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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段一:

 

塞巴斯蒂安走了进来——鸽灰色的法兰绒上衣,白色真丝夏尔凡领带,当时的我系着一条邮票图案的领带——“查尔斯——你们学院是怎么了?来马戏团了吗?我就差没见着大象了。我得说,整个牛津忽然之间全疯了,昨晚到处挤满了女人。你得赶紧跟我走,逃离,这里简直是危险地带。我弄了辆汽车,备了一篮子草莓,还有一瓶佩拉庄园——肯定是你没喝过的,别假装说你喝过。它跟草莓相配简直美得上天。”

“我们去哪儿?”

“去看一位朋友。”

“谁?”

“一个叫霍金斯的。带点钱,万一碰上什么想买的。汽车是跟一个叫哈德卡索的人借来的,要是我开车出事死了,你帮我把汽车残骸还给他,我不是很擅长开车。”

学院门外,如今的冬园,曾经的旅社对面,停着一辆两座的敞篷莫里斯-考利。塞巴斯蒂安的玩具熊坐在两座之间,说:“看好他,别让他晕车了。”我们随即出发。圣玛丽教堂的钟声敲响九点,我们躲开一个戴着草帽,留着白胡子,安静地在高街上逆向骑着自行车的牧师,穿过卡尔法克斯,经过车站,很快就已经在博特利路的郊外了。那时候去郊外是多容易的一件事啊。

“真早啊,不是吗?”塞巴斯蒂安说,“女人们这时还在楼上,忙乎她们下楼前那一摊子谁知道是什么的事,就是那些每天都终会被轻松慵懒给抵消掉了的辛勤努力。我们都已经出来了,天哪,上帝保佑哈德卡索。”

“管他是谁呢。”

“他还以为会跟我们一起出来呢。可能也是慵懒把他给绊住了吧。嗯,我跟他说的是十点钟走。他是我们学院里一个很阴沉的人,过着双重身份的生活,起码我觉得是。因此他不能日夜都叫这个名字,对吧?不然就死定了。他说他认识我父亲,这怎么可能?”

“为什么?”

“没人认识爸爸,他是社交圈的麻风病人,你没听说过吗?”

“真遗憾我俩都不会唱歌。”我说。

我们在斯温顿下了主路,这时太阳升高了些,四周都是一些干石墙和方块石修建的房屋。当塞巴斯蒂安一声不响地把车拐上一个马车道,随后停下来时,大概是十一点。天热了起来,以至于我们已经想找个树荫躲一躲,于是在一个刚刚被羊啃过的山坡上,我们在一株榆树下面坐了下来,开始吃草莓、喝酒——正如塞巴斯蒂安说的,它们是绝配美味——随后舔着肥大的土耳其雪茄,我们躺了下来。塞巴斯蒂安的眼睛望着他头顶上的树叶,而我,注视着他的侧影,灰蓝色的烟雾升起,因为没有一丝风的干扰,烟雾直接融进了他头顶那蓝绿色的树叶中间。淡巴菰的香甜,卷进四周夏天的甜味中,而那清甜、金黄的葡萄酒气,似乎将我们从身下的草地上抬起了一指宽,飘浮起来。

“这是个可以用来埋一缸子黄金的好的地方,”塞巴斯蒂安说道,“我想我应该在曾经让我快乐过的每一个地方都埋下一些珍贵的东西,这样当我又老又丑又可怜的时候,可以回来把它们挖起来,让我记起那些快乐的时光。”

 

选段二:

 

“你在这儿干什么?”

她在膝盖上摊开空着的双手,这姿势本身就说明了一切。“等待。女佣正在开行李,自从离开英国她一直气不顺,这会儿又在抱怨我的船舱,我实在想不出是为什么,我看这儿已经挺奢侈的了。”

乘务员回来了,端着威士忌和两个小壶,一个小壶里装着冰水,另一个小壶里装着开水,我自己把它兑到了合适的温度。他一直看着,然后说:“我记住了您是这样喝威士忌的,先生。”

每个乘客都有各式各样的怪癖,而他的职责是巩固他们每一个人对自我重要性的信心。朱莉娅要了一杯热巧克力。我在她身边的一个方块上坐了下来。

“我现在再也见不到你了,”她说,“我好像再也见不到任何我喜欢的人了,不知道为什么。”

她说话的口气,好像是在谈论几星期,而不是几年;又好像我们在分开之前,是关系牢固的好友。这与任何此类重逢时的感受都正好相反,当你发现时间已经为你筑起了一条防御界线,伪装起所有的脆弱,并且遍地布满,只留下几条被踩踏出来的道路,于是,更多的时候,我们只能从纠缠的铁丝网两侧,向彼此发送点信号罢了。在这儿,她和我,过去从来不曾是朋友,这一刻的重逢却好像发现了过去从不曾注意的亲密。

“你去美国做什么?”

她从热巧克力上慢慢地抬起头,用那双漂亮的眼睛严肃地对着我说:“你不知道吗?我找时间告诉你吧。我当了回傻瓜,我以为自己跟一个人相爱了,可结果不是那么回事。”我的思绪回到了十年前的那个夜晚,在布莱兹赫德,那个迷人的、蜘蛛一样的十九岁孩子,就像一个刚刚从婴儿房抱进来,因为被大人忽略而激怒了一样,说:“你知道吗,我也在制造紧张。”那时我自认已是穿上了正式长裤的成年男人,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隐约在想:“这些女孩儿可真把她们那点爱情故事当回事啊。”

如今不一样了。她说的时候,语气里只有谦逊和友好的坦诚。

我多希望可以回复一些信心给她,或者给她一些以示接纳的象征,可在我过去这几年平稳而丰富的岁月里,没有什么可以拿来与她分享的。相反,我开始对她讲起我在丛林中度过的时光,说起我遇到的滑稽的人,还有我访问过的那些好像已远去的地方,可是在这种老友叙旧的气氛当中,这些故事都摇摇晃晃无法支撑,忽然就中止了。

“我很盼望看那些画。”她说。

“塞莉娅想让我拆开一些,在她鸡尾酒会时放在船舱里。可我不能这么做。”

“是不能……塞莉娅还一直像从前那么漂亮吗?我向来都觉得她是我们那个年级的女生里养眼的一个。”

“她一点也没变。”

“你变了,查尔斯。这么瘦而严峻,一点也不像当年塞巴斯蒂安领回家来的那个漂亮男孩儿了。也变硬了。”

“而你变软了。”

“是的,我觉得是的……我现在很有耐心。”

她不到三十,正在靠近她美貌的,过去的所有潜力这时都已饱满地得以实现。她没有了那时髦的蜘蛛样子,过去我一直认为是佛罗伦廷十五世纪经典的头颅,当时略显古怪地支在她肩上,现在已经完完全全地属于她,并且丝毫没有了佛罗伦廷的风味,与绘画、艺术或者其他任何东西都没有关联了,就是她自己。任何想要分解、历数她的美好的尝试,都只能是徒劳。那是她特有的精华,只能在她身上看到,而且必须经过她的允许,在我即将陷入的与她的爱情中间才可以看得到。

时间还铸就了另一层变化,不是她那狡黠自得的乔孔多的微笑。岁月并不仅仅是“七弦琴和长笛的声音”,它让朱莉娅变得忧伤了。她仿佛在说:“看我,我已经贡献出了我这一份,这样的美丽。这份美丽如此超凡脱俗,我天生就应该赢得欢呼和掌声。可我从这美丽中得到了什么?我的奖章在哪里?”

这才是她十年来的变化。这,事实上,正是她的奖章,这个令人无法忘记的、像奇迹一样的忧伤,直接指向心灵,击中你的沉默。这是完成她的美丽的后一笔。

“也更忧伤了。”我说。

“哦,是的,忧伤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