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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宋明两个朝代都是资本主义萌芽社会，也可理解为早期资本主义向近代工业资本主义升级的阶段。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早在宋代就有资本主义萌芽的中国一直到了清末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社会？难道萌芽了六七百年都没结果吗？这还是萌芽吗？1关乎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宋代和明代的资本主义萌芽遭到了严重的外来打击，没有得到一直延续下去的成长进步的空间。
宋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先后两次受到外来力量的侵略而中断，次是金国的打击导致北宋灭亡，不仅资本主义萌芽中断，而且失掉了北方煤铁资源重合的工业能源基地。这个打击是相当严重的，对以后宋朝资本主义发展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第二次是蒙古的打击导致南宋灭亡，这次更是毁灭性的连根拔除。本来经南宋一百多年发展，资本主义已重新萌芽成长，虽然失掉北方煤铁基地，发展有许多不利，但假以时日，成为工业资本主义是不成问题的，结果又一次遭受外来侵略的灭顶之灾。
明代更无须多说，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蓬勃发展，新思想新观念新科技层出涌现，与外来交流也方兴未艾，此时遭受自然灾害以及清政权入侵统治，同样是灭顶之灾。
这样的分析算是回答了部分质疑。但这样的分析并不能令人满足，还要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文明程度更高、经济力量更发达、已经拥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宋朝和明朝会如此脆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同样的命运？西方发展资本主义的时候也同样脆弱，为什么西方就没有碰到类似的情况？这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解答，不能回避的。
1.参见笔者《中国历史不停滞—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探讨》。
原因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内部原因，一是外部原因。
内部原因又可分解成两个方面：一方面，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确实是相对脆弱的社会，这点必须承认，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社会的脆弱又有其格外特殊的原因，须从整个历史的宏观趋势来进行整体分析。
外部原因也可分成两方面，一是外部地理环境造成的不同，二是本身文化对外部落后民族的作用不同。
下面我们就一层层一个个来分析。
内部原因方面，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本身脆弱不稳定。任何一个文明都有强大坚固的时候，也有脆弱柔软的时候，那种始终保持强大坚固的文明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文明脆弱柔软的时候，也往往正是它自我更新进化的时候，如果它能够挺过这关，就能走上更高的发展阶段，进入更辉煌灿烂的文明阶段；如果不能，就可能就此灭亡或者跌入历史循环动荡的怪圈。如果拿生物界的现象作类比，则非常容易理解。虫子化蛹时正是它无力脆弱的时候，蛇蜕皮也是如此，妇女怀孕时当然也是格外虚弱的时候。当一个社会具有资本主义萌芽，并且萌芽处于关键性突破的时候，正是旧的因素处于解体、新的因素正在成长却还没有真正占据统治地位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社会相对脆弱的时候，对外来侵略的抵抗能力难免降低。
如果因为一个文明经历了这样一个脆弱的阶段，就对这个文明鄙夷不屑，嘲笑唾弃，把经历这种脆弱阶段作为这个文明的缺陷，作为这个文明低劣的证据，那只能是无知。遗憾的是，现在有许多人正以这样的逻辑对宋朝和明朝的中国文明大加挞伐。
可是，西方也经历过资本主义萌芽社会，为什么西方没有因其脆弱而被外敌侵略打断？事实上，即便在西方，也是相对欧洲大陆有海峡隔离的英国资本主义萌芽先顺利成长，英国变成强大工业国家之后，才使资本主义在整个欧洲扩展开来的。英国是个岛国，但同时和欧洲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一方面欧洲大陆先进的经济、文化、思想、科学能够及时传播到英国，另一方面当英国走向资本主义的时候，受到外来战争的干涉侵略从而使萌芽中断的危险降到了限度。这也是资本主义首先在英国真正发展起来，而在欧洲大陆其他国家则困难重重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并不是全部原因，但却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而亚洲的日本像英国一样同为岛国，但并未独立走上近代工业化的道路，就是因作为文明发源地、发动机的中国本土的进步道路被堵死，陷入黑暗的民族压迫和专制统治之下，成了相对隔绝的封闭系统，缺少经济文化上源源不断的思想刺激、物质刺激，当然就不可能像英国那样了。
再来看内部原因的第二个方面。简单说就是，从宋代开始，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过于脆弱的原因是资本主义萌芽的过度发展，更确切地说是，一千多年政治制度的进步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正是这个原因导致外来侵略来临时，整个国家显示出与其社会经济发达程度极不相称的无力和衰弱。
我们说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本身就脆弱，但这种脆弱程度也不可能是无限度的，从理论上说，也并不会比古代长周期王朝的末期更甚。因为处于那个阶段的国家同样处在社会崩溃瓦解的过程中，而且同样缺乏新的力量支持。但我们看到，无论汉末还是唐末，游牧民族的侵略都无力侵占整个中国。东汉灭亡后是三国，三国之后是魏晋，魏晋之后是南北朝，南北朝之后是隋唐，隋唐之后是五代十国，没有一个时期是野蛮民族占据优势和统治地位的。
所以宋明被野蛮民族侵略，整个中国全盘沦陷，导致文明倒退，正常的社会发展进程被打断，须另找原因。事实上，这样的恶果就是资本主义萌芽过度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造成的。而关于这一点，不能仅仅从朝代本身去寻找，而必须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持续时间过长的历史大背景下去寻找。如前所述，中国早在战国时期就已经进入资本主义萌芽时期，期间经历了几次皇朝盛衰的循环。而这些循环并非每一次都只是原来社会的简单重复与周期轮回。事实上，每一次循环都是在原来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变化。总体来说，这些变化体现出的历史趋势是，王室与政府的界限日益分明、政府结构不断完善、平民知识分子的政治力量不断上升、贵族势力不断下降、等级制度不断打破、皇权不断架空、反地方割据意识不断加强。
宋明代的一些政治现象，如政府的开放、民主的扩张、舆论监督力量的增强、皇权的衰弱、知识分子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权的强化、军队的国家化等，应该说都是一千多年积累下来的政治进步和社会进步的表现。我们必须承认，这些都是进步，而且是很大的进步，和当时世界上其他的国家相比，这样的进步不能不说相当惊人，相当值得赞叹。
但是当一种进步过早来临，和社会其他方面的发展并非同步进行而是脱节开来的时候，那么这种进步恐怕不但不是进步，而是悲剧和灾难了。就如同一个孩子长高是好事，但如果他在五六岁的时候就已经长到了一米八，那恐怕没有哪一个家长笑得出来。再比如，一个人一条腿长得快，一条腿长得慢，那也定然是让人痛苦的事情。宋明面临的情形正是这样，一方面政治制度已经高度进步、高度成熟，另一方面，这种进步却并不是随着经济和科技进步发展到相应阶段而同步产生的。
宋明这种政治制度上的进步与成熟，是从战国开始的一次次社会周期性盛衰循环下，一个朝代一个朝代政治制度不断改进提高而逐渐积累下来的，是政治制度按照自己内在逻辑变革演化的结果，而并非完全是与经济科技发展相伴而生的产物。与此同时，每一个朝代在经济和科技的高度发展之后都遭受了一次大崩溃、大破坏、大扫荡，下一个周期又在破坏崩溃后的废墟上重新开始。虽然这种经济科技的发展也并非简单重复，确实能够达到比上一个周期更高的水平和阶段，但比起政治制度上一个周期一个周期的直接积累和进化，还是脱节了很多。
宋明这种政治体制上相对于经济科技发展水平超前许多，对于面临转型时期的社会（从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及外敌环绕的周边环境（无论宋代还是明代，周边都有野蛮民族政权的威胁）来说，是一个相当不利的因素。这一点对比同时期的西方，其不利是显而易见的。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卷）：16世纪的资本主义农业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起源》中对西方在近代崛起时候一些情况的描述，对我们是有启发意义的。他说：
王权在西欧的兴起与欧洲世界经济体的出现，显然是同时发生的。
16世纪国家机器的操纵者是国王，国王如何巩固其统治呢？他们运用四种主要机制：官僚化，垄断武装，创立法统，所属臣民均匀化。
假如国王变得强大了，那肯定是由于他有了新的机构供他使用，有一批常见的附属的官吏集团。当然，在这方面，欧洲那时刚刚追赶中国。
不过，国家官僚制度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将要从根本上改变从政规则，确保今后经济方针的决策，非经国家机构不得轻易制定。这就意味着，所有阶层的人才的精力都必须大部转向政治王国的确立。
从这些描述中可以看到，西方在中世纪之后、近代以前，封建制度开始瓦解但还没有进入资本主义阶段的这个时期，有一个王权兴起的历史现象。王权兴起的政治演变过程，恰恰相当于中国春秋战国到西汉初期发生的过程。同理，沃勒斯坦没有提到日本，实际上日本在进入资本主义之际，明治维新恰恰也是皇权克服地方分裂势力而兴起的结果，也是中国“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日本传播的结果。
然而中国在春秋战国到西汉时期，由于客观技术条件的限制（造纸术、印刷术尚未发明，更谈不上普及），不可能有资本主义萌芽。而到了客观技术条件已经成熟（造纸和印刷术全面普及）的宋明时代，整个社会的文化程度、信息交流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比如明末张岱在《夜航船》序中提到：
余因想吾八越，唯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
资本主义已经萌芽，但因为政治体制经过一千多年的积累发展，平民知识分子力量对政府的全面控制，使国家无法用强力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资源进行控制，以渡过社会转折关头面临的难关，比如外来侵略和社会内部矛盾的激化。
在沃勒斯坦的《现代世界体系》一书中，有一条注释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即运用中央政府的权力使转型中的受害者的苦难得以缓减，并且为变革中的进程开创渠道以减少这个进程中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这些英国挺过了（16世纪）圈地的灾难，而没有受到重大的破坏。（卡尔•波拉尼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在中国的明代，同样存在随着经济的发展贫富不断两极分化的趋势（明代的这种贫富两极分化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实质是一样的），以及工商业阶层对农民利益不断侵占剥夺的社会现象。但在英国，“都铎王朝和早期斯图亚特王朝‘能够’运用君主的权力减缓了经济发展，直到这种发展可以为社会所承受”。而在中国的明代，文官系统主要作为工商业利益代言人而把持政府，皇帝却根本不可能具备这种对社会经济发展加以干预控制的权力，社会经济的高度发展无法形成强大的国力。这是明代的中国和同时期的西方社会之间一个重大的区别。
在西方，“欧洲封建社会后期出现的君主制政体，实际上成为封建结构向资本主义结构转化的过渡状态。英国和法国比较典型，法国在路易十四时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一百年后就爆发了资产阶级大革命。”1而在中国，封建制度在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就已瓦解，如果说战国、秦以及西汉时期还相当于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君主制政体，那么到了宋明时期，就已经远远不是什么君主制政体了，而如钱穆所说，是由平民知识分子控制实际政权的君主政体。
一些人常常把中国终没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归咎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受到的打击压制太大了。事实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国宋代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明代再一次进入资本主义萌芽社会，资本主义萌芽发展中受到的阻力都太小了，发展太过于顺利。资产阶级作为掌握实际政权的阶层，所制定政策基于本阶层利益的考虑，完全不顾国家整体利益，也因为当时国家尚无法通过科技手段对社会财富进行管控和再次分配，以形成强大的国力。这才是中国终在抵抗外来侵略和内部不同利益集团矛盾爆发的过程中表现得过于脆弱的重要原因。
这话究竟怎么说呢？我们对所述事实和逻辑再次梳理：由于科举制度的实施，大量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可以直接通过科举进入政府做官，掌控基层乃至中央的行政权力。在没有部族统治、民族压迫统治的情况下，科举制度普遍广泛实施的结果是政府官员中资产阶级的利益代言人占据的比例。后果就是中国的宋朝和明朝，资产阶级是在温室里培养的。他们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直接操控了政权，让政权来为他们服务。这和西方的资产阶级经过流血斗争、经过革命才能取得政权是完全两样的。
那么，有人会问，为什么温室里培养的资产阶级这么自私，看不到全局的
1.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60.
利益，而近现代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却能看到全局的整体的利益？为什么明代工商业阶层及其利益代言人会为了私利而不顾国家灭亡呢？难道只有中国的这个阶层是这么愚蠢短视，而西方同阶层的人就能识大体、顾大局？
并非是明代的中国资产阶级就比现代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更自私，或者更没有远见，即便同一个人放到不同的环境中都会有不同的结果，并非人性有什么本质性的不同，而是不同的环境造成了不同的影响。对比明代资产阶级和西方的资产阶级的所处环境，有这样几点显著的不同：
，取得政权的方式不同。西方资产阶级取得政权是经过流血斗争的，而明代的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却完全是通过科举制度自然而然实现的。西方资产阶级是通过付出相当巨大的代价获得政权，他们懂得为了维持政权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明代资产阶级基本上没有付出什么代价就取得政权，他们的这种意识就相当淡泊。
就比如有两个人，一个人的粮食是自己种出来的，另一个不是，那么前一个人可能对粮食非常珍惜，为了持续吃到粮食是肯于付出许多方便和舒适的，并且也不太愿意浪费半点粮食。而后一个人可能就随意多了，没有什么节约粮食的意识，也不愿意为了节约粮食而暂时牺牲自己的方便和舒适。难道是后一个人愚蠢，不知道粮食的重要性？并非如此，经历不同自然造成的习惯和行为乃至心理也不同。这个道理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群体和阶层。
第二，制度惯性不同。事实上，西方的工商业阶层一直被国王控制下的政权征收相当多的税，他们已经默认和接收了这个事实，他们所反对的仅仅是防止国王征收更重的税。因为有这样一个制度惯性，即便他们自己取得了政权，只要税不比原来重，能轻一点就可以接受了。而中国明代的工商业阶层，国一开始就征税收很少乃至于免征，他们已经习惯于接受这种好处，如果突然有一天要他们多交一些税，哪怕再少也是难以接受的。
比如现在有两个人，一个人从小就生活舒适，也没人要求他干很多的活，而另一个人从小就受压迫，被要求做很多苦力活。那么如果突然有一天要求前一个人去干稍重的活，那他难以接受，而后一个人，即便已经取得自主权，可以独立谋生了，他依然会很卖力地干活。再比如，一个人去买东西，原先价格一直是一块钱，现在突然因为某种原因变成三块了，他会难以接受，但如果这个东西一直是五块钱，现在变成六快，反而不会引发强烈的不满。
第三，国家的政权构成不同。即便同样是资产阶级控制政权，中国明代和西方近代也有相当大的区别。明代的政权内从上层的文官到下层的文官，不是少数大资产阶级控制实际政权，而是包括了许多中下层的平民工商业者的代表。这样在作出重大的政治决策时，就难以做到为了某个国家目标而普遍达成一致，为了避免成为舆论攻击的对象，为了避免成为“出头鸟”，很难有人真正去推动实施为加强国家力量而减少工商业阶层既得利益的政策。而西方国家在近代初期，真正的政权还是控制上层阶级手中，更容易达成一致，实行某个政策时更少掣肘，其对舆论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也远远强于中国宋明时代。
宋朝皇帝通过笼络优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团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资产阶级势力，但因为这种对文官的过度笼络优待，致使政府本身混乱涣散，丧失了进一步振作的能力。明朝资产阶级就如同惯坏了的孩子，只想着国家来为自己服务，为自己效劳，而不希望这个国家再从他们身上收取任何东西，哪怕再微小的付出，他们也全然拒绝。他们整个阶层就是精明的商人，既然已经用小的成本就获得了的收益，那还有什么必要再去增加成本为支持这个国家出点力呢？在这样的情况下，任何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管控的政策，任何试图增加哪怕一点点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他们在政府的利益代言人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样的抵制行为几乎无一例外地获得了成功。
这样的成功进一步让他们相信自己的正确性。“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农本商末”在他们那里的意思是，你国家要打就只能打农业的主意，增加农业赋税可以商量，如果想要增加工商业税收，那就休想。“不言利，只言义”是对国家对政府、对皇帝说的，意思是你国家、你政府、你皇帝要讲义，讲利就不好了，就不光彩。而他们自己呢？唯利是图简直到了锱铢必较的程度，国家要想增加任何一丁点的商业税收都好似老虎拔牙一般困难。类似汉武帝时期那种加强对私人经济管制，对偷税漏税行为严厉打击的政策，在明朝中后期是休想得以实施的，连做梦都不要想。
这就造成一种奇怪的现象。一方面许多论者常常大发议论，说中国古代中央政权的专制如何严厉，对社会的控制如何严密，中国古代的皇帝独裁者如何随心所欲，能控制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中国简直就是自古以来的地球头号专制高压国家。另一方面，作为中国古代政府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个虽然征收的税是比较多了，但皇帝对待那些文官极尽优待，难以有效管理致使政府腐败横行，国家无力；另一个对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权力处置了，但是征收的税尤其是商业税收和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离奇得低，低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宋朝的商业税收还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商品经济远比宋朝发达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几乎等于没有商业税的地步。于是中国这个所谓头号专制国家就经常性地出现这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认的富裕，公认的经济高度发达，社会高度繁荣，另一方面国家中央政府却常常在闹穷，甚至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开支都捉襟见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吃俭用，节省自己的个人生活消费来勉强支撑。甚至一次小规模的战争、一次稍微严重的灾荒都会导致国家财政发生危机，陷入破产边缘，而那些比中国穷得多的国家倒是连年发动战争，经济上还绰绰有余。
所谓的藏富于民倒真的是藏富于民了，可问题是一旦发生战争，发生外来侵略，这藏在民间的财富并不会自动奔凑聚集在一起，组织维持训练出一支有强大战斗力的军队；当发生灾荒的时候，这藏在民间的财富也多半不会就自动捐献出来为救济灾民而用。到后，这藏于民的富多半还是被侵略者抢去、被饥民暴动夺去。所谓藏富于民不过成了一句骗骗傻子的大笑话而已，可怜的是，中国皇帝在文官的围攻诱导之下，一次又一次地成了这样的傻子。
总之，概括起来，政治制度的超前发展造成三个后果：
，国家经济高度发达，远比周边其他国家发达得多，但同时却无法把发达的经济转化为强大的国力，只能勉强维持政府的日常运转，无法对外来侵略威胁作出有效抵御，甚至无法应对一些稍大的自然灾害，当然也更谈不上调节与缓解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
第二，由于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资产阶级利益集团无法在对抗和磨炼中形成强大的政治、军事组织力量。他们躺在原来社会的君主制下的温室里，一旦旧有的制度在与外敌侵略的对抗中崩溃，他们就茫然失措，无法形成新的支撑力量。
第三，国家一旦受到外敌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再也无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后的结果是全盘沦陷。
发达的经济力量无法转化为强大的国力，这是宋明的社会的共同症结。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并非流俗所谓封建势力太强大、保守势力太强大，恰恰相反，是进步势力太强大，政治制度发展过于超前，皇权贵族力量过于缩减，与社会其他方面严重脱节了，尤其是和资产阶级幼稚简单的心态不协调。打个比方，当时的政治体制就如同让一个三岁小孩去驾驶一艘轮船在大海里航行，这是宋朝乃至明朝的悲剧所在。
无论英国也好，法国也好，德国、日本也好，在真正走入资本主义的时候，都经历过一个相当专制独裁的社会，都经历过一个能够把社会经济发展成果有效转化为强大国力乃至强大战斗力的阶段，并运用这种强大的国力来保护本国，并对外谋求掠夺侵略。经过了这个阶段，然后才逐渐走向现代政治。
被一些人膜拜羡慕的英法等国，无论《大宪章》也好，议会也好，涉及的都只是在大贵族大地主内部的权力分配与制约，和真正的平民、中小资产阶级是没有多大关系的。直到19世纪，真正有选举权的也只是人口中的少数。更不必说这些国家在发展的关键阶段，都建立了独裁专制政权。比如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的克伦威尔独裁、法国大革命后的雅各宾专政以及后来的拿破仑独裁。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刚独立时有选举权的人也不到人口的3％。至于像德国、日本、沙俄等一向以专制闻名的国家，它们进入资本主义的状况就更无须多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