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父亲在诺丁汉郡（英国英格兰中部的郡）有一处不大的房产，五个儿子当中，我排行老三。十四岁那年，他把我送进了剑桥的伊曼纽尔学院。在那里我住了三年，一门心思读书。虽然家里给我的补贴很少，我平时也很节省，但这笔开支对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来说，负担还是太重了。所以我决定到伦敦著名的外科医生詹姆斯·贝茨先生手下当学徒。跟着他，我干了四年。父亲时不时寄点儿钱给我，我把这些钱都用来学习航海以及一些数学知识，对有志于旅行的人来说，这些都会有用处的。我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可以出去旅行。离开贝茨先生后，我回到了父亲那里。在他和约翰叔叔以及其他亲戚的帮助下，我有了四十英镑。他们还答应一年给我三十英镑让我到莱顿(荷兰西部城市)求学。我在莱顿学医两年零七个月。我知道医学对于长途航行是非常有用的。
从莱顿回来不久，好心的贝茨先生推荐我到亚伯拉罕·派纳尔船长的“燕子号”商船上去当外科医生。跟着他我一干就是三年半，航行到过利凡特(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港和其他一些地方。回来以后在贝茨先生的鼓励下，我决定在伦敦安顿下来。他又给我介绍了几个病人。我租了老周瑞街一所小房子的几个房间，那时大家劝我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娶了玛丽·波顿小姐，她是新门街上做内衣生意的爱德蒙·波顿先生的二女儿。我们得到了四百英镑的嫁资。
不幸的是，两年以后好心的贝茨先生去世了，我的朋友很少，良心又不允许我像其他同行那样胡来，所以生意渐渐开始萧条。和妻子还有其他几个好友商量后，我决定重新开始海上航行。我曾经先后在两艘船上当外科医生，六年中几次航行，到过东印度群岛和西印度群岛，我的积蓄因此有所增加。我身边总有大量书籍，闲暇时间我都用来阅读古代的和现代的优秀作品。到岸上的时候，我注意观察那里的风土人情，也学学他们的语言，仗着自己记性好，学起来很容易。
这些旅行中后一次却不那么顺利。我开始厌倦大海，渴望待在家里和妻儿一起生活。我从老周瑞街搬到了脚镣巷，后来又搬到了威平，希望在水手帮里揽点生意，结果却未能如愿。三年过去了，情况还是毫无进展，于是我接受了“羚羊号”船主威廉·普利查船长待遇优厚的聘请，他当时正准备去南太平洋航行。1699年5月4日我们从布利斯托(英国南部的城市，古老的港口)出发。航行开始非常顺利。
由于某些原因，把我们在那一带海上经历的细枝末节都告诉读者似乎大可不必，只讲讲下面的情形就足够了：在往东印度群岛去的途中，一阵强风把我们吹到了范迪门兰(即今塔斯马尼亚，澳大利亚联邦的岛州)的西北方。据观测，我们发现自己所在的位置是南纬三十度零二分。我们船员中已经有十二个因为过度劳累和恶劣的饮食而丧生，其余的身体也极其虚弱。11月5日，那一带正是初夏，浓雾密布。水手们在离船不到三百英尺的地方发现了礁石，但是风势太猛，我们的船直冲过去，船身立刻触礁裂开。六名船员，连我在内，把救生的小船放下海去，拼尽全力离开大船和礁石。估计只划出去九海里远，我们就实在划不动了，因为在大船上体力已基本耗尽，我们只好听凭海浪的摆布。大约半小时后，刮来一阵北风，突然将小船打翻了。小船上的同伴怎么样了，以及逃到礁石上的或者留在船上的人们的情况，我都不得而知，估计是全完了。至于我自己，只是靠着命运的指引和风浪的推动向前游着，不时把腿伸下去，却总也探不到底。就在我几乎绝望，就要完蛋的时候，忽然觉得水深已经不能灭顶了，这时风暴也渐渐弱了。海底的坡度很小，我走了差不多一英里才到了岸上，我想那时大约是晚上八点多钟。又继续向前走了半英里，没发现半点儿房屋或居民的迹象，至少我当时没有看见，因为那时我太虚弱了。极度的疲惫，炎热的天气，加上离开大船时喝的半品脱(英美制容量单位，1品脱约合05683升)白兰地，使我昏昏欲睡。我在草地上躺下来，草很短，软绵绵的，一觉睡去，真是从未有过的酣畅香甜。估计这一觉睡了起码有九个小时，因为醒来时，正好天已经亮了。我想起来，却动弹不得，我仰天躺着，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都被紧紧地缚在地上；我的头发又密又长，也被绑在地上；从腋下到大腿，我能觉出身上也横捆着细细的带子。我只能向上看。太阳渐渐热起来，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我听到周围嘈杂的声音，可我那样躺着，除了天空什么也看不到。过了一会儿，我觉得有个什么活的东西在我的左腿上蠕动，它轻轻向前，移过我的胸脯，几乎到了我的下巴前。我尽量将眼睛向下看，竟发现一个身高不到六英寸、手拿弓箭、身背箭袋的人!与此同时，我感觉至少还有四十个和他一模一样的人跟在他的后面。我太吃惊了，大吼一声，吓得他们转身就跑。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中有几个因为从我身上往下跳，竟跌伤了。但是他们很快又回来了，其中一个竟敢走到能看清我整个面孔的地方，举起双手，抬眼仰视，一副吃惊的样子，嘴里发出尖厉而清晰的声音：“海奇那·得古尔(小人国的语言，指‘他的嘴巴真大啊’)!”其他人又把这句话重复了几遍。但是那时我还不懂这是什么意思。读者可以想象，我一直这么躺着非常难受。后，我想努力挣脱，侥幸挣断了绳子，拔出了把我的左臂钉在地上的木钉。我把左臂伸到眼前，才发现他们捆我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使劲侧了一下头，虽然很疼，但左边捆着头发的那些带子松动了一些，这样能够把头转动两英寸左右。但是我还没来得及抓住他们，他们就又跑掉了。于是听到他们齐声高喊，声音非常尖锐。喊声过后，我听见其中一个大叫道：“陶尔哥·奉纳克(指‘放箭’)!”一眨眼工夫，上百支箭射中了我的左手，像针扎一样地疼；他们又向空中射箭，像我们欧洲人丢炸弹一样，我猜想有很多箭掉在我身上(尽管我感觉不到)，有些则落在了我的脸上，我赶紧用左手去挡。这一阵箭雨过后，我不胜疼痛地呻吟起来，又开始挣脱。他们比刚才更猛烈地放箭，有人竟用矛刺我的腰部，幸亏我穿着一件牛皮背心，才没有被刺穿。我想稳妥的办法还是躺着别动。我的打算是：就这么着挨到夜晚，我的左手既然已经松绑，可以很容易获得自由。至于那些当地的居民，如果他们的身材都跟刚才我看到的那人一样，我有理由相信就是他们将强大的军队调来与我拼，我也是可以胜得过他们的。但是命运却另有安排。那些人发现我安静下来，他们也不再放箭了。但是随着吵嚷声越来越高，我知道人数正越来越多，并且听到距离我右耳将近四码远的地方，叮叮当当敲了将近一个钟头，好像有人在干活。在木钉和绳子允许的范围内，我转过头去，发现那里搭起了一座大约一英尺半高的台子，上面刚好容得下四个小人，还架了两三副梯子。台上有个人似乎地位很显要，正在对我发表长篇演说，可是我半个字也听不懂。说到这里我早该提一下，这位要人开始演说之前，先喊了三声“朗格罗·德胡耳·桑(指‘让他转过头来’)”(这些话和前面提到的那些话后来他们又对我说起过，并且给我做了解释)。话音一落，立刻走上来大约五十个小人，把我头左边的绳索砍断。这样我的头就可以转向右边，看到讲话人的神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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