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谋国不成，谋家有成
康有为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但家境并不富裕。人们称他为康南海，但他家在广东南海县丹灶苏村只有一套80来平方米的房产，据说康南海30多岁前多半生活在这一厅两廊两室的房子里。40岁前，他在广州花埭买地建了一套别墅，连同曾祖父在广州购置的“云衢书屋”，算是在大城市有了两处房产。
跟很多传统文人不同，康有为走了一条特立独行的道路。一般文人不敢脱离体制，但康有为无所谓。这跟他的家境或学殖有关，即他出身于破落官僚家庭，不富，但也不像寒门士子那样热衷于体制的功名，这样家庭出来的子弟反倒革命精神。21岁时，康南海开始接触西方文化，也是一个既不会膜拜又不尽弃之的年龄，这注定了他头脑中的中西学问要碰撞，要改造。33岁时，他在广州租了一处房子，创办“万木草堂”，开始聚徒讲学，宣传改良变法思想。6年后，他在花埭买地盖房。人们说康南海空疏，其实他的谋生本领不算差。
1891年，康有为租下“邱氏书室”并创办万木草堂，宣传维新思想，这里成了戊戌变法的策源地。
40岁时，康有为开始了流亡生涯，他的家产被抄没了。他得以避免谭嗣同等人流血的命运，得益于光绪皇帝的保护。经过“十一次死里逃生”，康有为到了加拿大，他的演说才能在华侨面前发挥得淋漓尽致。华侨们希望祖国强大起来，他们深知，祖国要强大，必须要变法。康有为抓住了机会，他是华人社会变法的勇士、领袖，他说到光绪皇帝的遭遇让人同情不已：“（皇上）所（索）鸡粥而不得……”他说到西太后的专制令人切齿：“三十年来之积弱，我四百兆同胞兄弟之涂炭，皆由西后一人不愿变法之故。”他说到中国的未来又让人振奋：“外之合海外五百万人为一人，内之合四万万人为一人，其孰能凌之？”
百年后，我们遥想康有为在华侨面前演说的情形，仍可为前人的纯粹和热情打动。康有为把听众的情绪调节到高潮，他会高呼：“愿齐心发奋救中国否？愿者拍手。”与会者无不应声鼓掌。他又问：“大众愿齐心发奋，救我皇上否？”人们又报以热烈的掌声。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联合加拿大华侨领袖李福基、冯秀石等人，携手创立了“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后人通称的“保皇会”。保皇会规定，凡入会者须缴会费2元，用作宣传、通信、办报之资，并集资开矿、兴办工商。
康有为从身无分文的变法革命者、流亡者摇身一变为拥有巨大资源可以调用的雄才霸主。他的空想一旦有人落实起来，也会变成巨大的生产力。他曾经如此“空想”：“若海外五百万人，扯算计之，每人能以烟酒之余，人捐美洲银五元，合中国银十元，则有五千万矣。先开银行，印银纸行之，可得一万万零二千五百万矣。以三千万办轮船，以三千万办铁路，以三千万开矿，以五百万办杂业。他日矿路轮船有股份者分利无穷。以三千万办一切救国事，以养才能之士、忠义之人，立国体以行之，则中国立可救矣。”他还许诺：“苟救得皇上复位，公司中帝党诸臣，必将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保皇会前后共建立总会11个、分会103个，会员多达百万之巨。这在今天都是一个奇迹。保皇会总局设在香港、澳门，康有为任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总会长。
保皇会用股份制的方式，向华侨出售股票、募集资本，创办“广智书局”和后来的“新民丛报社”。梁启超则以提供文稿为由，占有三分之一的股份。仅1902—1903年间，梁启超就分得“新民丛报社”的红利上万银圆，约合今人民币百万元左右。类似的事业、企业不止一种，如1903年，康有为发起成立了名为中国商务公司的股份制公司，总局设在香港，在广州、上海、横滨、旧金山都设有分局，并先后开办了十余家企业。他的声名如日中天时，连孙中山的哥哥都向他的保皇会捐款。
有人为此说康有为大发“革命财”，将华人的一片爱国心用来消费、变现并据为己有。因为华侨们的捐款并不是捐给康有为个人的，但康有为有私用之嫌不说，他在管理上也贪大图多，急于求成。华侨们的资金，被他用来“今日提东，明日提西，今日办某店，明日办某店”，客栈、电车、书局、渔业，甚至房地产，都染指其中。1906年年初，康有为了解到墨西哥办银行很有利，就到墨西哥办好了开办银行的手续，有人劝他投资地产，他就投资10万元购买若干地块，地块果然涨价了。
类似这样的事极多。他的摊子大、排场多。但他是保皇会总会长，他可以任意支配善款。当“新民丛报社”亏损时，他向梁启超保证解决他和家人的生活费，问梁启超需要多少钱，梁启超回信说：每年费用3000银圆。康有为立即拨付，给梁启超本人3000银圆、给家属1000银圆、给梁启超的兄弟学费每年1000银圆，共计5000银圆。仅1907年，康有为一次就从保皇会的善款中挪借13000银圆给梁启超做党务活动费，并决定每年给梁启超4000银圆、麦孟华3000银圆做安家费。
这样的保皇会注定被华侨和社会抛弃。只是康有为并不反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