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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开动，发出灰扑扑的低吼，将妈妈说的话完全盖住。先前被车挡住的酒吧露出来，名叫“群犬追狐”，招牌上画着三只小猎犬逼住一只狐狸，正准备扑上去，将它撕碎。下面有个写着“韦斯特伍德路”的路牌。妈妈说夫人先生们很有钱，我本以为会看到游泳池和兰博基尼，但眼前的韦斯特伍德路就有点太平常了。独立或半独立的普通砖房，前面有小花园，车子也很普通。潮湿的天空显出旧手帕的颜色。七只喜鹊飞过。七是个好数字。妈妈的脸凑到我面前，只隔开几英寸，但我还搞不清楚她的表情是恼怒还是担忧。“内森？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妈妈今天化妆了。淡淡的一抹“清晨紫丁香”口红，但闻起来不像丁香，倒像是固体胶。妈妈还没把脸挪开，于是我说，“什么？”
“你得说‘对不起’或者‘不好意思’，而不是‘什么’。”
“好的，”我说。这样一般就能糊弄过去了。
但今天不行。“你听到我说的没有？”
“你得说‘对不起’或者‘不好意思’，不是‘什么’。”
“我问的是之前说的！我说，要是格雷尔女士那儿有人问我们怎么来的，你就说我们是打的来的。”
“我觉得撒谎是不对的。”
“是，这是说谎，”妈妈说着，一边从手提袋里掏出她写了路线的那个信封，“说谎是不太好，但我们要给人留下良好的印象，这很有必要。再说，要是你父亲把该给的钱都给了，我们真的会打的来这儿。现在……”妈妈瞥了一眼她写的东西，“离开韦斯特伍德路，走进斯雷德巷，大概走一半……”她看表。“二点五十分，我们三点要到那儿。快点，快点，别磨蹭了。”妈妈走开了。
我跟着走，不踩到任何一条砖缝。有时我必须猜砖缝的位置，因为人行道被落叶糊住。在某个地方，我不得不闪躲，避开一个穿黑橙两色田径服、晃动大拳头的慢跑男。狼队的球员穿的就是黑橙两色。一棵花楸树上低垂着闪亮的浆果。我想要数一数，但妈妈的高跟鞋咔嗒咔嗒响，催着我跟上。她用皇家音乐学院付给她的钱里后剩的那点在约翰•路易斯百货店买了这双鞋，没理会英国电信公司发来催缴电话费的后通牒。她穿着她那套深蓝色的音乐会礼服，头发用狐狸头银发夹挽起。那是外公二战后从香港给她带回来的。妈妈去教学生时，我得自己待着，有时就会去妈妈的梳妆台把这只狐狸翻出来。它的眼睛是翡翠的，某些时候它微笑，另一些时候则不。今天我感觉身体状态不佳，但安定应该很快就会生效了。安定真是好东西。我吃了两片。下周我必须停几次，不然妈妈就会发现她的药不够了。粗花呢夹克让我身上发痒。妈妈专为今天从牛津赈灾委员会牛津赈灾委员会（Oxfam），英国慈善机构，1942年在牛津成立，旨在帮助遭受饥荒和自然灾害的灾民，以及提高发展中国家的生活水平。弄来的，领结也是。妈妈每周一在那儿当义工，所以她能从每周六入库的东西里搞到好的。要是盖茨•英格拉姆或者他那一伙儿里的谁看到我戴领结的样子，我的储物柜里准会被放进一坨屎。妈妈说，我必须学习如何更加“融入”，但到处都没有关于“融入”的课程，就连城市图书馆的布告板上都看不到。那儿倒是有一张“龙与地下城”俱乐部的广告，我一直想去参加，但妈妈不许，说“龙与地下城”是在与黑暗力量打交道。透过一面前窗，我看到马赛。BBC1台的“看台”节目。接下来三面窗子拉着网眼窗帘，但随后我看到一台电视在放摔跤。是英国独立电视台，浑身毛茸茸的坏蛋“巨型草垛”正与光头好人“大爸爸”搏斗。走过八栋房子后，我看到BBC2台在放《哥斯拉》。它随意一碰就撞倒了电缆塔，一个日本消防员满脸大汗，冲着对讲机吼叫。现在哥斯拉抓起一列火车，这是胡扯，因为两栖动物没有拇指。也许哥斯拉的拇指像熊猫那所谓的拇指一样，其实是一个进化的爪。也许——
“内森！”妈妈抓住我手腕，“还磨蹭呢，我刚才怎么说的？”
我想了想，“快点，快点。”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
“在思考哥斯拉的拇指。”
妈妈闭上眼睛，“格雷尔女士邀请我——我们——去参加一场音乐会。一场社交晚会。那里会有些对音乐感兴趣的人。比如艺术委员会的人，也许能介绍工作，提供补助金。”妈妈的眼睛里有细微的红丝，如同从高空拍下的河流。“我倒宁愿把你放在家里，玩你的布尔人战斗地图，但格雷尔女士一定要你也来，所以……你必须表现得正常点。你能做到吗？请你做到！想想你们班上正常的男孩，学着他的样子做。”
表现正常就像是融入。“我会努力的。不过，那不是布尔人战斗，而是布尔人战争。你的戒指抠到我的手腕里了。”
妈妈放开我的手腕。舒服点了。
我不知道她脸上的表情是什么意思。
斯雷德巷是我所见过的窄的巷子。它从两排房子中间切过，走出大概三十步后，消失在左边。我觉得它适合住硬纸板箱的流浪汉，而不是夫人先生们。
“巷子尽头肯定会看到一个够气派的入口，”妈妈说，“斯雷德宅只是格雷尔家在城里的住所。他们真正的家在剑桥郡。”
如果每次妈妈对我说这个的时候就给我50便士，我现在都有3.5英镑了。巷子里又冷又湿，就像在约克郡山谷的白岩岩洞。我十岁的时候爸爸带我去过那儿。在个拐弯处我看到地上有只死猫。灰色，像月亮上的尘土一样。我知道它死了，因为它像被弃的口袋一样一动不动，而且有硕大的苍蝇停在它眼睛上吮吸。它是怎么死的？没有枪伤，没有爪痕，但脑袋弯成一个扭曲的角度，也许是被人勒死的。这能直接进入“我见过的美事物”栏目的前五名。也许巴布亚新几内亚会有一个部落，人们把苍蝇的嗡嗡声当成音乐。也许我会认同他们。“快走，内森。”妈妈拽我的袖子。
我问，“我们不该给它搞个葬礼吗？像对格兰一样。”
“不，猫不是人。快走。”
“难道我们不应该通知它的主人，它永远回不了家了？”
“怎么通知？把它捡起来，沿着韦斯特伍德路挨个敲门，问这是不是他们家的猫？”
妈妈偶尔也会有些好点子。“这样会费不少时间，但是——”
“别扯了，内森——我们应该马上就到格雷尔女士那里。”
“但是，如果我们不埋了它，乌鸦会啄出它的眼睛。”
“我们没有铲子，附近也没有花园。”
“格雷尔女士家应该有铲子和花园。”
妈妈再次闭上眼睛。也许她头疼。“不要再说了。”她拖着我离开，我们走过斯雷德巷中段。我觉得这一段大概有五栋房子的长度，但周围的砖墙砌得那么高，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天空。“留意看一扇黑色的小铁门，”妈妈说，“右手边的墙上。”但我们走完这段路，走了九十六步，到了下一个街角，只看到墙缝里长出蓟草和蒲公英，却没有看到门。右转后，我们又走二十步就出了巷子，到了与韦斯特伍德路平行的一条街。一块路牌写着“克兰伯利大街”。街对面停着一辆圣约翰医院的救护车。后轮上面的泥垢被人写上“把我洗干净”。司机鼻梁断裂，正冲着对讲机说话。一个摩登少年骑着轻便摩托滑过，活像是电影《四重人格》里的人物。他没戴头盔。“不戴头盔驾驶违法，”我说。
“废话，”妈妈说着，盯着信封看。
“除非你是戴头巾的锡克教徒，否则警察会……”
“‘一扇黑色的小铁门’，我们怎么没看到？”
我知道。安定对我来说就像是阿斯泰里斯阿斯泰里斯（Asterix），法国知名漫画人物，古罗马时代的高卢人，依靠魔药、智慧和勇气与罗马人对抗，保卫家园。的魔法药剂，却会让妈妈变得晕乎乎。昨天她把我喊成了爸爸的名字“弗朗克”，而且自己都没注意到。她从两个医生那儿开了两张安定的处方，因为一份不够，但是——
——一条狗突然在脚边大叫，我惊叫着往后一跳，连尿都吓出来了，不过还好，还好，我和它中间隔着一道栅栏，而它不过是一只爱叫的小狗，不是一只公獒犬，不是那只公獒犬，而且我也只尿了一点点。我的心跳仍然疯狂如锤击，我感觉快要吐出来了。妈妈已经走到克兰伯利大街上去找一栋大宅的大门，甚至都没注意到这条小狗。一个穿着工装的秃顶男走来，肩上扛着一架沾满油漆斑点的活动梯子。他用口哨哼着《世界欢乐颂》。
妈妈拦住他，“你好，请问你知道斯雷德大宅吗？”
男人停下来，口哨也停了。“什么大宅？”
“斯雷德大宅。诺亚•格雷尔女士住的地方。”
“不知道，不过要是你找到她，请告诉她，要是她想找个壮男做伴，我也正好想傍个贵妇人。”他对我说，“孩子，你这是领结还是围嘴啊？”然后他转进斯雷德巷，从刚才被打断的地方接着吹口哨。妈妈冲他背后咕哝道，“谢了啊，这一堆屁话。”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说‘屁’字——”
“别唠叨，内森。别——别再说话。”
我想妈妈的表情是愤怒。“好的。”
狗停止狂叫，开始舔自己的鸡鸡。“我们走原路返回，”妈妈说，“也许格雷尔女士说的是下一条巷子。”她走回斯雷德巷，我跟上。我们走到巷子中间那一段时，刚好看到梯子工消失在有一只月亮灰的猫尸体的尽头拐角处。“要是有人在这儿杀了你，”我说，“没人会看到。”妈妈没理我。也许这不是太寻常。我们走到这一段的正中间时，妈妈停住，“真该死！”砖墙上有一道小小的黑色铁门。真的非常小。我身高四尺十一寸约等于1.5米。，但那扇门只到我的眼睛。一个胖子需要费力挤才能进去。它没有把手、锁孔，边缘也没有门缝。它是黑色的，什么都没有的黑，像是星星之间的夜空。“我们怎么会看漏的？”妈妈说，“亏你还是个童子军童子军原文为Boy
Scout，Scout有侦察兵的意思，此处为双关。。”
“我已经退出童子军了，”我提醒她。我们的童子军团长穆迪先生让我消失，于是我就走了，结果斯诺登峰斯诺登峰（Snowdon），位于威尔士西北部，是威尔士峰。救援服务机构花了两天时间才找到我。这事儿上了当地新闻。我只是服从命令，结果每个人都很愤怒。
妈妈推门，但它不开。“到底怎样才能打开这该死的门？也许我们该砸门。”
我把手掌放上去，就感觉门在拉我的手。它暖暖的。
门朝里转开，铰链发出刹车一样的声音……
……门洞里出现一个花园：
一个蝇营蜂嗡、夏意盎然的花园。花园有玫瑰，长满像牙齿一样的瓜子的向日葵，零星的罂粟，大片毛地黄，还有许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花。有假山、池塘，蜜蜂操场、蝴蝶。壮观极了。“快看那边！”妈妈说。斯雷德大宅在顶上，古旧，斑驳，森然，苍灰，几乎被疯长的常青藤淹没，完全不像是韦斯特伍德路和克兰伯利大街上的房子。如果它被国民托管组织接手，进去参观得付费2英镑（十六岁以下75便士）。妈妈和我已经穿过黑色小铁门走了进去，一股风将门合上，如同看不见的仆人。气流推着我们绕着墙往花园里走。“格雷尔家一定有个全职园丁，”妈妈说，“没准有好几个。”后，我感到安定开始生效了。红色变得更有光泽，蓝色变得更光亮，绿色变得雾蒙蒙，白色变得透明，像是一层双叠的薄纱。我想问妈妈，在斯雷德巷和克兰伯利大街中间的这块土地上，一栋这样巨大的宅院和花园得值多少钱，但我的问题坠入一口无底深井，我连自己忘了什么都忘了。
“我想这是毕晓普夫人及公子吧，”一个看不见的男孩发声。妈妈跳起来，有点像我被那条乱叫的狗吓到时一样，但现在我的安定起到了缓冲的作用。“我在上面，”那个声音说道。妈妈和我抬头。一个和我差不多年纪的孩子坐在有三个我那么高的墙头上。他头发像波浪，噘着嘴，皮肤乳白，蓝色牛仔裤，白色T恤，运动鞋，没穿袜子。一点粗花呢都没有，也没戴领结。妈妈从未说起过格雷尔家音乐派对上的其他男孩。说到其他男孩，就意味着不得不处理的问题。谁酷？谁强？谁聪明？普通男孩关心这些东西，而像盖茨•英格拉姆这样的孩子则会为此争吵。妈妈说，“你好，我是毕晓普夫人，这是内森——墙很高哦，小心点。你好还是下来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