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邓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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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当日
每当想起我太太，我总会想起她那颗头颅。先想起的是轮廓：眼见到她时，我望见的就是她的后脑，那头颅有着某种曼妙之处，好似一个闪亮坚硬的玉米，不然便是河床上的一块化石。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定会夸她“头型雅致”，你简直一下子就能想出颅骨的形状。
不管在哪儿，我都不会错认她那颗小脑袋。
我也会想起那颗脑袋里的思绪。她的脑中有着无数沟回，一个个念头穿梭其间，好似狂乱的蜈蚣。我像个孩子一样想象着：我要打开她的头颅，理清沟回，捉住思绪，让它们无处可逃。“你在想什么呢，艾米？”自结婚以来，这是我问得多的问题，即使我没有大声问出口，也没有问那个掌握答案的人。但据我猜想，这些问题恰似阴云般笼罩着每一桩婚姻——“你在想什么？你感觉怎么样？你是谁？我们都对彼此做了什么？我们该怎么办？”
清晨六点整，我打了个激灵睁开眼睛。不是眨眨眼悠然醒来，睫毛还像翅膀般忽闪，这次我可是直挺挺地醒过来的。眼帘“咔嗒”睁开，好似诡异的木偶娃娃，眼前先是一片漆黑，紧接着一眼瞧见闹钟显示着六点整——好戏登场！这种感觉有点怪，因为我很少在整点睡醒。我起床的时间很不规律，要么八点四十三分，要么十一点五十一分，要么九点二十六分。我的生活可不受闹钟摆布。
恰在六点整，夏日的朝阳从橡树丛背后喷薄而出，露出盛气凌人的面孔。阳光在河面投下一片倒影，光亮照耀着我们的屋子，活像一根亮闪闪的长手指，刺破卧室里薄薄的窗帘指向我，仿佛在控诉：“你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你终究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身下躺的是在纽约用过的那张床，身处的却是我们位于密苏里州的“新家”。回到密苏里已经两年了，我们却还把这里叫作“新家”。这是栋租来的房子，位于密西西比河畔，从里到外流露出一股暴发户气质。儿时住在铺着粗毛地毯的错层式小破房里时，我倒是一心向往这种豪宅。房子似曾相识，看上去宏伟豪华、中规中矩，也新得不能再新，可惜注定不讨我太太的欢心，她也确实看不上眼。
“除非我丢了魂，不然怎么在这么俗的地方住得下去？”一到“新家”，她就说了这么一句。其实，当时租房是个折中的办法，艾米恨不得早日搬出密苏里州，因此死活不让我在自己的家乡小镇购房，只肯租。但本地可租的房子全聚在这片烂尾的住宅小区里，当时经济不景气，撂下了一个烂摊子，这片小区还没上市就已经完蛋，房产收归银行所有，里面的豪宅通通降价。租这个“新家”是折中之选，可惜艾米不这么认为。在艾米眼里，这就是我用来修理她的招数，是我非要背地里捅她一刀，不由分说地把她拽到一个她死活不愿意待的城市，让她住进一栋死活看不上眼的房子。如果只有一方认为某个主意是折中之选，那我猜这主意其实并不折中，但我与艾米的折中常常就是这样，我们中间总有一个人为此怒气冲冲，通常这个人都会是艾米。
拜托，别把你对密苏里州的一腔怨气撒在我头上，艾米。这事都怪经济形势，怪运气不好，怪我父母和你父母，怪互联网，还要怪上网的那帮家伙。我曾是一名撰稿人，写些关于电影、电视和书籍的文字，当时人们还乐于阅读纸质作品，还肯关注我的所思所想。我于 20世纪 90年代末抵达纽约，想来那已是辉煌岁月的垂死挣扎，可惜当时无人具备这份远见。彼时的纽约挤满了密密麻麻的作家，都是响当当配得上“作家”头衔的那种真货，因为彼时的纽约遍地是杂志，也是响当当配得上“杂志”头衔的那种真货。互联网还只能算是出版界豢养在角落里的一只异兽，人们时不时扔口食物逗逗它，看它拴着锁链翩翩起舞。那小家伙真可爱，谁知道它会趁着夜色要我们的小命？请诸位想想吧，当时刚毕业的大学生居然可以到纽约靠写作赚钱呢。可惜我们没料到自己上了一艘沉船，十年之内，我们那刚刚扬帆的职业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当了整整十一年撰稿人，却在一眨眼间丢了工作，形势就变得这么快。当时经济萧条，全国各地的杂志纷纷倒闭，撰稿人也跟着一起完蛋（我说的是像我这样的撰稿人，也就是胸怀大志的小说家和上下求索的思想家。这些家伙的脑子转得不够快，玩不转博客、论坛和“推特”，基本上属于夸夸其谈的老顽固）。我们这群人是过时的老古董，属于我们的时代已经结束。在我丢掉饭碗三周后，艾米也跟着失了业（现在我能感觉到艾米一笔带过她自己的遭遇，却在我背后冷眼相看，嘲笑我当初费工夫讨论自己的事业、感叹自己的不幸。她会告诉你，这就是我的作风。“……简直是尼克的典型作风”，她会说。这是我太太的口头禅，不管这句话前面说的是件什么事，不管我的典型作风具体怎么样，总之不会是什么好事）。于是我与艾米摇身变成了两个失业的成年人，穿着袜子和睡衣在布鲁克林的褐砂石宅邸里闲荡了好几个星期，把烦心事全抛到脑后，还把没开封的信件撒得到处都是，扔在桌子和沙发上，上午十点钟就吃起了冰激凌，下午则倒头呼呼大睡。
有一天，电话铃响了，来电话的是我的孪生妹妹玛戈。玛戈一年前在纽约丢了工作，随即搬回了家乡。这姑娘不管什么事都抢先我一步，就算走霉运也不例外。当时玛戈从密苏里州北迦太基我父母家的房子（我跟玛戈就在这里长大成人）里打来电话，听着她的声音，我的眼前不由浮现出她十岁时的一幕：一头黑发的玛戈穿着连体短裤，坐在祖父母屋后的码头上，耷拉着身子，在水中晃着两条纤细的腿，目不转睛地望着河水流过自己雪白的脚，显得格外冷静沉着。
玛戈的声音很温暖，带来的消息却令人寒心。她告诉我，我们那不服输的妈妈快撑不住了。爸爸正一步步迈向生命的尽头，他的坏心眼和硬心肠都逐渐失效，但看上去，妈妈倒会比他先行一步——后来过了大约半年，也有可能是一年，她果真先父亲一步离开了人世。当初接到电话，我当场就能断定玛戈单独去见过医生，还用她那歪歪扭扭的字勤恳地记着笔记，眼泪汪汪地想要读懂自己写下的日期和药剂。
“嗯，见鬼，我压根不知道这写的是什么玩意儿，是个九吗？这讲得通吗？”玛戈念叨着，我却插嘴打断了她。妹妹刚刚向我展示了照料父母的重任，我感动得差点哭出声。
“我会回来，玛戈。我们会搬回家来，这副担子不该让你一个人挑。”
她根本不信我的话，我能听到她在电话那头的呼吸声。
“我是说真的，玛戈，为什么不回密苏里呢？反正我在这里无牵无挂。”
玛戈长长地吁了口气，“那艾米怎么办？”
我确实没有把这点考虑周全。我只是觉得自己可以带着艾米离开她那住在纽约的父母，把她那一身纽约气息、纽约品位，还有她那身为纽约人的自豪通通搬到密苏里州一个临河的小镇，就此抛开激动人心、光怪陆离的曼哈顿，然后一切都会一帆风顺。
当时我还不明白自己的想法是多么蠢，多么盲目乐观，没错，“……简直是尼克的典型作风”。我也还不明白，这种想法会招来多大一场祸患。
“艾米那边没问题，艾米嘛……”我本该接口说“艾米很爱妈妈”，但我没法对玛戈声称艾米爱我们的母亲，尽管已经过了很久，艾米跟我们的母亲却一点也不熟。她们只见过几次，每次都是一番折磨。见面后接连好几天，艾米都会寻思她和我母亲的只言片语。“当时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呀……”从艾米的话听来，我妈妈活像一个来自不毛之地的老农妇，一心想用牦牛肉和小零碎强行跟艾米换些东西，艾米却不乐意把那些东西拿出手。
艾米懒得去了解我的家人，也不愿意了解我的故乡，可我竟然还觉得搬回密苏里是个不错的主意。
清晨的空气烘得枕头暖乎乎的，我不由转念想道：今天不该用来后悔，而该用来行动。楼下传来了一阵久违的声音，看来艾米正做早餐呢。厨房里响起木头橱柜的“咣咣”声、锡罐和玻璃罐的“叮当”声、铁锅的“哐啷”声；锅碗瓢盆交响曲热热闹闹地响了一会儿，渐渐变成收场的乐章——那是蛋糕烤盘落到地上，“砰”的一声撞上了墙。这顿早餐一定令人难忘，也许是可丽饼，因为可丽饼
很特别，而今天艾米想必会做些特别的花样。
今天是我们结婚五周年的纪念日。
我光脚走到楼梯口，聆听着四周的动静，一边琢磨是否下楼找艾米，一边踏上地毯——长毛绒地毯铺满了整间屋子，艾米对它恨得咬牙切齿。此刻我在犹豫，厨房里的艾米却一无所知，她哼着一首忧郁的曲子，听上去有点耳熟。我竭力想听出那首歌，那是首民谣呢，还是首摇篮曲？突然之间，我悟出那是《陆军野战医院》的主题曲《自杀并不痛苦》，接着迈步下了楼。
我在门口徘徊，凝望着我太太。今天艾米把一头金黄的秀发梳了起来，马尾正像跳绳般开心地晃动。她心烦意乱地吮着烫红的指尖，嘴里还哼着歌。艾米没有唱歌词，因为她总把歌词弄错。我们刚开始约会时，电台正在热播“创世纪乐团”
的一首歌，里面有句歌词是“她仿佛在无形中触动人心”，结果艾米低声唱道“她接过我的帽子，把它搁在架子的顶层”。我问她那些词跟原唱怎么沾得上边，她却告诉我，她总觉得歌里的女人真心爱着那个男子，因为她把他的帽子搁在了架子的顶层。当时我就知道自己喜欢她，我真心喜欢这个对什么事都有一套说法的女孩。
如今回忆起这温暖的一幕，我却感觉自己的脚底升起了一股透骨的寒意，这种感受让人有些心惊。
艾米凝视着平底锅里咝咝作响的可丽饼，又舔掉了手腕上的残渣，露出得意的神色，看上去一副贤妻模样。如果我把她拥进怀中，她闻起来会有浆果和糖粉的味道。
这时艾米瞥见我鬼鬼祟祟地躲在一旁，身穿皱巴巴的四角短裤，头发直愣愣地冲向天空，便倚着厨房台面开口说：“你好呀，帅哥。”苦水和惧意顿时涌上了我的嗓子眼，我暗自心想：好吧，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