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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现代的起点:新桥

 

巴黎的创新始于一座桥。

今天,人们只要瞥一眼埃菲尔铁塔的形象,就会瞬间联想到巴黎。能直接地代表这座灯火之城的,正是巴黎的埃菲尔铁塔。然而,这座铁塔直到1889年才建成。在17世纪,一座桥梁扮演了埃菲尔铁塔今天的角色,这座桥就是新桥。亨利四世刚征服这座首都之后,打算建造新桥来笼络民心,而新桥也圆满实现了他的心愿。历史上次,一座城市被一项新型的都市工程(而不是主教堂或者宫殿)所定义。巴黎人,无论贫富,都很快接受了新桥。他们将这座桥视为巴黎的象征,以及巴黎重要的景点。

艺术家们很快就开始为这座新的标志性建筑创作形象(参见彩色插图)。几乎所有的画面都是热热闹闹、熙熙攘攘,形形色色的人以及各种各样的活动充满着画面。艺术家作品中的都市生活是丰富多彩而又从不停歇的,有时候充满了躁动不安。只要看一眼这些作品,就能大致了解巴黎的发展动向。

新桥也是现代城市史上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因为它与以往的桥梁截然不同。新桥不是木桥,而是一座石桥;这座桥能防火,注定要历经时间的考验。事实上,这座桥是巴黎古老的桥梁。新桥还是塞纳河上的座单跨桥。它的长度也不同寻常,约为160突阿斯[1],等同于1 000英尺。它的宽度也不同寻常,约12突阿斯,等同于75英尺,比任何一条城市街道还宽阔。

新桥也是座两侧没有房屋的城市大桥。任何走上新桥的人都能看到桥两侧的景色。无论巴黎人还是游客,都能站在约75英尺宽的观景台上,慢慢爱上河边的风光。

在新桥两侧原本用来建房的位置,特意为行人开辟了区域。这里是垫高的,便于阻挡车辆和马车进入。今天我们称之为“人行道”。自罗马道之后,西方世界就再也没见识过这种道路,西方城市更是对其闻所未闻。此外,新桥是座全部铺上卵石的桥梁,而不久以后巴黎的所有街道也将如此。也不难理解,历史上首次,行人会觉得自己仿佛是这条河的主宰。

事实证明,这座桥对整个巴黎的交通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新桥出现之前,对那些不够富有的人来说,好不容易从左岸到达卢浮宫,便已经算行程圆满了。没钱坐渡船过河的,必须穿过两座桥,前后还得走一段长长的路。新桥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让右岸彻底融入巴黎的版图:1600年,右岸的景点是卢浮宫,但到了该世纪末,右岸展示着重要的居住建筑和都市工程,从皇家广场到香榭丽舍大街。此外,17世纪任何一个重大事件不是发生在新桥,就是首先在新桥成为话题。甚至在新桥竣工近两个世纪后,作家路易·塞巴斯蒂恩·梅西埃仍然认为新桥是“城市的心脏”。

新桥为欧洲的桥梁奠定了新标准。作为这座城市的首个现代公共工程,新桥也对巴黎人的日常生活产生了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它让巴黎人见识了现代的街道生活,并且改变了他们与塞纳河的关系。新桥不仅仅是一座桥,也是巴黎成为现代巴黎的起点,更是城市的发展潜力得以展示的地点。

这座横跨塞纳河的新桥梁始建于亨利三世时期。亨利三世是亨利四世的前任,也是瓦卢瓦王朝的后一位国王。1578年5月,亨利三世为新桥奠基。早期的工程规划不同于后来的新桥,其差别主要是桥两侧有成排的商店和房屋。1587年,河面的建设刚刚开始,宗教战争便扰乱了巴黎人的生活。城市陷入混乱,桥梁工程因此搁置了十多年。

1598年4月,亨利四世签署了《南特赦令》,正式结束了宗教战争。一个月前,这位新国王便以书面形式宣布建成大桥的计划。亨利三世并没有给这项工程提供一个说法。他的继任者则鲜明地提出了明确的目标。他认为,这座桥将会为巴黎人带来“便利”,尤其有利于巴黎的商业发展。他还认为,这是城市基础设施必将经历的现代化过程。在国王看来,当时相对新颖的圣母院桥已属过时,而且“太过狭窄”,无法满足迅速增长的跨河交通需求—新型马车已经在和骑马的人或行人争抢空间。(事实上,当时所有的桥梁都禁止高负载的马车。)

国王提到的圣母院桥于1510年竣工,是一座中世纪风格的桥梁,由桥边的房屋和商店的业主出资建设。而周围没有房屋的新桥则是用一种全新的方式出资建造的:国王从进入巴黎的每一桶红酒中收税。因此,城市历史学家亨利·索韦尔(Henri Sauval)曾于17世纪60年代写道,“富人和酒鬼”为这项新工程买单。

到了1603年6月,桥梁临近竣工,至少足以让向来缺乏耐心的亨利四世决定向公众炫耀这项新工程。一些人已经开始从桥上过河,结果所有人都摔到河里去了。然而,当时有个人引用亨利四世的话解释说,“因为他们都不是国王”。亨利四世在桩上面放了木板,时人形容这结构“仍然摇晃”。他以国王的步态,个成功跨桥,甚至成功返回到卢浮宫吃晚餐。

这些桥梁规划的文件中并没有提到桥的名称。直到1578年5月,在打桩前第五天,这座桥才有了这个“新桥”的名称。即使在竣工后多年,官方文件仍然称之为“在建桥梁”或者“新的桥梁”。

事实也如此。新桥是巴黎第五座桥,也是近一百年来座。相较之下,在1750年威斯敏斯特桥竣工前,伦敦桥一直是伦敦泰晤士河上的桥梁。伦敦桥是典型的中世纪桥梁,因为两岸的房屋和商店的缘故而显得幽暗,同时又十分狭窄(宽的部分20尺,窄的部分12尺)。巴黎的新桥则是明确表明,要将宗教冲突抛之脑后,踏步进入新的时代。更重要的,进入科技现代化。

新桥体现了先进的工程技术,一系列不同工程同时发挥作用使其显得更加伟大,而每一项工程都是由不同的专家完成。其中,建筑师安巴蒂斯特·德鲁埃·迪塞尔索在设计方面功劳,而纪尧姆·马尔尚在施工方面的贡献。不过,总的说来,新桥绝非一人之力。

在新桥以前,尚未有桥梁考虑过承载量的问题,而也是从1600年开始,人们才开始郑重考虑这种车辆交通问题。更早先的城市,往往只考虑相对较小体型和重量的载货二轮马车和四轮马车。到了16世纪后几十年,私家马车开始出现在巴黎和伦敦等城市。然而,亨利四世有着先见之明。他在位期间,所有关于新桥的文件,都将车辆问题考虑在内。基础设施难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车辆需求,是现代城市规划的一大顽疾,而亨利四世因此成为位着手治理这种顽疾的君王。

对这个位于巴黎岛屿的西岱岛一角的位置,当时的材料也指出了工程所面临的调整。首先,在西角有两座小岛(主教岛和犹太岛),可以从施工前的地图上看到,这两座小岛的占地不容忽视。关于桥梁设计的官方文件曾解释说,“这座小岛”和大岛的“一角”将“铲平”,大岛的一边也会“削平,重新定型,以便河水自由流过”。

不过,在1606年夏天,当所有工程全部竣工时,国王在仅仅数月就想到了更宏大的计划。早期的地图显示,桥两岸的开发十分简陋。亨利四世认识到,只有将这座桥充分融入城市版图,才可以有效地服务巴黎城。因此,他先是规划了一条宽阔的大道,也就是多菲娜大街,直通桥梁和附近的左岸居住区。从18世纪初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多菲娜大街正是宽阔而笔直的巴黎街道的始祖,后来成为城建的标杆。亨利四世接下来又规划了一座城市广场,也就是多菲娜广场,这个广场有着特别的三角形状,带给西岱岛一角一种现代的气息。不出十年,亨利四世的构想早已远远超越拥堵的桥梁。到了晚年,亨利四世已经是位用长远构想去规划城市的法国君王。

这幅18世纪的地图也体现了这项工程的另一个技术元素:桥的左端是萨玛莉丹(典出《圣经》故事中的撒玛利亚妇女),这是一座巨大的泵房,从塞纳河抽水到卢浮宫附近的蓄水池,为卢浮宫和毗邻的杜乐丽花园供水。萨玛莉丹的巨大时钟(每一座朝向一个方向)显示着月份、日期以及小时。在怀表流行前的几十年,这些时钟是巴黎人知晓时间的主要方式。天黑以后,巴黎人则是听着萨玛莉丹的钟声知晓时间,因为钟声每隔十五分钟敲响一次(这座建筑于1813年拆毁)。

地图还显示了新桥工程的另一项革新,即位于桥中央的亨利四世雕像,也是巴黎历史上座公共雕像。这位国王委任意大利工匠制造这座铜质的骑马雕像的时候,一定将其看作一样献礼,纪念自己给这座城市带来新生。然而,到了1614年,这座皇家雕像落成的时候,离亨利四世去世已有四年,而波旁王朝又一次陷入危机。其主要原因是亨利四世的儿子,即年轻的路易十三,公然和摄政的皇后母亲产生矛盾。

这座雄伟的雕像也许能够告诉巴黎人,多亏了亨利四世的伟大构想,巴黎在17世纪的头十年飞速进入新时代。巴黎人很快把这处新的景观变成约见的地点。他们发明了一系列表达法,比如“在国王铜像下会面吧”,或者“我在铜马下面等你”。今天的人之所以了解这些故事,了解这座铜像如何唤起当时市民的自豪感,是因为国王的铜像当时已经广泛出现在各类印刷品中。早在1614年,一些轻便、平价的书本便开始用这尊铜像吸引读者。这些书宣称,巴黎也像很多古迹遍地的城市一样拥有一尊骑马铜像,也正取代那些城市成为“天底下著名的城市”。

巴黎人对这座桥的热情也能解释,为什么新桥是少有的真正塑造都市生活的公共工程。无论何种经济地位的巴黎人都能走出家门,来到新桥上,开始享受被宗教战争中断数十载的平静。新桥也是巴黎片真正意义上的公共娱乐空间。因为不收费,任何人都能随意进出。任何人都能看到,王公贵族们突破正统的束缚,在桥上纵情欢乐。到了1610年2月,16岁的旺多姆公爵(亨利四世私生子)也在桥上,和人“玩雪球大战”。

对位于社会阶层的另一端的人来说,新桥桥基下面的公共沐浴开始流行,即便贫困的巴黎人,也可借此躲避夏日的炎热。在新桥竣工后不久,晒日光浴和沐浴的人都在桥下聚集,任何人走在新桥上都可看到。随后,沐浴船开始在此地停泊,隔开男性和女性,这项活动变得越来越有组织性。

弗朗索瓦·科勒泰的期刊《日报》也记载了1676年热浪发生时,这类船只发挥的作用。1716年的夏日漫长而炎热,许多裸身男性闯入女性更衣室,之后便有裸身的日光浴者“出没在新桥的河岸,一丝不挂地躺着或者走动”,以至于当局不得不出动警察进行制止。当时,还有禁令,“严禁男性裸身逗留在新桥附近的沙滩”。然而,那时候很多男性已经把桥附近的河岸当作裸体沙滩,并且持续了数十年,正如下一页的17世纪中期绘画(图3)所显示。

由于贵族和贫民都从新桥穿过,巴黎因此获得了其他欧洲首都在几十年之后才出现的体验,那就是陌生人之间的近距离接触,尤其是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人的接触。

许许多多17世纪描绘新桥的油画都表达了这种反常的、不同社会阶层间的融合。比如,下一页17世纪60年代的作品(图4)中,两位贵族正悠闲地在桥上散步,身边是布尔乔亚(贵族身后的妇女以及马上的男子),而街上还有平民小贩。(俯身的男子正在卖苹果,而身旁女子的篮里面则装着栗子。当时栗子是新桥小贩特有的,闻名欧洲。)在这些散步的贵族后面是挤在一起的平民百姓,在雕像下面藏身的是乞丐。此外,贵族也和普通市民一样徒步过桥。新桥是社会平衡器,桥上人皆平等。

这一切,当时的评论家都看在眼里。他们知道,这种由不同阶层组成的人群既是一种景观,也是民众自豪感的来源。1652年,巴黎作家克劳德·路易·贝尔托(Claude Louis Berthod)告诉他外省的朋友,他并不想没完没了地逐一介绍巴黎的景点,而是想要带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巴黎,“一个不是充满奇观,而是充满混乱和躁动的地方”。他从描述新桥开始,以及这座桥作为社会平衡器的作用。布里斯在1684年的城市旅游指南中曾写道,游客一直惊讶于桥上的“匆忙和拥挤”,并且“能看到不同阶层和打扮的人”。他认为,“这让人们看到巴黎的伟大和美妙”。

其中一大特色,桥上的步行道,便是游客认为巴黎“美妙”的原因。新桥上的步行道是现代社会上早出现的步行道,也是早启发欧洲人分离人流和车流的发明。许多游客指南的作者认识到,许多游客平生还没有这种体验,便告诉这些读者,这些步行道是“专门为行人准备的”。比如克劳德·德瓦雷纳就在他1639年的作品中如此说明。1719年,在巴黎的介绍中,内梅兹就把步行道称为“新的便利设施”、外国游客眼中的新鲜事物。(到了1781年,在参考了伦敦1762年的《威斯敏斯特铺路法案》后,奥岱翁街才增设步行道,为巴黎街道上早的步行道。)

之后几十年里,如何称呼这种便利设施,人们尚无一致意见。早的术语是banquette,原先是用于形容要塞上用于射击的防御性壁架。但一些人建议用levées,也就是堤坝,还有一些人建议用allées(走道)。今天所使用的trottoir(人行便道),其实一直到1704年才出现。

此外,如何命名走在这些banquettes上的人,也成了一大问题。官方文件上显示,这些步行的人被称为gens de pied,字面意义就是“步行者”,也是一个形容步兵的军事术语。到了17世纪90年代,法语词典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piéton,意为行人。早期的piéton也含有对路面铺设糟糕或者马车疾行的抱怨之意。从走道产生之日起,城市的行人便开始在这个过度拥挤的场所争抢空间。

事实上,新桥刚建好,巴黎城内的各类马车便迅猛增加。新桥的中心位置和规模也使得许多交通工具选择从此处穿过。很快,这里成了交通堵塞这种现代城市顽疾的一大代表性地点。

有一幅创作于1700年左右的绘画,是对交通堵塞早的描绘,这幅作品有两个标题:《新桥》,以及《巴黎的困惑》。在17世纪尤其是该世纪末,embarras这个在当时主要形容“尴尬”或者“困惑”的词语也获得了新的含义:“街道上各类车和人互相堵住各方前进道路的情形。”一种新的都市“困惑”由此产生。

17世纪游览巴黎的外国游客总能发现这里特有的“喧闹”和“永不停歇的骚动”。其中,那些自认为“周游欧洲各国”的人则声称,巴黎在这方面无可匹敌。(其中一位环球旅行者则说,巴黎的对手是北京—当时世界上拥挤的城市。)他们反复强调,马车数量在巴黎不断增长,导致街道拥堵。马车不但制造了巨大的噪音,让人们无法判断车辆是否靠近,也使人们“时时刻刻活在恐惧中”,生怕被飞速驶过的马车“碾压”。一个擅长过街的人如此形容:“在巴黎,你必须长八只眼睛。”而游客们指出,新桥则是巴黎热闹的地方,“不舍昼夜,永无停歇”。

这些游客并非无中生有。在17世纪下半叶,马车逐渐普及。巴黎的辆马车出现在1550年左右。(历史学家索韦尔称,这辆车并不是国王的,也不是王公贵族的,而是来自一位富有的药剂师之妻。)很长一段时间里,马车为极少数人专有。在新桥竣工那阵,巴黎整座城市的马车不超过十辆,就连国王本人也只有一辆。然而,在1700年,布里斯新出版的旅行指南指出,马车的数量已经达到两万辆。巴黎在17世纪下半叶新增了许多街道;而一些旧有的道路则得到拓宽和延长;城市的总路面面积增加了。然而,这一切努力并没有抵消车辆交通的剧增效应。

巴黎建造城市的条主干道,其目的明显是为了预防交通问题,结果反造成过度拥挤,这当然自相矛盾。但是,细看一下对这座桥的描述,便可知道其中原因。这些升高的路面到了桥中间部分遇上雕像便中断。为了穿过大桥,行人不得不向下走几步,通过桥中间,然后步行往上走(这些抬升的路面于1775年拆除)。中间部分75英尺宽,并且视野十分开阔,这种公共空间很少为人所知。似乎不只是行人,而是所有人,都想要享受这里的风光,与此同时也造成这种彻底的无序状态。

这座桥起初的设计是多车道的,足以并列通过四辆马车。然而,四轮马车却不得不和轿子、二轮马车、马匹等抢占车道;在当时,为各类车辆分配空间的规则尚未出现。在下一页图片的前景部分出现了交通堵塞,能看到一个抬水的人肩上的水桶占了很大空间。一位牧民带着他的狗和羊群经过;一些羊因为靠近轿子,打乱队形,撞上了提水回家的工薪家庭主妇。一个男人想要帮助在混乱中摔倒的妇女。这一切,以及脚下的小鸡,还有周围冲撞的绵羊,都被一对贵族夫妇看在眼里。

没有人会预料到,这座桥会成为众多不同的行为争夺空间的场所。

首先,新桥早体现了巴黎这座大城市对新闻不断增加的胃口,以及科技迅速发展如何满足这种胃口。流言蜚语在人群中迅速传开,由此有了这个说法,“像新桥一般无人不知”。不过,重要的一点是,消息被越来越有组织地传播。

1611年,法国早的报纸,让·里歇尔创办的《法国信使》发行,当时的新桥早已对公众开放。这份报纸一口气回顾一整年发生的新闻,并且报道的年份往往已过去多年。比如,早的一期讨论的便是1604年的新闻。后,应政府审查的要求,这份报纸转而以外国新闻为主题;法国第二份报纸,泰奥夫拉斯特·勒诺多创办的《法国公报》也是如此。该报于1631年发行。有了新桥,巴黎人便可了解巴黎发生的大事小事。

新闻里出现的关键人物和事件总是能张贴在桥上。人们可以从桥上或者附近的商店里买到这些报纸。印刷新闻也使用了同样的技术。巴黎里里外外,都显眼地贴着不同大小的海报和招牌,但是在新桥,这些则是更加明显。当时的一些文献提到,有些人为不识字的人大声地朗读张贴的新闻。(由于缺乏必要的文献,当时的识字率较难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巴黎的识字率远高于法国乡下。诸如贴在新桥上的新闻能够证明,城市居民的识字率不断上升,而新开发的技术不断涌现,并且很好地利用这个条件,进一步促进了识字率上升。)

这种桥上的非正式新闻阅览室也能解释,为何政治骚乱在1648年频繁发生。这一年也是自16世纪90年代以来暴力首次降临巴黎的街道。1648年8月,在皮埃尔·布鲁塞勒这位受人爱戴的巴黎法院成员被捕后,内战爆发了。布鲁塞勒居住的地方靠近新桥,后来为这次冲突盖棺定论的作家雷斯枢机也住在附近。

因此,雷斯能够以亲历者的方式描述布鲁塞勒在家被捕后“十五分钟内”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因为靠近新桥,许多巴黎人很快就获悉布鲁塞勒被捕这件事;愤怒的人群很快就聚集到一起。而这时,皇家卫队也正好在桥上。卫队主动撤退了,但是愤怒的人群紧跟不舍。很快,这些人就发展到三万甚至四万。雷斯形容这种“突如其来、猛烈的怒火从新桥一直燃烧到整座城市。每个人都拿起了武器”。后来,当反对派争取到布鲁塞勒的释放后,观察家发现,从“新桥的中间”爆发出“阵阵欢呼”,并且形容“整座巴黎的人”都聚集到桥这边。这些反对君主的人被称为新桥“投石党”。

从那之后,新桥也被认为是骚乱的摇篮。层出不穷的法令禁止“各阶层的人聚集在新桥”,却鲜有奏效。当时的资料显示,在新桥张贴信息,一夜之间就能招来大批人群。此外,内战中政治歌曲如此广泛传播,以至于内战结束的时候,诞生了一种音乐产业,并产生了“新桥歌手”,唱着“新桥歌曲”,“新桥政治歌曲”,“新桥年代纪”,或者,简而言之“新桥”。巴黎17世纪多产的信件作家赛维涅侯爵夫人(Marquise de Sévigné),评价这些歌曲时说,“是新桥创作了这些歌”。热爱新桥的让—巴蒂斯特·迪皮伊—邓波茨(1750年,他曾宣布要写六卷本的新桥历史)说,法国历史上每每发生伟大的事件,总会有一首歌曲在这里创作和表演,以示纪念。



[1] toise,长度单位,约等于1.95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