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我们为什么必须废除学校
许多学生，尤其是穷学生，都能直觉到学校在为他们做些什么。学校训导他们混淆过程与实质。而一旦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不清，那么便会出现一种新的逻辑，即：安排越多，结果越佳；或拾级而上，则必至成功。于是，学校“训导”的结果，导致学生把教与学、升级与教育、文凭与能力、语言流畅与叙述新事物的能力混为一谈；导致学生的想象不是基于应有的价值，而是根据所受的服务；导致学生误将药物治疗等同于卫生保健，将社会工作等同于社区生活的改善，将警察保护等同于人身安全，将军事防备等同于国家安全，将激烈竞争等同于工作效率。健康、学习、尊严、独立以及创造性努力，被说成几乎完全是声称为这些目标服务的各种制度发挥作用的结果，而这些目标的更好实现则有赖于社会将更多资源配用于这里所说的医院、学校及其他各种机构的管理运行。
在本书所收论文中，我将说明为什么价值观的制度化必将导致自然环境的污染、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人的心理虚弱无能，这是全球性恶化与现代化灾难的进程所产生的三方面问题。我将阐明，当非物质需求被转换为商品需求时，当健康、教育、个体流动、社会福利或心理康复被说成是各种服务或“安排”的结果时，上述损毁过程是如何得以加速的。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确信，如今正在进行的关于未来趋势的研究都在鼓吹进一步推动价值观的制度化，我们必须指明与之截然相反的趋势得以出现的各种条件。我们需要研究技术的可能用途，以便创造出一些制度—这些制度将有助于个人之间进行创造性与自主性的互动，有助于形成不会被技术专家们实际控制的各种价值观。我们需要进行与目前的未来学迥然相异的研究。
我想提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即：如何使人的本质与赋予我们的世界观及语言以特征的现代制度的本质相互界定？为此，我选择学校作为分析范例，而对于这个公司式国家［公司式国家，源自1970年美国的赖克（Charels A. Reich）的著作《绿化美国》（The Greening of America），书中认为国家是一台巨大的机器，完全不受人的控制，并置人的价值观于不顾。——译者注］中的其他科层机构，比如作为消费单位的家庭、政党、教会、传媒等，只会间接述及。我对学校的隐性课程的分析应可表明，公共教育将从社会的去学校化过程中获益，恰如家庭生活、政治、安全、信仰以及交往将从类似过程中获益一样。
在这一章中，我将首先尝试分析并说明对一个学校化了的社会进行去学校化意味着什么。在此基础上，应会容易理解我为何要在其后各章选择与去学校化过程有关的五个具体方面加以论述。
现在，不只是教育，社会现实本身也已经学校化了。为使所有学生都依附于现存制度，花在富裕学生身上的费用与花在贫困学生身上的费用大致相同。在美国二十个城市中的任何一个城市，贫民区与富裕家庭集中居住的郊区的学生人均年度教育费用处于同一水准，且有时贫困学生的数额更高。［杰克逊，《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费用的趋势：1965—1968年中心城市与郊区的比较》，美国联邦教育总署规划与计划评估办公室，1969年6月。（Penrose B.
Jackson，Trends in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Expenditures: Central City and Suburban Comparisons 1965 to 1968，U.S. Office of Education，Office of Program
and Planning Evaluation，June 1969. ）——作者注］富裕学生与贫困学生同样都离不开学校和医院，学校和医院指导他们的生活，形塑他们的世界观，并告诉他们何为合法、何为不合法。他们都认为个人自行诊治是不负责任的，个人自学是不可靠的，并且都认为未得到行政当局资助的社区组织具有攻击性和破坏性。他们都依赖于制度安排，都对自主行动投以怀疑的目光。在个人自主与社区自主日益欠缺方面，维斯特切斯特［维斯特切斯特（Westchester），美国纽约州的一个县，境内有工业城市和高级住宅区。——译者注］甚至比巴西东北部地区更为典型。因此，不论在什么地方，不只是教育本身，整个社会都需要“去学校化”。
福利机构制定了对价值和可行性予以判断的各种标准，以图在专业、政治和财政方面都支配人们的社会想象。这种支配是导致贫困现代化的根源。任何一种对于简单需求的制度性解决办法，都将导致新的贫困阶级的产生以及对贫困的新定义。在十年前的墨西哥，人生于家中、死于家中并由其朋友安葬是很平常的事情，唯有照料灵魂之事才托付给制度性的教会。而在今天，生于家中、死于家中已成为贫穷或特权的标志。临终与死亡已被置于医生与殡仪人员的制度性管理之下。
一旦社会将人的基本需要解释为对于科学地生产出来的各种商品的需求，那么，技术专家们便会按照由其随意改变的标准来界定贫困。于是，所谓贫困者，便是指在某些重要方面落后于社会所宣扬的消费观念的那些人。在墨西哥，所谓穷人是指所受学校教育不足三年者；而在纽约，所谓穷人则是指所受学校教育不足十二年者。
穷人在社会中总是无能为力的。而对于制度性照管的日益依赖使他们产生了新的无能为力，即：心理无能、无力自我谋生。居住于安第斯高原［安第斯高原（high plateau of the Andes），位于南美洲加勒比海与太平洋沿岸。——译者注］的农民们遭受着地主与商人的剥削，而一旦他们在利马［利马（Lima），秘鲁首都。——译者注］生活，则还得依附于政治首领，并因缺少学校教育而变得无能为力。现代化贫困使得人对于环境控制的无能为力与个人潜力的减损紧密相连。这种贫困的现代化是一种全球现象，是当今时代存在欠发达现象的根本原因。当然，这在富国与穷国被饰以不同的伪装。
对这一现象感受为强烈的大概要数美国城市，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及美国城市在对付贫困方面花费之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像美国城市这样，对于解决贫困问题的制度安排反而导致贫困者出现如此之多的依赖、愤怒、挫败感以及对制度安排的更为强烈的需求。而且，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未像美国城市这样清楚地表明，贫困，一旦成为现代化贫困，便会抵抗仅仅仰仗于金钱的制度安排，并且需要一场制度革命。
如今在美国，黑人乃至移民都可望享受到两代人之前的时代无法想象的专业化安排，这些安排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多数人来说，近乎天方夜谭。比如，美国的穷人可以向劝学员［劝学员（truant officer），美国地方教育行政人员的一种，负责检查学生旷课、逃学等情况。——译者注］求助，将其未满17岁的逃学子女送回学校；也可以向医生求助，让其孩子入住每天需支付60美元的病房—这相当于世界上大多数人三个月的收入。但这些只会使穷人更加依赖于安排，使他们日益丧失利用自身经验与社区资源来组织自己生活的能力。
美国穷人正处于一种独特的可称之为“困境”的状态，这也让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世界上的所有穷人都担惊受怕。他们发现，一旦各层各级福利机构的技术官僚们使社会相信这些机构提供的服务具有道义上的必要性，那么，无论花多少钱也不能消除这些福利机构所固有的破坏性。居住于美国城市中心地带的穷人可以用其自身体验来证明“学校化”社会中的立法基础之荒谬。
联邦法院的法官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认为：“建立一种制度的途径是向它提供资金。”据此做如下推论也是正确的，即：只有停止向现今的这些与卫生、教育以及福利有关的各种制度提供财源，才能阻止其产生让穷人无能为力的副作用并因此而导致穷人更贫穷。
我们在评价联邦政府救助项目时必须牢记上述这一观点。美国学校在1965—1968年耗费逾30亿美元对学校中的600万名处境不利儿童予以补偿，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这个项目以“标题（Title One）”而著称，是此前任何国家均未曾尝试过的花费多的补偿教育项目。然而，这些“处境不利”的儿童在学习方面并未见有任何显著进步。与那些来自中等收入家庭的同学相比，他们之间的差距比以前更大。而且，在实施这一项目的过程中，专家们发现，除此之外还有1000万名儿童艰难生存于经济与教育的不利境况之中。于是，要求联邦政府提供更多补偿经费的理由便可轻易提出。
尽管改善穷人教育的努力耗资甚巨，但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对此可有以下三种解释：
，30亿美元的资金尚不足以使600万名儿童的学业成绩提高到可测试出来的程度；
第二，经费使用不当，即是说，应当设置不同课程，改善管理，将补偿经费集中用于贫困儿童身上，并对此进行更多的研究，这样才可望获得成功；
第三，教育处境不利的问题不可能靠学校中的教育来解决。
只要补偿经费是通过学校预算来使用的，那么，上述种解释无疑便可成立。补偿经费确已拨给那些收有大部分处境不利儿童的学校，但这些经费并未花在贫困儿童本人身上。在已将补偿经费纳入本校预算的学校中，因此而受惠的贫困学生大约只占全部贫困学生的一半。这样，补偿经费除了用于教育之外，还被用于对学生的监护、灌输以及各种社会角色的选拔上。而所有这些功能都同学校中的设施、课程、教师、管理者以及其他要素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因此，所有这些费用也都包括在学校预算中。
这些增加的经费使得学校能更多地满足那些相对富裕的儿童的需求，这些富裕儿童不得不与贫困儿童同校学习，因而也成了所谓的“处境不利者”。这样，经由学校预算，原本打算用于改善贫困儿童学习处境不利的补助经费，充其量只有很小一部分终能用在他们身上。
经费使用不当或许完全属实。然而，即便是异乎寻常地使用不当，也不会比学校教育制度自身的问题更加糟糕。受自身特有结构的影响，学校反对把优惠集中于贫穷儿童身上，尽管这些儿童若无特殊帮助便会处境不利。为贫困儿童设置特殊的课程、隔离班级或者延长学时，只会花更多的钱并导致更多的歧视。
纳税者们还不习惯于容忍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HEW）像五角大楼那样，将30亿美元转眼花得一干二净。政府管理机构或许会认为它能够承受来自教育者的强烈不满。假如缩减教育补偿项目，美国中产阶级不会损失什么，而贫穷的父母们则认为他们会遭受损失。而且，他们会要求对用于其子女的补偿经费加以管控。于是，既可削减财政预算、又可增加穷人子女受惠程度的一个合乎逻辑的途径，便是建立一种譬如像弗里德曼［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美国经济学家，货币学派代表人物。1976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著有《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选择的自由：个人的立场》（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等。——译者注］和其他一些人建议的助学金制度。这样，补偿经费便可到达受惠者手中，他们便可用来购买一份自己所选择的学校教育。然而，假如这些经费仅限于用来学习学校的课程，那么，尽管这会提供更平等的安排，但并不会因此就能增加社会权利的平等。
显然，即使不同学校在质量上处于同等水平，穷人子女的学习也很难赶上富人子女。尽管他们在相同年龄进入同等学校，但穷人子女也缺少中产阶级子女可随意享受的大部分教育机会。从家庭中的谈话与藏书，到假期旅行与自我意识，对于乐于享用的中产阶级儿童来说，这些都是有利的条件，将有助于他们在校内与校外的生活。因此，如果贫困学生只有依赖于学校才能发展或学习，那么他们通常会落在后面。穷人需要补偿经费，是为了使自己能够进行学习，而不是为了得到针对其所谓的严重缺陷做出安排的证明。
不论在穷国还是在富国，所有这些都是真实的状况，只不过表现形态有所不同。在穷国，现代化贫困的影响范围更广、更为明显，但就目前来看也更为浅表。在拉丁美洲，三分之二的儿童未念完小学五年级便中途退学。不过，倘若这些“辍学者”在美国，其境遇也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更糟。
今天已很少有哪个国家仍然是传统贫困的受害者。这种传统贫困较为稳定，且很少会使人无能为力。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正处于经济发展与竞争性消费的“起飞点”［起飞点，即美国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Rostow，1916—2003）所说的经济成长第三阶段。罗斯托在其《经济成长的阶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一书中提出，人类社会的经济成长分为六个阶段，即：传统社会阶段、起飞前夕阶段、起飞阶段、趋向成熟阶段、高度消费阶段和追求生活质量阶段。——译者注］上，并因此而开始走向现代化贫困，即：这些国家的国民尽管依然生活于贫困之中，但他们已经学会向往富裕生活。这些国家的法律规定，实行6~10年的义务教育。不光在阿根廷，而且在墨西哥或巴西，普通国民都是根据北美国家的标准来界定何为足够程度的教育，尽管只有极少数人能有机会享受这种长期的学校教育。在这些国家，大多数人都中了学校的圈套，即是说，接受学校教育的结果，使得他们在比自己受到更好的学校教育的人面前感到自卑。对于学校的盲信导致他们有可能遭受双重剥夺，即：越来越多的公共资金被用于少数人的教育；与此同时，许多人则越来越顺从于社会控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需要普及教育这一点为深信不疑的，是那些迄今只有且今后也将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受到学校教育的国家。然而，在拉丁美洲国家，大多数家长与儿童还是可以通过其他不同途径接受教育的。在这些国家，国民储蓄用于学校与教师方面的比例或许还高于富裕国家，但这些投入完全不足以对大多数国民实施哪怕只有四年的小学教育。当卡斯特罗［卡斯特罗（Fider Castro，1926—2016），古巴前领导人。——译者注］承诺，到1980年，古巴人的所有生活都将成为一种教育体验，因而可望解散大学时，他似乎要朝去学校化的方向迈进。然而，在初中与高中阶段，古巴与其他所有拉丁美洲国家一样，似乎仍然将所有人在“学龄期”都能接受学校教育作为一个毋庸置疑的目标，并把推迟实现这一目标的原因仅仅归咎于暂缺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