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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中的宾礼源于家庭成员、君臣之间的交往礼仪，二者是源与流的关系。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的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礼文化。这一文化的核心，是以礼规范人们的行动，建立、巩固以等级制度为中心的社会、政治秩序，而这种秩序即根植于家族成员之中。礼首先要求对家族成员的身份、地位加以区分，即所谓的“礼辨异”，“礼者为异”，具体做法是“定亲疏”，“明长幼”，定尊卑、贵贱、名分。人们的身份、地位具有固定性，不可轻易改动。因此“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理犹事也）”。“礼制”强调人们身份、地位的不同，难免产生“贵贱有隔，尊卑不亲”的弊病。因此“礼之以和为贵”，也就是说“礼制”的境界是“贵贱有礼而无间隔”，在家庭成员之间形成“相敬”、“不争” 的和谐局面。“礼” 有着明显的工具性，是“道德之具”，是推行教化的利器，是以外在的行为培养内在的道德情操。这就是“礼以行义，信以守礼”。要求人们“以礼制心”，“治人情” ，使人们制约自己的情绪，避免“直情而径行”，远离“戎狄之道”，做到“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否则必然无法妥善处理与他人的关系，引祸上身。因此“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
以“礼”为手段，创造差别有序、和谐相处的局面，也是中国历代朝廷在构建社会、政治秩序时努力达成的目标。综观古代的政治结构，其核心是“君臣上下”的权力关系，而这种关系是以等级制为基础，以“礼”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五等爵制”、“五服制”都是耳熟能详的例证。天子在行使统治权时，建立、完善“礼制”是为关键的环节：“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考制度。所以……治政安君也”。天子制定礼制是其独断权、权威的表现，不容他人觊觎。故而“天下有道，则礼……自天子出”，“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更为重要的是，推广、普及“礼”的观念，有利于君主驾驭民众，是行之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因此“国有礼，……礼有序”是天子行使统治权的境界；如此则可以称为“圣王”，或“有德”之君。孔子曾极力主张“以礼让为国”，“为国以礼”。当有人向他请教“礼”的真义时，他答道：“大哉问！”充分肯定了对“礼”的正确认识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
中国自春秋以来陷入了群雄蜂起的乱局。诸侯或与周廷虚与委蛇，或藐视乃至公开挑战周天子的权威。史书中屡屡出现诸侯僭越、违背周廷礼制的记载，但他们大多只受到舆论谴责，很少受到真正的制裁。这从反面说明，西周天子追求的“以礼治国”的统治方式在实行时有很大的地域局限性，大体只限于被西周武力征服了的黄河流域中、下游一带。换言之，西周礼制带有双重属性：它具有浓重的道德规范、理想化的色彩，但在实施中是以法律制约、武力制裁为后盾的。《礼记正义》记西周天子的统治手段之一是“五年一巡守”，如果发现“山川神衹有不举者为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宗庙有不顺者为不孝，不孝者君绌以爵。变礼易乐者为不从，不从者君流。革制度衣服者为衅，衅者君讨”。“削地”、“罢黜”、“流放”是强制的惩戒手段，而“征讨”则是赤裸裸的武力制裁。《春秋左传正义》记载，除了“征伐”之外，周廷还以制礼、会见、朝见为手段，处理与诸侯的关系：“夫礼所以整民也。故会以训上下之则，制财用之节，朝以正班爵之义，帅长幼之序，征伐以讨其不然”。但时至春秋战国时代，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处理与他们的关系时，早已丧失了武力强制手段。“礼崩乐坏”
十分贴切地形容了以周廷为中心的政治体系已不复存在的新局面。但“礼崩乐坏”并不意味着周廷礼制中的各种仪式也同样烟飞灰灭、荡然无存。一些诸侯、部族君长出于自身利益，有时仍亲自出马或派出使节造访周天子，周廷的“礼制”因而在礼宾接待的层面上得以维持，尽管这只是礼仪虚像，并不反映周廷与诸侯、外族君长之间权力关系的实质。另一方面，春秋时代的诸侯在相互交往时承袭了西周礼仪的一些做法。当时诸侯中的霸主更以简化了的天子之礼处理与其他诸侯的关系，春秋战国时代的礼仪因而表现出延续性。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当时政出多头的政治乱象，“礼制”出现了外在表现形式与内在权力关系实质相分离的趋势，往往名不副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