从此,两人在那个小阁楼里开始了他们风雨同舟的患难生涯。

    婚后不久,因时局问题,两人在常熟岳家小住了半年,后来辗转回到了老家嘉兴。朱生豪继续翻译莎士比亚著作,宋清如则洗手做羹,操持家务。

    一如宋清如所说:“他译莎,我做饭”,他们生活简单而丰富。朱生豪不仅在生活上依赖她,在精神上也离不开她,他还常常和宋清如探讨翻译过程中的许多问题。

 

    婚姻并没有磨灭他们的爱情,反而越来越醇厚,就像封存的酒水。有一次,宋清如回娘家,数十天尚未归来,朱生豪可谓度日如年,在日记里写道:“心像刀割一样痛苦,十八天了,她还是没有来。”

    他想去车站接她,又怕扑了空,一个人不免自艾自怜,“今天她们都去吃喜酒去了,剩下我一个人,中午吃了半碗冷粥,晚饭吃了一碗冷开水淘冷饭。独身生活也过了这么许多年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凄凉过。”

    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他其实恨不得她早点归来。

    儿子的降临为这个家带来了喜庆,也加重了朱生豪身上的担子。只是,译莎的成果一天天增加,朱生豪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

    1943年秋,朱生豪卧病半月有余,但是碍于经济条件,他没有去医院。不仅如此,他还加速翻译的进度,完成了杂剧十种,又陆续翻译出史剧《约翰王》《查理二世》《亨利四世上编》和《亨利四世下编》,并着手翻译《亨利五世》(未译完)。

    或许他是察觉到自己时间不多了,想要尽可能完成翻译工作,这让他的身体更加糟糕,日夜躺着,无力说话,更无力看书。

    1944年12月26日,时至中午,宋清如在隔壁房内哄孩子睡觉,忽然听到朱生豪叫道:“小青青,我去了!”等她赶到他的床边,他目光不舍,已经说不出话,两分钟后便溘然长逝,离开了他爱的亲人。

    朱生豪的离去是文坛翻译巨星的陨落,亦是损失,但他是为文学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宋清如说:“他那坚毅的品格,宁死不屈的精神,永远震撼着我的心。”同样,他也震撼了世人的心灵。

    莎士比亚说:“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没有阳光;智慧里没有书籍,就好像鸟儿没有翅膀。”朱生豪是一个书痴,而宋清如就是那本他爱不释手的书。十年的笔信之交,两年的相敬如宾,他们的爱情可歌可咏,不随时光褪色,不随年华老去。

 

    煮字为药:

    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

    登峰造极处,化有为至无为,化极炼为无炼,仿佛所有的言语文字,径直从一颗火热的心脏里喷薄而出;这些天真烂漫如童子语,才是世间难得的赤城与情痴。

    朱生豪是世间会说情话的人之一,他的文字暖心又更坚定心之所向。

    在两人的交往中,朱生豪更注重的是心灵的相谐,欣赏,而不求占有,这种心态使得他终可以得到宋清如的垂青。这种安之若素的心态值得追爱的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