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的美国朋友们要我把自己的生活经历写下来。一开始，我觉得这一建议对我来说实在是难以接受，但我后还是被友人们说服了，凑凑合合地写了这个简略的生平传记。但我不可能在这本简略的传记里写出我一生中全部的感受，也无法详述我经历过的所有事情。时过境迁，许多当时的感受已经记忆模糊，时间愈久，就愈加模糊不清，竟至有时还以为有些事情与己无关。还有许多事情似乎应该是与我有关的，但一提笔想写下来时，却又好像是别人所经历的事情。无疑，人的一生中总会有一些主要的思想和某些深刻的感受在影响和支配着他，使其生活沿着一条主线往前走。这条主线通常比较容易确定，容易找到。有了这条主线，就会明白当初为什么这么做而没有那么做，就可以看到当事人的性格等各方面的特点。
我祖籍波兰，名叫玛丽•斯科洛多斯卡。父母都出生于波兰的小地主家庭。在我的祖国波兰，像家父家母那样拥有一份小产业的中产阶级家庭为数颇多。他们在社会上形成了一个阶层，彼此之间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到目前为止，波兰的知识分子大多源自这一阶层。
我的祖父领导着一所省立中学，闲暇时还干一些农活。我的父亲勤奋好学，曾就读于俄国的圣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回到祖国，在华沙的一所大学预科学校担任物理和数学教师。他娶了一位与他情投意合、志趣相同的年轻女子为妻。她很年轻，但已是华沙一所女子学校的校长了。在当时，她所从事的教育事业被看作极其崇高而庄严的事业。
我的父母亲对自己所从事的教育事业严肃认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他们的学生遍布波兰全国，可以说是桃李满天下。这些学生至今仍对我的父母亲爱戴而感激，怀念着自己的恩师。即使在今天，每当我回到波兰，总会遇见一些父母亲以前教过的学生，他们总要向我倾诉他们对我父母亲的温馨怀念。
我的父母亲尽管居住在城市，在学校任教，但他们与身在农村的亲戚们都保持着来往。每到放假，我就会跑到农村亲戚家里去小住，这使得我对波兰的农村情况颇为了解，而且也使我喜欢上了农村。在农村，我会感到无拘无束，散淡惬意。我之所以终生喜爱田野乡村，喜爱大自然，想必与这段值得怀念的生活经历不无关系。
我于一八六七年十一月七日在华沙出生，是家里五个孩子中小的一个。因为我大姐在十四岁时不幸病逝，所以我只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
由于大女儿的不幸病逝，我母亲悲恸欲绝，因而患了不治之症，年仅四十二岁便撒手人寰。母亲去世时，我才九岁，我哥哥也只有十三岁。全家人沉浸在难以言表的悲痛之中。
大姐的突然西去，是我一生中遭遇的件悲惨、痛苦的事情。这之后，我常常会无缘无故地突然陷于忧伤悲戚、沮丧消沉之中，想必与这一悲惨之事不无关系。
我母亲为人高尚，温柔敦厚，心慈面善，而且她知识渊博，心胸坦荡，严于律己。她虽然宽容大度，温和善良，但在家中却很有威望，大家都信服她。她非常虔诚（我父母亲都是天主教教徒），但她能包容一切，对宗教上的不同看法，她从来都是求同存异的，不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她对自己的孩子们有着很大的影响。就我个人而言，一方面，因为是小女儿而备受呵护、关切，所以我深深地爱着我母亲；另一方面，一种崇拜之情也把我和母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母亲的不幸去世使父亲悲恸欲绝，但他并未因此而消沉，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投入到对自己的孩子们的教育上，致使自己没有多少空闲时间。母亲过世多年后，我们仍感到若有所失，百无聊赖，仿佛家中少了一个主心骨。
我们兄弟姐妹很小就开始学习了。我六岁时就上学了，是班里年龄小、个子矮的学生。每当有人前来听课或参观时，老师总是把我这个坐在排的学生叫上讲台朗读课文。我生性腼腆，一叫我上台我就吓得不行，恨不得跑出教室躲起来。我父亲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对我们的学习十分关心，并懂得如何指导我们，但家里的经济条件不太好，开始时我们上的是私立学校，后来不得不转到公立学校去了。
华沙当时处于俄国的统治之下，而这种统治中残酷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学校和学生的严格控制和迫害，波兰人办的私立学校都受到警方的监视，并且一律用俄语教学。学生们很小就开始学俄语，以致母语波兰语反倒说不利索了。幸而这些学校的老师都是波兰人，他们不愿受此迫害，想方设法地让学生们多学一些波兰语。这些私立学校都不准授予正式文凭，只有公立学校才有权力授予。
所有的公立学校都是由俄国人领导的，他们一味地压制波兰人的民族意识的觉醒。所有的课程都由俄国人用俄语讲授。这些俄国教师仇视波兰民族，所以对待学生就像是对待敌人似的。德高望重、知识渊博的老师都不会到这种学校去教书的，因为他们无法容忍这种敌视的态度。孩子们在这种校园环境中学习的知识是否有用，颇让人怀疑。尤为严重的是，这种环境对孩子们的道德品质的影响着实令人担忧。孩子们处于这种监视之下，不小心说了一句波兰话，或者用词稍不留神，就会受到严厉的处罚，不仅自己倒霉，而且还会殃及家人。处于这种严酷的环境之中，孩子们天真欢愉的本性丧失殆尽。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可怕的氛围也激发了波兰青少年极大的爱国热情。
在这外族入侵和承受丧母之痛的时期，我少年时的日子过得郁郁寡欢，沉闷而无生气。不过，依然有着一些愉快的事情，它们仍旧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亲朋好友的欢聚让人兴奋欢快，给我们郁闷的生活带来了慰藉与希望。另外，我父亲非常喜欢文学，熟记着波兰以及外国诗人们的诗歌；他自己也能作诗赋词，而且还经常把外国的优秀诗篇译成波兰文。他就家庭琐事所写的短诗常令我们赞叹不已，佩服之至。每个周末晚间，我们都围在他的膝下，听他给我们朗诵波兰的著名诗歌和散文。这样的夜晚对于我们来说其乐融融，而且爱国主义的情愫在不知不觉之中日益增强。
我从少年时起就喜爱诗歌，并且能够背诵波兰伟大诗人们的大段诗篇，其中为欣赏的是密茨凯维支 、克拉辛斯基 和斯沃瓦茨基 。当我日后开始学习外国文学时，这种爱好就日益增强。我很早就在学习法语、德语和俄语，能够阅读这些语言的外文书籍。后来，我感到英语很有用，就又开始学习英语，不久就能阅读英文书和英国文学作品了。
我对学音乐不很热心。我母亲是个音乐家，嗓音很美，她希望我们都跟她学点音乐，但我却没能开窍。自她去世之后，失去了她的鼓励与督促，跟她学的那一点点又全都还给了她，每每忆及此，总不免后悔不已。
中学时，我学数学和物理很不费劲，成绩颇佳。遇到问题，我便向我父亲求教。父亲喜爱科学，而且在学校也教授这类课程。他常常跟我们解说大自然及其奥秘。遗憾的是，他没有实验室，无法进行实验。
假期是我快活的日子。我们住到乡下亲朋好友家中，躲过了警探的监视，无拘无束、无忧无虑地生活着。我们在林中奔跑喊叫，有时还在大片的田地间劳作，真是心花怒放，好不自在呀。有的时候，我们越过边境爬到加里西亚山中，那儿不属俄国的统治范围，而是由奥地利人统治着，他们比俄国人要好一些。我们可以大讲波兰语，高唱爱国歌qu，而不用担心被捕入狱。
我对山峦的初印象极好，因为我小时候生活在平原地区。非常喜欢在喀er巴阡山小村里的生活。放眼望去，山峦起伏，山峰突兀；低头俯视，山谷深邃逶迤，碧波荡漾的湖水点缀其间，让人心旷神怡。这些湖泊各有其风雅别致、令人心动的名字，如“海之眼”等。然而，我却从未忘怀对那一望无际的平原的眷念，那开阔的视野，那柔和的景色，让我的心灵震颤。
后来，我有幸与父亲一起到更南边的波多尼亚度假，并在敖德萨次见到了大海，后来又去了波罗的海。这对我来说是一次美好的经历。但是，直到去了法国，我才真正地领略了海洋的波涛汹涌和潮汐涌退的壮丽景象。我一生之中，每每看见大自然的新景象总会像个孩子似的欢喜雀跃。
我们的学校生活很快便结束了。但凡动脑子的课程我们都能得心应手，学起来毫不费力。我哥哥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业之后，当上了医生，后来成为华沙一家大医院的主任医师。我的姐姐们和我原打算步父母亲的后尘当教师。但后来，我二姐改变了初衷，决定也去学医，在巴黎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之后，嫁给了一位波兰内科大夫德鲁斯基。夫妇二人前往奥属喀er巴阡山区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开办了一家大型疗养院。我三姐在华沙结了婚，成了斯查莱先生的夫人，多年兢兢业业地在学校从事教育工作，波兰独立后，在一所中学担任校长。
中学毕业时，我刚刚十五岁，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由于用功读书，身体劳累，发育似乎也不理想，父亲便强迫我毕业后到农村去生活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休息之后，我又回到华沙，回到父亲的身边，希望去一所中学任教。但家境不佳，我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决定。我父亲已年迈，心力交瘁，需要休息，而他的收入却很微薄。因此，我决定找一份待遇好的工作以尽孝心。十七岁时我便找了一份家庭教师的工作，离开了家，去外地独自生活了。
离家时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当我上了火车时，心情十分沉重。火车隆隆地驶向前，几小时之后，把我带到了远方。下了火车，还得乘坐马车走上五小时。火车在广袤的大平原上飞驰，我的心里像是坠了铅一样，我心中在想，等待着我的将是什么？
我前去任教的那户人家的男主人是个农庄主。他的大女儿与我年龄相仿，而且在跟我学习的过程中，她渐渐地成了我的伙伴。主人家还有两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我和他们相处甚好。每天上完课之后，我们就一起出去散步。我因为曾在农村生活过，所以并不觉得寂寞，而且，尽管这儿的景色并不算美，但它却四季各异，所以我仍然感到欢快和满足。这个庄园的新的种植技术被认为是这个地区的先进典型，我对它有极大的兴趣。我渐渐地懂得了种植技术，并且一直在关心着谷物的生长情况。在庄园的马厩里，我还摸透了马匹的脾性。
冬季来临，广袤大地上白雪皑皑，分外妖娆。有时候，我们乘坐雪橇在雪地上飞驶，竟至连路都看不清楚，我吓得冲着驾雪橇者大喊：“小心沟渠！”驾雪橇者却漫不经心地回答我：“您这是正在往河沟冲去，但别害怕！”话音刚落，雪橇便翻倒了。不过，在雪野上翻倒非但不可怕，反而增添了远足的乐趣。
我记得有一年冬天，雪花纷飞，大地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我们在雪地上堆起了一座形状怪异的雪屋。我们便坐在雪屋里观赏粉红色的茫茫雪原，有时还到封冻的河上去溜冰，感到欣喜若狂，还担心天气转暖，把我们的这份快乐给夺走呢。
教课之余，当时间充裕时，我便把村子里在俄国人统治下没法求学的许多孩子编成一个班，用波兰语课本教他们读书写字。我在这么做时，主人家的大女儿也帮我一起干。孩子们的家长对我非常感激，但说实在的，我得承担一定的风险：我的这种义务教学虽有利无弊，但政府却是禁止的，认为这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一旦被察觉，很有可能被捕入狱或流放西伯利亚。
晚上的时间我一般都用来学习。当时，我并未决定选择什么发展方向。我对文学和社会学很感兴趣，但在自学的过程中，我逐渐发现真正喜欢的还是数学和物理，因此就一点一点地朝这个方向去发展，后便做出了决定，要学好数学和物理，暗下决心日后赴巴黎去求学，并为此而认真地做了学习上的准备。而且我还计划着积攒点钱，以便保证今后在巴黎的生活和学习。
在自学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有一些困难是自己未曾料想到的。我在中学所学的东西很不完整，与法国的中学相比差距很大。为了缩小差距，我便选择一些书籍来自修。这种方法虽不很理想，但不无成效。除了学到了一些对以后有所裨益的知识外，我还养成了独立思考的习惯。
当我二姐决定去巴黎学医时，我就不得不更改自己的学习计划了。我们家的经济状况不允许我俩一起赴巴黎留学，因此我俩许诺相互帮助，先后完成学业。这样一来，我便在这位农庄主家里待了三年半，一直把我的三个学生的学业教完。然后，我回到华沙，那儿正有一个类似的工作在等待着我。
在这个新的工作岗位上，我干了一年。这时候，我父亲退休了，我与他一起度过了一年美好的时光。在这一年中，他写了一些文学作品，而我则通过家教得到一些酬劳以补家用。与此同时，我继续抓紧时间自学。在俄国人统治之下的华沙，要实现自己的梦想并非易事，但是，比起在农村的情况，在华沙成功的概率更大一些。令我兴奋的是，我生平头一次可以走进一间实验室去做实验：这是市政府所属的一个小实验室，我的一位堂哥是该实验室的主任。除了晚上和星期天，我每天都可以进实验室去做一会儿实验，而且通常都是我独自一人在做。我按照课本上所讲的方法做各种各样的物理和化学实验，而且往往会获得一些意想不到的结果。这种时候，我会为一个小小的成功而兴奋，大受鼓舞；但有的时候，由于缺乏经验而失败，我就会非常沮丧。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成功的道路十分坎坷。不过，这也让我更加深信，我的天性决定我更适合搞物理和化学。
后来，我又觅得一个教职。我加入了华沙的一个由热心教育事业并具有共同的学习愿望的波兰年轻人组织的学习团体，他们有着自己的一套独特的学习方式。这个团体有着一定的政治色彩，要求自己的成员应以服务社会、报效祖国为己任。在一次聚会中，有一位青年说道：“我们祖国的希望系于人民的知识水平的提高和道德观念的加强，唯其如此，方能提高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而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努力自学，并尽力地在工人和农民中间普及知识。”为此，大家商定：晚间向广大群众传授知识，每人讲授自己所精通的内容。这足以看出，该团体具有秘密结社的性质，因而需要大家具有一定的甘冒风险的精神。好在参加者都具有为祖国而牺牲的精神。我至今依然深信，该团体的参加者必将为祖国、为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
我当时也参加了这个团体。那相互鼓励、相互切磋、互帮互助的情景，至今回想起来仍不免会令我欣喜、激动。由于活动经费不足，该团体并未取得很大的成效，但是，直到今天，我依然深信不疑，当时的那种追求以及各种活动，无疑是使波兰社会取得进步的途径。
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如果得不到很好的教育，不具备良好的素质，是不可能建立起一个美好的社会的。为了达到这一美好的目的，每个人都必须完善自己，并共同分担社会责任，尽其全力地投入到本职工作去，并有效地去帮助别人，这样一来，我们的社会必将走向进步，走向美好。
这段时期的这番经历更加坚定了我今后学习、深造的决心。我父亲虽然经济并不宽裕，但爱女之心促使他帮助我尽快实现自己的梦想。我姐姐在巴黎刚一结婚，我便决定前往巴黎求学，与她住在一起。父亲和我都希望学成回国后，再在一起生活，但是，后来我因在巴黎结婚了，所以便留在了那里，没有回到华沙的父亲身边。
父亲年轻时就一直梦想着做科学研究工作，我后来在法国取得的成功，使远在祖国波兰的父亲深感慰藉，因为我圆了他的梦，所以父女虽天各一方，但他仍旧心情舒畅。父亲无私的爱，令我没齿难忘。后来，父亲与我已婚的哥哥住在一起，慈祥地教育着自己的儿孙辈。一九○二年，他年逾古稀时驾鹤西去，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令我们唏嘘不已。
一八九一年十一月，我二十四岁时，终于实现了多年来魂牵梦萦的夙愿。当我到了巴黎时，受到了姐姐、姐夫的热情欢迎，但我只在他们家住了几个月，便另觅住处了。因为他们为了行医方便住在巴黎郊外，离我上学的学校太远，我需要就近住宿，好省下时间学习。我同许多波兰学生一样，租住了一间很小的房间，除必不可少的家具外，可谓家徒四壁。我就这样艰难地度过了四年的学生生活。
四年中所取得的学习上的进步，不可能一一说出来。我只身一人，没有任何的纷扰，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而学业上的进步又使得我心满意足，欢快不已。关于日常生活，可以说是相当艰难，因为自己的积蓄不多，亲人们也无多大能力帮助我。但并非我一人如此，据我所知，许多来自波兰的留学生都是大同小异的。我住在顶层阁楼里，冬天非常冷，取暖炉又小，屋子里怎么也烧不暖和，而且还经常缺煤，所以屋子里脸盆中的水夜晚常常结冰。为了睡得暖和一些，我把所有的衣服全压在被子上。我只有一盏酒精灯可以用来烧饭，其他的炊事用具就更谈不上了。为了省钱、省时间，我常常是一点点面包加一杯巧克力，再加几个鸡蛋和一个水果充饥。我独自处理家务，没有任何人相帮，取暖用的煤，也是我亲自弄上七楼的。
在别人看来，我过的日子未免过于艰苦，但我却自得其乐，每天都心情愉快地埋头于学习之中。这段生活经历也让我充分体会了自由与独立精神弥足珍贵。在偌大的一个巴黎，我默默无闻，无人知晓，独自生活在自己的狭小的天地间。尽管孑然一身，单寒羁旅，无依无靠，但我并不沮丧消沉，并不觉得凄凄惨惨戚戚。当然，有时候，孤独之感会突然涌上心头，好在我的情绪通常十分平静，精神上十分满足，所以孤独情绪转瞬即逝。
我的精力全部集中在学习上，特别是在开始之时，学习上有着一定的困难。确实，我以前的基础知识很弱，虽然来之前做了一些准备，却是很不充分的，与法国同学相比有着较大的差距，尤其数学的差距更大，使我不得不付出巨大的努力去弥补自己的不足。我把白天的时间分别用于课堂、实验室和图书馆，晚上则一个人躲在阁楼陋室中刻苦学习，常常学到深夜尚不停手。每每学到新的东西，我便会兴奋激动起来。科学奥秘如同一个新的世界渐渐地展现在我的面前，我因而也就可以自由地学习它们，掌握它们，这真的让我非常开心。
与同学们的和睦相处也给我留下了愉快的印象。刚到巴黎时，我沉默寡言，腼腆羞涩，但不久我便发现同学们一个个全都学习认真，待人亲切，于是开始同他们一起讨论学习上的问题，这更增加了我学习的兴趣。
在我就读的那个系里，没有波兰学生，但我与一个波兰侨民小团体关系却很密切。我常常参加他们在一个简陋的小屋里举行的聚会，讨论祖国波兰的各种问题，我那怀念祖国的情感在此可以大胆地抒发。我们有时一起外出散步，有时还参加公众集会，对政治保持着一种极大的热情。但学年临近结束时，我不得不离开这个小团体，因为我觉得自己应该把全部精力都放在学习上，这样才能尽快地完成学业，即使假期里，我也在抓紧时间复习我的数学。
我孜孜不倦的努力没有白费。我先前在知识方面的种种差距给弥补上了，从而可以与同学们一起通过考试。一八九三年，物理学结业考试时，我名列前茅；一八九四年，数学结业考试时，我位于乙等，我对自己所取得的成绩颇为满意。
我姐夫后来在谈及我那几年的艰苦学习情况时，戏谑地说那是“我小姨子一生中英勇顽强的时期”。我自己也始终把艰苦奋斗的那几年视为一生中值得回忆的一个美好的时期。在这一期间，我孤身奋斗，没日没夜地、全身心地埋头钻研，终于达到了有能力进行科学研究的目的。
也就是在一八九四年，我与皮埃er•居里初遇。我的一位同胞、弗利堡大学教师打电话邀请我去他家玩，同时还邀请了巴黎的一位年轻的物理学家，他对后者非常熟悉，也非常赞赏。当我走进我这位同胞家的客厅时，立即看见了这个年轻人。他站在朝向阳台的一扇法式窗户前，宛如窗玻璃上镶嵌的一幅画。他身材修长，红棕色头发，一双大眼睛清澈明亮。他神态飘逸，表情深沉而温柔。乍一看到他时，你会觉得他是一个沉浸在自己思绪之中的梦幻者。他对我表示出一种质朴而真诚的态度，似乎对我很有好感。在这次见面之后，他希望以后再见到我，继续讨论科学和社会等各种问题。对这些问题，我俩看法相似，很谈得来。
随后，他便前来我的学生公寓拜访我，我们渐渐地便成了好朋友。他向我介绍了他每天的工作情况、他的研究以及他献身科学的梦想与决心。不久之后，他便向我吐露心声，希望与我共同生活，共同去追寻科学的梦想。但开始时，我一下子还下不了决心，犹豫着，因为这样一来，我就得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和家人。
假期来临，我回到波兰。当时对是否返回巴黎尚未做出决定。但是，那年秋天，我为了准备博士论文，又回到了巴黎，进了巴黎大学的一所物理实验室，开始进行实验研究。
我又见到了皮埃er•居里。由于科研的缘故，我与他的接触日益增多，关系也渐渐地愈加密切。等到我们彼此都感觉到除了对方以外，两人谁也不可能找到更合适的生活伴侣时，我们便决定结成秦晋之好，并于一八九五年七月举行了婚礼。
当时，皮埃er•居里刚刚获得博士学位，并受聘在巴黎物理和化学学校任教。这一年，他三十六岁，已经是国内外颇有名气的物理学家了。他一门心思地投入科学研究之中，很少关心自己的职位、待遇等方面的问题，所以他的经济状况很是一般。结婚前，他与老父老母在一起生活，住在巴黎郊区的苏城。他十分孝顺，我记得他次跟我谈到他的父母时，用了“慈父慈母”一词。说实在的，他并未夸大其词。他父亲是一位造诣颇深的物理学家，为人慷慨豁达，性格刚强；他母亲是一位贤妻良母，一生相夫教子，无怨无悔。皮埃er•居里的哥哥是蒙彼利埃大学的教授，皮埃er对哥哥十分敬重，兄弟二人情深意笃。我有幸进入这样的一个家庭，心里十分高兴，而且我也确实受到这家人的热情欢迎。
我们举行了一个极其简单的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只有为数不多的亲朋好友。我父亲和姐姐从波兰赶来了，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和皮埃er都没有专门购置什么结婚礼服。
除了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供我们居住和工作以外，我俩并无其他奢望。我们很高兴地找到了一个三居室，从窗口看出去，眼前是一座美丽的花园。老人们为我们购置了一些家具什物。我的一位亲戚送给我一份喜钱，我们用它买了两辆自行车，以便出去远游。
二
结婚之后，对我来说，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这与前几年那单寒羁旅的生活真是天壤之别。我与丈夫情意相投，志趣爱好和共同的工作把我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几乎总在一起，很少分开，以致我只保留着皮埃er写给我的有数的几封信。我丈夫在教学之余，把时间几乎全都用于在他教学的学校实验室里做实验，我也获准与他一起在实验室工作。
我们的住所就在学校附近，所以来去都不会花多少时间。由于收入甚微，我们不得不花很多时间来料理家务，尤其是得自己动手做饭。这样一来，就与我们的学习与研究产生了冲突，想要妥善处理这一矛盾并非易事。不过我还算坚强，勉勉强强地总算把这种矛盾处理好了。让我尤为高兴的是，小家庭的生活没有被这些家务琐事搅乱，我们仍旧能过上温馨平静的日子。
我在实验室工作的同时，还不得不学习少量的课程，因为我决心参加师资合格证书考试，以便日后在女子中学任教。经过数月的努力，一八九六年八月，我以名的优异成绩顺利地通过了考试。
在实验室工作之余，我们主要的消遣方式就是散步和骑自行车去郊外野游。皮埃er对户外活动非常喜欢，对于森林里的动植物有着极大的兴趣。他的双脚踏遍了巴黎附近的一座座森林。我一向也喜爱农村，所以经常夫妻双双饶有兴趣地骑车郊游。这种郊游对我、对他都有很大的好处，使我们的大脑在紧张的科学研究之后得以充分地放松，紧张的心情得以缓解。郊游归来，往往还会带回几束香气扑鼻的鲜花野草。有时候，游兴高涨，竟忘了时间，直到深夜方归。我们还定期地去探望皮埃er的父母，他们为我们留着专用的房间。
假期里，我们可以骑上自行车，跑到很远的地方去。我们的足迹留在了奥弗涅和塞樊纳山区以及海边的许多地方。我俩都非常喜欢整天的长距离的远游，每天晚上总要找一个新的地方歇息。如果在同一个地方待得太久，皮埃er就会老想着回到实验室去干活儿。有一年假期，我们一起去了喀er巴阡山区看望我的家人，而且，因这次远行，皮埃er还学会了几句波兰话。
然而，在我们的生活中，重要的当然还是科学研究。皮埃er对自己所教授的课程非常认真，仔细地备课。我有时也帮他收集一些资料。在帮他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也同样有所收获。不过，我们的大部分时间还是用于科学研究。
那时候，皮埃er还没有自己的个人实验室。学校的实验室虽然可以使用，但不能满足他的研究需要。因此，我就把一个没有什么用处的角落辟作“实验角”。地方虽然狭小，却可以想用就用，不受约束。我从这件事中悟出了一个道理：一个人在条件不甚满意的情况下，仍然可以想法改善条件，心情愉快地工作。这一时期，皮埃er忙于晶体研究，而我则在研究钢的磁性。一八九七年，我的这一研究结束当年就发表了研究报告。
这一年，我们爱情的结晶——女儿艾莱娜出生了，这使得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几星期之后，皮埃er的母亲去世了。我们便在巴黎郊区租了一个带花园的屋子，把他的父亲接过来与我们同住。在皮埃er生前，我们同他父亲一直生活在一起。
女儿出生了，严重的问题也随之而来：怎样既能哺育照料女儿又不放弃科学研究呢？放弃科学研究，对我来说，不啻是一种巨大的痛苦，皮埃er也觉得我不应该放弃研究，而且他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他经常说，上帝特地为他造就了我这么个好妻子，就是要让我与他分享一切。我们俩谁都没有考虑放弃我们如此珍爱的科学研究工作。
这么一来，我们就不得不雇一个女佣了，但我仍旧亲自照料女儿的一切琐事。当我去实验室干活儿时，女儿就交给她的祖父照看。爷爷非常疼爱自己的孙女，好在有了小孙女，他的生活也增添了无尽的欢乐。家人之间的相互关怀、体谅，使我得以安心地从事研究，而且也没耽误对女儿的照料。只有遇到特殊情况，譬如女儿生病什么的，我才得整宿整宿地照看她，生活规律也就随之被打乱了。
由于我们如此以事业为重，不愿意受到不相干的事情的打扰，所以我们交往的朋友为数甚少。偶er有一两位与我们比较熟识的科学家到访，我们也就是在客厅或花园里交谈，而且我还一边为女儿缝缝补补什么的。在亲戚方面，只有皮埃er的哥哥与我们一直来往密切，至于我娘家的亲戚，因为离得太远，所以来往不多。我的姐姐、姐夫这时已回到波兰创业去了。
正是这种平静而完全符合我们心愿的生活方式，才使得我们能够完成一生中的伟大事业。这种科学研究事业始于一八九七年，从未中断过。
我决定要写博士论文了。当时，亨利•贝克莱er正在从事稀有金属铀盐的实验。这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实验，引起了我的关注。当贝克莱er把铀盐用不透光的黑纸密封之后放在照相底片上，便发现底片会被感光，仿佛受到日光照射过似的。贝克莱er认为，底片之所以被感光，是因为铀盐能放射出一种射线，而这种射线又与日光有所不同，它能穿透不透光的黑纸。此外，贝克莱er还通过实验证明这种射线能够使得验电器放电。一开始，贝克莱er错以为铀盐射线的产生是因为铀盐曾经在日光下暴晒造成的，但他后来发现铀盐在黑暗中存放几个月之后，仍旧可以放出这种新发现的射线。
皮埃er和我都对这种新发现的射线感到极大兴趣，并决心对它的性质加以研究。如果想研究这种新射线，首先得对它做精确的定量测量。我于是便利用验电器放电的特性进行测量，不过我没有像贝克莱er那样使用一般的验电器，而是用了一种能做出定量测量的设备。我当初用来测量的这些设备的模型，现已陈列在美国费城医学院。
不久，我们便获得了有趣的结果。我们的实验结果证明，这种射线的放射实际上是铀元素的原子特性之一，而与铀盐的物理和化学性质无关。任何铀盐，只要所含铀元素越多，它放出的射线也就越强。
我于是又想进一步地弄清楚，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元素也能像铀盐一样放射出同样的射线。很快我便发现，钍元素也具有同样的特性。正当准备对铀和钍的放射性做进一步研究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新情况。
我曾有机会用放射性方法检验过一定数量的矿石。如果这些矿石能够产生相同的射线的话，那就可以确定它们含有铀或钍。如果这些矿石的放射强度与矿石所含的铀或钍的成分成正比的话，那就没什么可以惊诧的了。但事实上却大不一样，有些矿石放出的放射性强度是铀的三四倍。我对这一新发现进行了仔细的核查，后认定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对这一现象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得出的只有一种解释：在这种矿石中含有一种未知的元素，其放射性远远超过铀和钍。皮埃er对我的分析表示赞同，于是我便希望能够尽快发现这一未知的元素。我深信，只要我和皮埃er齐心协力，就一定能够获得成功。但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通向新科学之路，这是我们开始时所没有预料到的，而且，我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这条新的科学之路。
一开始，我并没有指望这种矿石含有较多数量的新元素，因为它早就被人再三地研究分析过了。我初的估计是，这种矿石的新元素的含量超不过百万分之一。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我们发现我的这种估计还是太高，真实的含量要大大地小于百万分之一。这就更加说明这种新元素的放射性极强。假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这种元素含量微乎其微的话，真不知道自己还是否有决心、有勇气坚持下去，因为我们的设备很差，经费又不足。现在回想起来，幸亏不知道难度会这么大，所以决心才很大，真正干起来之后，尽管发现困难重重，但研究的成果却在不断地显现，所以劲头儿也就大增，不去想那些困难了。经过几年的勤奋刻苦的努力之后，我们终于把这种新元素分离出来了，它就是今天人人皆知的镭。现在我把我们的研究和发现它的情况简略地介绍一下。
开始研究时，我们并不了解这种未知的元素的任何化学性质，只是知道它的放射性极强，于是我们就紧紧抓住这条的线索不放，穷追不舍。步就是设法从圣约阿希姆斯塔er运来铀沥青矿，对它进行分析研究。除利用常用的化学分析方法以外，我们还用皮埃er发明的精密计电器，精确地测量不同部位的放射性。这种方法今天已成为一种新的化学分析法的基础。后来，这一分析法被逐渐地加以改进完善，为许多人所采用，而且他们因此也发现了其他几种放射性元素。
干了没几个星期，我们便深信我们的预测是正确的，因为那个未知的新元素的放射性在有规律地增强。又过了几个月，我们便从铀沥青中分离出一种与铋混合在一起的元素，其放射性大大超过铀元素，这种新元素具有明确的化学性质。一八九八年七月，我们宣布了这种新元素的存在，并命名它为钋，以怀念我的祖国波兰。
在发现钋的同时，我们还发现从铀沥青矿里分离出来的钡盐中含有另一种未知的元素。我们随即又紧张地工作了几个月，终于分离出来第二种新元素，我们后来才知道它比钋更为重要。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我们宣布了这一发现，命名这种新元素为镭。
尽管我们确信我们已经发现了这两种新的元素，但仍然有许多实际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因为我们只是利用放射性的特性从铋盐和钡盐中发现了含量微乎其微的新元素，现在得把它们以纯元素的形式分离出来。我们立即投入到这一工作中去。
但是，这项工作并不容易，因为我们的设备条件太差，而且还得需要有大量的原矿来进行化学分析。我们既没钱购买这些原矿，也没有实验室来做分析实验，更没有助手相帮。我们得白手起家，从头干起，如果说我姐夫认为我在巴黎的早期学习时期是我一生中的英勇顽强的时期的话，那么我敢毫不夸张地说，我与皮埃er一起从事这项研究的时期则是我俩共同生活中的伟大、英勇的时期。
从先前的实验中我们相信，在圣约阿希姆斯塔er炼铀厂冶炼后的铀沥青矿废渣里，一定含有镭元素。该工厂属奥地利管辖，我们设法获准无偿地得到这些废渣。废渣倒并不值钱，但要把它们弄到巴黎却是件令人大伤脑筋的事情。几经周折，我们成功地用袋子装着这些混有松针的褐色废渣，把它们运到我们的实验室的门前，那一刻，我真的是高兴得跳了起来。后来，我们更得知这一袋袋的废渣的放射性比原矿还要强，真是惊诧不已。这些废渣原是堆放在工厂外面的松树林里的，没有经过任何处理，对我们来说，真是老天有眼，帮了大忙。后来，奥地利政府应维也纳科学院的要求，又允许我们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好几吨这种废渣。我们从实验室里分离出来的镭，利用的全是这些废渣。后来，我收到的那位美国女友人赠送的镭是用其他矿石提炼出来的。
物理和化学学校并未为我们提供合适的实验场地，但幸运的是校长准许我们使用先前作为解剖教学用房的一间废弃的木棚。木棚顶上有一个很大的玻璃天窗，只不过有多处裂痕，一下雨就会漏水。棚内夏天闷热潮湿，冬天阴冷难忍。虽然可以生炉子取暖，但也只是火炉旁边有那么点热气而已。此外，我们还得自己掏钱购置一切***的仪器装置。木棚里只有一张破旧的松木桌和几个炉台、汽灯。做化学实验时，常会产生有毒气体，刺鼻呛人，我们不得不把这种实验移到院子里去做，就这样，仍旧有毒气进到棚内来。我们就是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之下，拼命地干着。
尽管如此，我们却觉得在这个极其简陋的木棚中，度过了我们一生中美好、快乐的时光。有时候，实验不能中断，我们便在木棚里随便做点什么当作午餐，充充饥而已。有的时候，我得用一根与我体重不相上下的大铁棒去搅动沸腾着的沥青铀矿。傍晚时分，工作结束时，我已像是散了架似的，连话都懒得说了。还有的时候，我又得研究精密的结晶。进行分离，必须待在灰尘四起的室内。灰尘会影响浓缩镭的程序，难以保存好分离出来的东西，让我苦恼至极。让我觉得满意的是，没有人前来打扰，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地做我们的实验。实验做得很顺利，眼看令人满意的结果即将获得时，我们会激动不已，说不尽的欢欣鼓舞。但有的时候，干了半天却不见成效，沮丧失望的心情也在困扰着我们。不过，这种情况持续不一会儿，我们就又去考虑新的设想、新的工作了。工作间歇，我俩便一边在木棚中踱来踱去，一边冷静地思考、讨论正在做的实验，那种喜悦心情也是难以表述的。
有时候，我们夜晚也跑到木棚里去，这也是令我们高兴的事。我们可以在玻璃瓶或玻璃管里看到我们提炼、分离出来的宝贝在向四周散发出淡淡的光彩，真是美丽动人，令我们既欣喜又激动。那闪烁着的奇光异彩，宛如神话中的神灯的光芒。
几个月的时间里，除了短暂的假期之外，我们从未中断过实验研究。我们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表明，我们正一步一步地走向成功，因此，我们的信心也就越来越大了。后来，我们的研究工作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我们不仅可以购买到更多的废渣，而且还可以在工厂里进行初步的提炼，这就大大地方便了我们，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精确的分离工作。
到了这一阶段，我就专门从事提炼纯净的镭，而皮埃er则专心研究新元素散发出来的射线的物理性质。直到我们处理完一吨的铀沥青矿渣之后，确定的结果才得出来：在含镭丰富的矿石中，一吨原矿石所含的镭尚不足几分克。
后，我们分离出来的物质终于显示出元素应具有的性质来。这种元素具有与其他元素极为不同的光谱。我们还能确定出它的原子量的值远远大于钡。我们是一九○二年获得这些结果的。当时，我们提炼出来一分克的极其纯净的氯化镭。就这样，确定镭为一种独立元素的必要证据就完全掌握了。这一工作花费了我们四年的时间，说实在的，如果设备齐全、资金充足的话，也许一年足矣。我们孜孜不倦地求得的结果，奠定了放射性这门新的学科的基础。
几年后，我又提炼出几分克纯净的镭盐，并更加精确地测定出了它的原子量。这之后，我还提炼出了纯金属镭元素本身。不过，一九○二年仍旧是镭的发现及其性质正式确定的年份。
在这几年中，我们夫妇两人把全部心血都用在了研究工作之中，同时，我们的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变化。一九○○年，日内瓦大学意欲聘任皮埃er为教授，但就在这个时候，巴黎大学却聘他为该校的副教授，而我被聘为位于塞弗er的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所以我们没有前去日内瓦，而是选择留在巴黎。
我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工作得非常开心，我想方设法让学生们到实验室去做实验，以提高她们的动手能力。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女生，都是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被录取的，入学之后，不努力学习很难通过考试，只有取得了优异成绩方能成为中学的老师。进入该校的学生个个勤奋好学，作为老师的我当然也乐意尽自己的能力去教好她们的物理。
但是，自我们的发现公布之日起，我们的知名度日见高涨，以致实验室的宁静被扰乱了，渐渐地，我们的研究工作就受到了干扰。
一九○三年，我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并获得了博士学位。这一年年末，我和皮埃er以及贝克莱er因发现放射性和放射性元素而共同获得诺贝er物理学奖。获奖之后，报纸杂志大加颂扬，致使我们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法安心工作，每天都有人登门造访，有的请我们去做报告，有的则向我们约稿。
获得诺贝er奖是一个很大的殊荣。而且，奖金数额很高，这对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大有裨益。美中不足的是，我们已是精疲力竭，两个人往往总有一个体力不支，以致我们都未能在当年前往斯德哥er摩去领奖和发表演说。一直到一九○五年，我们才到瑞典首都去，由皮埃er做了接受诺贝er奖的答词。在那里，我们受到瑞典人民的热情欢迎与接待。
我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工作，导致身心疲惫。可现在，由于获奖后，报纸杂志大加颂扬，探访者不断，我们更疲于应付，不胜其烦。我们所喜爱的平静的、有规律的生活被完全破坏了，工作和生活都受到了影响。我已经说过，我们必须不受外界的任何干扰，才能继续正常的家庭生活和科学研究工作。前来探访的人虽说是用心很好，却不知这样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一九○四年，我们的第二个女儿艾娃•德尼斯出生了，我只好暂时停止做实验研究。这一年，由于荣获诺贝er奖，再加上社会上的一片赞扬之声，巴黎大学终于聘任皮埃er担任新开设的一个讲座的教授，同时还专为他弄了一个实验室，委任我为实验室主任。这个实验室并不是新修建的，而是把原先空置的房间腾出来让我们使用而已。
一九○六年，正当我们准备告别已使用多年并给我们以无限欢乐的那座木棚时，一场飞来横祸降临在我们的头上。我的皮埃er被夺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带着孩子并继续我俩的共同事业。这场灾难使我失去了我人生旅途上亲密的伴侣和好的朋友，其严重影响我真的无法用言语加以表述。
这一沉重打击让我的精神处于崩溃状态，觉得自己完全丧失了面对未来的勇气与精力。但是，皮埃er的那句话始终铭刻在我的心中，我永远也不会忘记：“即使我不在了，你也必须继续干下去。”
皮埃er的不幸去世正值他的名字和成就为公众所了解和认知的时候，所以在社会上，尤其是在科学界，大家都扼腕叹息，无不认为这是国家的一个巨大的损失。因此，巴黎科学教育界决定让我接任皮埃er担任了一年半的讲座教席。这可以说是破天荒的决定，因为在过去，这种教席尚无一个女性担任过。巴黎大学做出的这一决定，的确让我感到无上的光荣，使我得以继续进行原来的研究，不然的话，我很可能不得不放弃了。我本来未有获此殊荣的念头。我除了一心想着为科学事业奋斗终生之外，没有任何的野心与奢望。在这种悲痛难忍的情形之下，让我担任这一教席，不禁使我悲从中来。我在担心自己是否能承担起这一重任。犹豫再三，我觉得至少应该试试看。于是，自一九○六年秋天起，我以副教授的资格开始在巴黎大学讲课。两年后，我被聘为正教授。
失去了皮埃er之后，我生活上的困难不免大大增加。以前是我和皮埃er两人共同承担的事情，现在只好由我独自去承担了。我必须亲自抚养两个女儿。皮埃er的父亲仍然住在我那里，他主动提出与我共同承担家庭的重任。他很高兴能帮着照料两个孙女，丧子之痛后，两个孙女是他的慰藉和欢乐。在他的帮助下，两个女儿才得以享受到家庭的欢乐。我们心中的隐痛绝不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来，毕竟她们年龄太小，不能让她们过早地去品尝人生的酸楚悲痛。皮埃er的父亲喜欢乡间生活，所以我们便在苏城租了一所带花园的屋子，离巴黎城里只有半小时的路程。
乡间生活确实好处多多，不仅我公公可以在此安度晚年，两个女儿也可以经常去空旷的田野间玩耍。我白天要上班，经常不在家，只好请了一个保姆。开始请的是我的一个表亲，后来又换了一个挺厚道的女子，后者曾带大过我姐姐的一个女儿。两位保姆都是波兰人，所以我的两个女儿都会说波兰话。我的波兰亲属们不时地也来看望我、安慰我，通常我都让他们假期来，设法在法国海滨相会，有一次我还和他们在波兰山区待了一段日子。
一九一○年，我敬爱的公公久病不治而去世，我真的是伤心悲痛了很长一段时间。在他卧病在床期间，我尽可能地抽出时间守在病榻旁陪护他，听他讲述往事。大女儿当时已十二岁了，对爷爷的逝世尤为悲痛，她已懂得有爷爷的关爱是多么的重要，她无法忘却往日祖孙在一起的幸福时光。
苏城没有什么好的学校。小女儿年岁尚小，她需要的是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环境，譬如户外游戏、散步、入门教育什么的。她已经显示出活泼、聪颖的个性特点，尤其喜爱音乐。她姐姐有点像父亲，不怎么活泼，智力上反应也较为迟钝，但很明显的地方是理解问题和推论的能力很强，似乎会像皮埃er和我一样，适合搞科学研究。但我并不想让她进中学念书，我总感觉到中学的课程太多，上课时间太长，并不利于青少年的成长发育。
我认为对孩子的教育应该顺应其身心的健康发育、成长的需要。另外，还应该让孩子们更多地学习文艺知识。可是，在大多数学校里，过多的时间用在了读写和练习上，家庭作业也不少，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而且，这些学校设置的大部分理科课程与实践相脱节。
大学圈中有一些朋友同意我的观点。于是我们便组织了一个互助合作小组，共同负责对我们的子女进行一种新型的教育。我们每人各负责一门指定的课程。虽然大家工作都很忙，再加上孩子们的年龄大小不一，但我们的热情不减，对这项教育改革的实验兴趣很浓。我们在不多的课时里，把理科和文科的课程有机地结合起来，效果颇佳；而且所有的理科课程都配合着做实验，孩子们对此也很有兴趣。
我们这么干了两年，大多数孩子都有所收获，有所长进，尤其是我的艾莱娜。经过这种学习之后，她竟能插进巴黎一所中学的高年级班，而且未遇太大的困难，各门功课均通过了考试，后以低于一般学生的年纪进入巴黎大学，学习理科专业。二女儿艾娃没有获得我们的这种新模式的教育，但后来也进了一所学院。她一开始只是选修部分课程，后来才转成正式学生，学习全部课程，学习成绩尚可，我还比较满意。
我对两个孩子的体育锻炼很上心，除了户外的散步以外，我还很重视她们的体操和运动。在法国，对女孩子这方面的教育往往不够重视。我要求两个女儿每天都得做柔软体操，还经常带着她们去山里和海边度假，所以她俩都会游泳、划船。至于远足或骑车远游，对她们来说更不在话下。
当然，我的大部分时间仍然是用于科学研究，只是兼顾着对她俩的照料而已。有些人，尤其是女人，往往会问我是怎么把这两者处理得如此好的。确实，这并非容易做到的事，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并且还要作出一定的牺牲。我与两个已长大成人的女儿一直感情甚好，相处甚佳。家庭生活中，重要的是相互体谅，彼此尊重，否则彼此之间是不可能感到愉快，自己也不可能精力充沛的。我们母女之间从来不说一句伤人的话，从来不做一件自私自利的事。
一九○六年，在我接替皮埃er于巴黎大学的教席时，只有一间勉勉强强可以工作的实验室，不仅狭小，而且设备也不齐全。皮埃er在世时，有一些科学家和学生帮助他一起工作，我接任后，因得到他们的鼎力相助，才得以继续研究下去，而且也获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