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为什么叛乱？ 长时间以来，学者们在这几个问题上争论：农民特性，阶级属性，社会组织和政治倾向。然而，对任何普遍性答案的探究都必须服从于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只有一部分农民发动叛乱。而且，只是在某些特定的地理区域里，叛乱才频繁而持久地发生。
中国的学者很早就认识到叛乱发生之地域差异的重要性。尽管中国声称拥有一部特别悠久而又多姿多彩的农民造反史，但叛乱主要集中在特定地理环境下的小块地区。山东湖沼地区的土匪、福建沿海的海盗、陕西地区的强盗，他们都有着持久的地方特色。但是，尽管对地方传统的存在有了广泛的认识，仍然很少有学者来直接解开为什么特定区域会持续地发生特定模式的叛乱这个谜团。
本书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中国的一个关键区域——淮北——为什么经常发生农民叛乱，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首次有记载的民众大起义爆发和接下来在整个历史上发生过无数次叛乱的地区。通过观察一个著名的叛乱地区在一个世纪内发生的乡村暴力，该项研究旨在探究反复发生农民造反行为的长时段原因。
迄今为止，大多数农民叛乱的理论都首先把注意力放在一个问题上：那些被马克思生动地描绘成“口袋里的马铃薯”（sack of potatoes）、传统上孤立分散、软弱无助的农民，近年来是如何在解释革命时占据了核心位置。这些理论的出发点是认为传统的农民既软弱又缺乏组织，它们自然倾向于强调外来的人与力量在革命发生时所起到的作用。尽管这类理论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现代革命的出现，但无法解释传统叛乱发生的原因，易于把传统的农民抗议描绘成“自发的、反常的、无理性的”等等。本书不同意这种农民叛乱的观念，而提出一种可供选择的解释：认为传统的农民叛乱是一种持久的、有组织的合理的集体行动。这种分析聚焦于农村居住者本身，强调农民为应付环境而叛乱的适应性价值（the adaptive value）。
尽管关于农民的人类学观点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都同意对农民做出界定必须根据以下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1）更为广阔的社会政治世界；（2）他们赖以谋生的特定的自然基础。正如埃里克·沃尔夫所指出的：“农民的存在牵涉到的不仅是农民与非农民的关系，而且还包括一种调适，一种态度与行为的结合，这种结合被用来维持耕作者的生存，不仅是其自身，还包括其同类。”绝大多数研究农民叛乱的理论都把注意力集中于种关系即农民与统治者的关系上，而把生态因素放到遥远的第二位置。但是，当我们回顾历史，叛乱通常集中在某些特定的地区，自然环境的重要性就立即凸显出来。
在特定的环境下，为了求生存而采取的有适应力的策略也许是集体暴力。这种人类攻击行为的实用意义已被许多人类学家和人类生态学家所证明。他们指出，在饥荒条件下，用暴力来对待同类竞争者往往成为一种合理的策略。那些资源短缺和供应无法稳定的环境可能孕育着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冲突。对他人的剥夺被视为必要，对自身的生存直接有益。
正如第二章所要谈到的，淮北的生活条件异常恶劣。受连年不断的旱涝之灾的影响，环境艰难而不稳定，一种攻击性生存策略随之产生。我认为，这些集体暴力的形式，绝大多数可以被归纳为两种模式。种生存模式，可以称为掠夺性策略，以本地区其他人为代价，非法攫取资源，从偷窃、走私、绑架到有组织的械斗。作为对抗这种劫掠而来的反应，产生了防御性策略，即面对强盗式的抢劫而保护个人财产的努力。这种策略包括庄稼看护、家丁、民兵和堡垒式圩寨的构筑。
正如第三章所要解释的，掠夺性策略和防御性策略都是获得和占有稀缺资源的合适的方法。在其他可选择的条件极度被限制的情况下，这些方法是能被村民用来化获取利益同时又风险小化的合理方式。这两种策略是保证生存和提高生存水平的主要方式，因此人们又因获得资源的途径不同而变换使用。那些占有很少资源的人往往运用掠夺性策略，他们有更多的可能通过这种高风险的行为在获取财富的同时，又不用顾虑自身所占有的极少的财物的丧失。掠夺者以他们的长处即过剩劳力从比较富裕的邻人那里抢夺生存资源。相对而言，防御性策略通常被那些既拥有某些物资，同时又担心失去物质的人所使用。防御者以剩余资源来保护自己的财产，以防止掠夺者的威胁。
一个非常粗糙的社会阶级的概念，或者说是生产方式的关系，有助于解释人们为什么在这两种策略中依靠一个而反对另一个。在农民社会的背景下，土地成了珍贵的资源。我们认为掠夺性策略在无地农民那里使用得更为普遍，而防御性策略在土地所有者那里更为典型可见。但是，真实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很好的案例比一个假设所蕴含的内容更为复杂。首先，农民不是以众人聚集的方式来采取集体策略，而是以家庭的、宗族的、村庄的等形式采取。接着，使事情更为复杂的是，这些更大单位的行为不是将加入其中的个人进行简单的相加后做出的。他们的行为被种种因素所制约，如领导权的考虑、群体凝聚力、昔日的经验和外在的干预。在一定程度上，这些因素对那些不同的社会群体愿意并且能够采取一种有效的掠夺性策略或防御性策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于是，尽管这种模式看起来好像是起源于个体农民为稀缺资源而竞争，但它承认了在决定竞争进行的程度和方式中血缘、主顾关系（或曰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以及其他共有的效忠的重要性。社会结构对集体暴力的模式产生了重要而复杂的影响。不是所有的贫困佃户都是掠夺型暴徒，正如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防御型民兵一样。采取群体生存策略的成员身份以及经常使用的意识形态理由取决于更有组织性的集体。
尽管掠夺性—保护性策略的二分法是有意突出资源竞争这一基本问题，但是，注意到这种竞争手段的采用与思想觉醒和关注公正的关联程度也是很重要的。一些掠夺性的土匪是“社会土匪”，他们以劫富济贫为业；其他的则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抢劫，残酷贪婪，毫无社会道德可言。同样，一些防御性活动受传统社会公正思想的影响，是以一种平均主义的态度进行的；而其他的一些活动则受权威主义影响而组织起来，为满足一小撮强有力的地主的利益服务。这些差异在决定特定的掠夺性和防御性运动的命运时必然是一个重要因素。还有，这种差异不应模糊我们对一个严峻的环境中所有这些运动之间的联系都服从于不断发展的生存竞争这一事实的认识。
然而，在我们所关注的一个世纪里，达到相当水平的有组织暴力成为淮北图景的一个持久特征，并且在某些关键时期被戏剧性地强化。自然灾害是刺激掠夺性和防御性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外来势力如叛乱者、军阀或外国军队的介入同样促进了当地本已激烈的竞争。尽管政府对淮北地区的关注微不足道，但当暴力达到一个令人无法接受的水平时，就会引起国家的镇压。政府干预，如果再加上一些桀骜不驯的地方领导人的掺和，很容易成为叛乱的催化剂，成为将地方性的集体行动转化为反政府起义的催化剂。
第四章和第五章是对淮北生态和政治双重危机影响下发生的两次大规模造反所作的个案研究：19 世纪中期捻党叛乱和民国初年的红枪会。 这两次运动被诠释为当地农民生存策略的典型表现。从中可以看出捻党发源于掠夺性行为，如走私、盗匪活动、世仇，他们在那些统治薄弱的边远地带肆行无忌。相反，红枪会是为了抵抗那些抢劫活动的防御性反应。绝大部分红枪会出于村庄自卫的观念，由富农和地主领导，是掠夺性攻击的保守的对立面。
一种生态学方法提供了研究中国农民叛乱的新视角。尽管一些资料丰富的专著已经研究过数次特别的中国农民起义，但我们仍然缺乏一个强有力的理论框架来整合这些不同的案例。那些专著包含了丰富的经验主义细节，在谈到任何特定起义时都倾向于把农民介入的原因限定在普遍的公式化的假设中。一般看法认为，正是秘密结社的出现，如北方的白莲教和南方的三合会，往往使起义形成固定的模式。根据这种观点，我在本书中所选择的捻党和红枪会这两次运动也被人们作为淮北地区传统叛乱的范例，它们通常被解释为白莲教之类组织发动的起义。但是，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会对这种解释提出疑问：秘密社会的影响可能并不比引起这两次运动的农民生存的基本困境来得更大。通过查找在生态环境方面引发叛乱的原因，人们就不难把对特定起义的“事件研究”和以长时段社会经济条件为对象的“区域研究”联系起来加以研究。
生态学方法绝不仅仅由环境决定论组成：自然环境仅仅对人类活动有某些限制和界定。农民通常被刻画为农业耕种者的一个中间类型，既不同于在简单易货经济中的原始居民，也不同于完全投入市场体系的现代农民。一方面，和原始居民一样，农民受到他们所居住的特定生态系统的偶然因素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农民不可能像纯粹的原始居民那样不受外来力量的干预。从定义上说，农民是国家社会中的成员。尽管农民可能不是农场主一类的企业家，但他们与农场主共同拥有一个层次化的政治世界。从这一点来说，要解释其集体暴力，就有必要对更为广大的背景加以注意。由于和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网络联系在一起，农民可能不但因为对生计的直接威胁而发动叛乱，而且会对更广阔的系统里出现的不公正现象做出反应。另外，正是因为他们是阶级社会中的成员，农民不但会参加造反，而且也会参加革命。换句话说，他们可能不仅仅是取代个别政治家，而且有可能重建一个完整的社会系统—把国家的控制权由一个社会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层手中。
在某种程度上，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解释了农民为什么叛乱，也可能提出了一些农民为什么参加革命的相关问题。尽管传统意义上的造反经常被认为是失范现象，但是，在一个悠久的造反传统与现代革命的潜在性之间，存在明确的联系，这种观点在一般的农民起义理论中是一个熟悉的主题。在前现代化时期，造成地方反抗的结构性缺陷也被认为促成了革命的爆发。 一些中国学家同样认为，农民叛乱的遗产为共产主义者在农村取得成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对于早期革命是一个鼓励的源泉，而且对于加入革命的农民是一个具有参考意义的熟悉的框架。
淮北地区不仅是无数次传统叛乱的发源地，而且也是1949 年革命终胜利以前的共产党人的根据地。第六章着力探寻共产党在淮北的动员，以确定造反传统是否促进了现代革命事业。正如我们所要见到的，那些革命者受到了掠夺者和防御者的接纳，当然，这种接纳随着共产主义运动本身的变化而变化。
以淮北为例，我们不免会问，顽强的生存策略是否在事实上构成了反抗传统，从而被革命者轻易地改造运用以达到新的目的。但是，对于淮北的判断将毫无疑问地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认识到农民的反抗发源于对当地环境的反应并且持久不衰，而非起因于对国家权威的直接挑战，那么，地区差异就显得十分重要。任何持久的集体暴力模式都很有可能与地方背景相适应，这种集体暴力会根据其特定的内容而对革命抱着或恶意或善意的态度。
我们认为，在农民社会里，人的生存如此紧密地依靠土壤和气候，以至于自然条件比起其他种种因素显得更为重要。正如第七章所要说明的，对环境背景的强调会引起与其他类似地区的比较—不但可以在中华帝国广袤多彩的内部，也可以在其外部。但是，我们的观点并不是要说明一个特定的环境会自动地导致某种形式的叛乱或革命。接下来的章节会涉及产生适应性生存策略的复杂而又偶然的中间因素。尽管所描绘的许多特殊事例可能是淮北地区独一无二的，但我仍然希望这种理论和分析方法会更加普遍地适用于其他地方的农民社会。
总之，生态学方法的主要贡献在于它能够解释在某些特定地理区域内的持久的传统。这个视角要从长时段来看，它强调农民叛乱模式的连续性。正因为如此，这种方法一开始就有其内在的局限。在谈到特定叛乱的发生时间问题时，生态学视角基本没有预测的价值。另外，它也不能解释个体叛乱的特点，而这正是写成丰富多彩的历史的素材。所以，这种方法既不是其他成就的替代品，也不能用来详细描述历史。但我们必须承认，它是补充品，有可能为人们解决农民叛乱和农民革命诸问题带来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