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6月12日
我希望，我可以向你倾诉一切，我还从没对谁这么做过，我还希望，你将给我巨大的支持。
安妮·弗兰克
1942年6月14日星期日
星期五早上，我六点就醒了。这不奇怪，因为我过生日呢。但是我不能这么早起床，只好克制住好奇心，一直等到六点三刻。之后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我跑进餐厅，我们的小猫莫辛在那里热情地蹭我表示欢迎。过了七点，我去找爸爸妈妈，和他们一起走进客厅，去看看我的礼物，并且打开包装。我眼就看到了你，我的日记本，你肯定是漂亮的礼物。接着我又看到了一束玫瑰、一盆仙人掌、几枝芍药。这是初的鲜花祝福，后来还有好多。爸爸和妈妈送了我很多东西，朋友们也把我给宠坏了。比如我得到了《暗箱》一本在荷兰十分有名的书。——本书据德语版翻译，脚注如无特别声明，均为德语版原书注。，一套多人玩具，很多甜食，一种培养耐心的玩具，一只胸针，约瑟夫·科恩写的《荷兰传说和传奇故事集》和另一本让人着迷的书《黛西的山中假日旅行》，还有钱。后来我用这些钱买了本古希腊和古罗马英雄传说的书。太棒了！
接下来丽丝来接我了，我们一起去上学。我把糖果分发给老师和同学根据荷兰的风俗，这是生日当天要做的事。，接着就上课了。
就写到这吧。有了你我真高兴！
1942年6月15日星期一
星期六下午我举办了一场生日聚会。我们放了电影《灯塔看守人》（名犬林丁丁参与演出），我的朋友非常喜欢。我们胡闹了一通，十分快活。有许多男孩和女孩来参加聚会。妈妈总想知道我今后要跟谁结婚。我相信，要是她知道那个人是彼得·韦塞尔的话，她一定会大吃一惊，因为每次她提起这个话题，我总是无动于衷。我和丽丝·戈森斯、桑妮·胡特曼在一起已经好多年了，她们是我至今为止好的朋友。其间我在犹太中学认识了约皮·范德瓦尔。我们经常在一起，如今她成了我好的朋友。丽丝现在和另一个女孩子玩得更多，桑妮转去了别的学校，在那里也有了新朋友。 1942年6月20日星期六
我好几天一个字都没写了，因为我要认真地想一想写日记的目的和意义。现在我要写一本日记，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这不仅仅是因为我还没有“写”过什么。我觉得以后不管是我还是别的什么人，都不会对一个13岁女学生的内心倾诉感兴趣。我喜欢写作，首先因为这能让我的心情彻底放松。
“纸比人有耐心。”当我在多愁善感的日子里，双手托腮，不知道该干什么时，我经常这么想。我一会儿想待在家里，一会儿又想出去，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呆坐在同一个角落里，继续胡思乱想。是的，纸有耐心！我并不想把这本装订好的有着“日记”这个响亮名字的小册子在什么时候拿给谁看，或者多也只是给 那一个 原书中斜体的德语词，本书中以楷体标示，如前后中文皆为楷体，则用斜体标出。——编注男性朋友或 那一个 女性朋友看，其他人大概也不会有兴趣。此刻我明白了，我关于日记的全部想法都围绕着一个点在转：我没有知心朋友！
不过我想好好解释一下这点，因为不会有人理解为什么一个13岁的女孩会感觉如此孤独。这也是很奇怪的。我有亲爱的、很好的父母，有一个16岁的姐姐，算起来大约总共有30个熟人，或者也可以把他们称为朋友。我有一群崇拜者，他们能透过我的眼色看懂一切，甚至拿着小镜子偷看我几个小时之久，直到捕捉到我的一丝笑容。我有亲戚，可爱的叔叔阿姨，一个漂亮的家，其实我什么都不缺，除了一个知心朋友！那么多熟人里面，没有一个能和我一起做点胡闹以外的事情，我们说的也只是些日常琐事。我没法说出心里话，就像被封闭了起来一样。或许问题出在我缺乏自信，但是现在已经这样了，很遗憾，我没法摆脱这种情形。
所以我要写日记。为了把长久以来渴望知心朋友的想法在我的想象中进一步升华。我不想像其他人那样只在日记中记录事实，而是想让这本日记成为我的朋友，她的名字叫：基蒂 ！开门见山地说，大概没有人能够听懂我和基蒂的聊天。因此我想讲讲我的故事，尽管我并不乐意。
我父母结婚的时候，爸爸36岁，妈妈25岁。我的姐姐玛戈特是1926年在美茵河畔法兰克福出生的。1929年6月12日，我也出生了。因为我们是犹太人，1933年我们流亡到了荷兰，爸爸在这里担任特拉维斯股份公司的经理。这家公司和在同一栋大楼里的科伦公司有着密切的业务联系。
我们的生活充满动荡，因为留在德国的家庭成员没有躲过希特勒政令的迫害。1938年大屠杀之后，我妈妈的两个兄弟逃往美国。我的外婆来跟我们住在一起。那时候她已经73岁了。1940年后，日子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先是战争，接着是投降，然后是德国人入侵。现在苦难开始了。独裁的法令一条接着一条，犹太人的境况尤其糟糕。他们必须佩戴大卫星标记，必须交出自行车，不许再乘坐电车，汽车就更不用说了。犹太人只许在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在犹太人的商店里买东西。晚上八点之后不许上街，这个点之后也不许在公园里或阳台上逗留。犹太人不许进剧院，不许看电影，也不许去别的什么娱乐场所。他们同样不许游泳、打网球或曲棍球，不能再开展任何体育运动。犹太人不得再进入基督教堂。犹太人的孩子必须上犹太学校。这样的规定一大堆。从现在起，我们的整个生活就处在这样的压力下。约皮总说：“我不敢再做任何事情，因为我总是害怕它是被禁止的。”
今年1月份，我的外婆去世了。没有人知道，我有多依赖她，我有多想她。早在1934年，我就进了蒙台梭利学校的幼儿园，后来也留在这所学校里。校长K女士去年成了我的班主任。年底我们告别了，两人都热泪盈眶。然后我和玛戈特——从1941年起——进入犹太学校（女子中学），她上四年级，我上一年级。
我们一家四口过得还行，就这样到了现在，今天这个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