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查拉图斯特拉进军好莱坞
——论后现代的尼采诠释
横渡卢比孔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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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尼采彻底崩溃。1889年1月3日那天早上，尼采离开都灵的寓所之后，走到卡洛·阿尔贝托广场（Piazza Carlo Alberto），看到一辆出租马车的车夫正凶狠地鞭挞一匹马。尼采扑上前去以身护马，却昏厥在人行道上。奥韦尔贝克先前刚接到尼采又一封满纸荒唐言的信函（下令枪决所有反犹太分子），闻讯后立刻赶赴都灵，试图挽救这位神智已经错乱的好友。奥韦尔贝克乘火车抵达之后，发现尼采一个人蹲在寓所的角落，手中紧抓着《尼采反对瓦格纳》一书的校样，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尼采站起身来拥抱老友，开始歇斯底里地啜泣，然后又瘫了下去。奥韦尔贝克眼见好友病入膏肓，也不禁悲从中来。
到底是什么原因将尼采逼到绝境？近代的诊断研究显示，他可能罹患第三期梅毒（tertiary syphilis）。但是尼采表现在外的症状，在当时很容易被误判，他的原始诊断也从未被确认。固然，如同尼采自己洞见到的那样，他的“横渡卢比孔河”应该有其重要的生理学原因。不过，他同时也是自身夸大狂心态的受害者。纠缠尼采一生的被迫害情结（他曾经预言，自己的理念要等50年后才会出现知音），到了晚年却转变成自尊自大的错觉。
尼采自认是先知或救世主。在他看来，他的著作并非“文字作品”，而是“战争宣言”，征伐对象是笼罩欧洲的精神危机。尼采将自己视为一座“战场”，未来两百年欧洲历史都将在此展开。对他而言，查拉图斯特拉与狄奥尼索斯这两个人物绝非比喻而已，他自己就是查拉图斯特拉与狄奥尼索斯，就是预示“超人”与“永恒轮回”的先知。在都灵后那段时期，尼采沉溺于其中的上帝情结（他曾经写信给友人雅各·布克哈特表示：“其实，我宁可当一个巴塞尔大学的教授，也不要当上帝。但是我还没有自私到那种程度，我无法拒绝以上帝的身份来创造世界。”），与他在19世纪80年代夸大的自我描述，其实只有一步之遥。遭到误解、备受侮辱以及被钉上十字架，都在尼采对自身命运的期待之中，尽管到头来，这种先见之明还是无法帮助尼采承担自身的命运。在尼采崇高的自我期望与世人对其作品的善意忽视之间，存在着一股极为强大的张力（“他们都在谈论我……但却没有人会思索我！我知道这是一种新的沉默，人们的聒噪在我的观念上覆盖了一袭罩袍”），这种张力压垮了尼采的精神，悲剧性地将他推入崩溃的边缘。
任何人只要认真检视近数十年来的尼采研究，就一定会注意到，他的政治思想受到莫名其妙的封锁禁锢。如今人们眼中的尼采只是一个美学家：一个“文化人”（Kulturmensch）、一个致力于风格的作家，一如同时期的波德莱尔、福楼拜与马拉美。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尼采曾屡次强烈批判“为艺术而艺术”，视之为一种了无新意的浪漫主义。“无关政治的尼采”迷思于焉诞生——对于一位将后五年生命投入一部名为《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巨著的思想家，如此的形象转变实在奇特。
尼采对于“权力”的着迷，也正是他挥别欧洲自由主义“中庸之道”（juste milieu）的方式。托克维尔虽然有其贵族背景的成见，仍相信民主无可避免，因此也是人类所能依循的途径。然而，尼采却张牙舞爪地反抗这个终必然结果。身为一个古典学者，尼采深信伟大成就是社会精英阶层的禁脔，而功绩主义（meritocracy）却是庸碌凡俗的同义词。
在《瞧！这个人》一书中，尼采将自己描述为“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the last antipolitical German），然而这句名言经常遭到误解。11其实尼采本意是拒斥当时欧洲政治人物热衷追求但却粗俗不堪的实力政治（Machtpolitik），俾斯麦正是他批判的对象之一。然而尼采还是为查拉图斯特拉的人间化身提供了其他的选择。19世纪80年代，他的政治思想一路推向“大政治”（Great Politics）信念，并上溯至罗马、雅典与拿破仑等历史帝国。尼采一方面是追求文化辉煌成就的使徒，但另一方面也是权力、残酷与战士精神的坚定捍卫者，一心向往历史上几位形象较为正面的暴君，诸如亚历山大大帝、恺撒与拿破仑。后世诠释者将尼采思想“美学化”（其实也就等于麻痹化）时会引发一个问题，就如同他自己在《遗稿》（Nachlass）中指出的，对他而言，征服事业与文化兴盛如影随形：“新哲学家只可能与一个统治阶层联袂崛起，代表其层次的精神成就。这时统治全世界的‘大政治’也将应运而生。”
当然，尼采也不是个体系井然的思想家，因而诠释者对他的作品众说纷纭，争议激烈。但无论如何，“权力意志”与“大政治”确实是尼采晚期思想的主干；任何人如果对这两个观念略而不论，恐怕都会扭曲尼采的哲学意图核心。
从实力政治学者到美学家
尼采对于后世文化正面的影响，至今仍是争议不休。20世纪伟大的几位哲学家，如海德格尔、雅斯贝尔斯、福柯与哈贝马斯，无论赞同还是反对，都必须对尼采的思想表明立场。然而尼采思想的负面影响范例却毫无疑义，1933年11月2日，德国新任总理希特勒来到魏玛的尼采档案馆，向这位哲学家致意。出面接待希特勒的是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她是档案馆的负责人，曾经大幅篡改、藏匿和伪造尼采的文稿，一心要将他塑造成德国的民族主义者与反犹太分子，虽然尼采根本不是。（1885年，伊丽莎白嫁给反犹太出版商福斯特，但尼采很讨厌这个妹夫。一年之后，伊丽莎白偕同夫婿远赴南美洲的巴拉圭，创立一个雅利安民族的乌托邦“新德国”〔Nueva Germania〕。又过了四年，福斯特被指控侵吞其他殖民者的公款，随即自杀。）希特勒的自传《我的奋斗》没有片言只字提及尼采，但是在希特勒造访档案馆之后，早已辞世的尼采就被尊奉为纳粹的哲学源头。尼采生前命运多舛，死后更是每况愈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卢卡奇1952年在《理性的毁灭》（The Destruction of Reason）一书中断言：“尼采以为坚实确凿的方式，预示了希特勒的法西斯意识形态。”1981年，颇具影响力的德国新闻杂志《明镜》（Der Spiegel）周刊有一期的封面故事，将尼采与希特勒的肖像并置，标题耸人听闻：“希特勒——执行者，尼采——构思者”（Hitler Perpetrator, Nietzsche Thinker）。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尼采平反的运动逐步展开。在英语世界要特别归功于哲学家考夫曼（Walter Kaufmann），他精湛的编纂与翻译让尼采的作品大行于世。然而归根究底，考夫曼呈现的尼采其实显然是“非尼采”：透过他的翻译与评论，我们看到的尼采是一个文质彬彬的欧洲人，倾向自由主义，没有多少争议性。整体而言，有如一个脾气稍微坏了一点的伏尔泰。这样的形象错失了尼采“拿着铁锤来做哲学”的一面，况且他还曾傲然宣称自己的作品有如“暗杀的企图”，同时他也是“积极虚无主义”（active nihilism）的信徒，深信如果当代欧洲已经走向崩溃，我们应该再推一把，帮它送终。
考夫曼的自由派色彩尼采问世之后，重塑尼采的策略又推陈出新，这一回的路向是“后现代的尼采”，与纳粹将尼采视为实力政治代言人的观点，可说是背道而驰。根据这种新诠释，尼采的作品其实与政治了无瓜葛，他现身为一个形而上学的批评者，坚定的相对主义者，同时也可以算是一位美学家。所谓的“视角主义者”尼采于焉诞生：他曾经宣称“没有事实，只有诠释”，“所有观察都涉及视角，所有知识亦复如是”。他在《权力意志》一书中斩钉截铁地嘲弄客观真理：“真理是一种谬误，但是缺少了它，某个物种就无法生存。”
尼采除了被视为视角主义者之外，也被看作一个对于“风格”问题念兹在兹的美学家，两种形象紧密结合。尼采在《快乐的科学》（The Gay Science）中写道：“有一件事不可或缺——对自己的性格‘赋予风格’，这是何等伟大而珍贵的艺术！做得到的人都能够看清自己本质上的优点与缺点，并且将自身融入一个艺术的计划之中。”尼采在此处宣扬的是“自我超越”（self-overcoming）：针对世纪之末厌倦人世的“末人”（last men）（尼采认为他们“人性的，太人性的”），尼采标举出性格坚定、心志高尚，必要时不惜残酷的“超人”与之抗衡。然而，从美学或文学角度来解读尼采，“自我超越”就脱离了他作品的一般语境（即“权力意志”理论），转而成为一个独立的概念，强调生命是一个持续不断、没有方向的自我转化过程。既然“自我”在本质上纯属虚构，那么自我转化的真正目的也只有是美学上的：不断以“风格”堆栈在没有根基的自我之上，让它变得更为迷人而有趣。后世学者认为尼采就是依循这一精神脉络，在《权力意志》中将世界形容为“一件自我创生的艺术品”，并进一步指出，“我们拥有艺术，因此才不会被真理毁灭”。
在后现代的解读中，尼采遭到改头换面，以应付厌世的“后哲学文化”（postphilosophical culture）（后人道主义、后工业化、后弗洛伊德，任君选择）的需求。在这种文化氛围之中，没有什么事物具备真正的重要性。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温驯的、“适于呈现的”（presentable）的尼采，可能也是搭火车长途旅行的好伴侣。连自诩为“后现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罗蒂，都可以欣然接纳这样的尼采。
近年来，尼采思想的后现代解读已经跃为正宗，较为实质、宏观的探讨自然遭人厌弃。这种发展态势主要应归因于法国尼采学的影响。尼采作品的大行其道，可说是战后法国知识界重要的一项发展。文森特·德贡布（Vincent Descombes）在《当代法国哲学》（Modern French Philosophy）一书中描述法国知识界从马克思到尼采的重大转变：“这个世代焚毁了过去崇奉的偶像，将辩证法贬斥为层级的幻象，为了寻求解脱，转而倚赖尼采。”19在20世纪60年代的十年间，原本以笛卡尔、康德及黑格尔化的马克思为正宗的法国知识界，转而集体投靠查拉图斯特拉的“积极虚无主义”信念。一直到近，法国本土的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勃兴，这股思想潮流才开始退却。吕克·费希（Luc Ferry）与阿兰·雷诺（Alain Renaut）的《为什么我们不是尼采信徒》（Why We Are Not Nitzscheans）一书，正是新观点的代表。
当代欧洲知识界的反讽之一，就是当尼采在其祖国德国遭到排斥之际，法国后结构主义者却对他奉若神明。尼采在一夕之间大行其道，有其复杂的来龙去脉：一部分要归因于法国第三共和国一败涂地之后，与笛卡尔“主体哲学”息息相关的法国传统哲学模式也快速倾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期，萨特等人鼓吹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existential Marxism），一度似乎为思想与政治的复兴带来了希望。然而随着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以及萨特为莫斯科当局发出的辩护（尽管他强烈谴责这次入侵行动，但仍坚称苏联自身的社会主义本质并没有改变），这一点希望也立刻幻灭。从此以后，法国知识分子将存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看成难兄难弟，在政治上与思想上都有严重缺陷，都是官僚化世界的社会的表达；这个世界中的两种意识形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不过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作为一种信条，尼采主义让法国知识分子在维持一种绝不妥协的激进哲学立场的同时，得以回避所有道德或政治的直接承诺（福柯偶一涉足人权议题，算是例外）。尼采主义同时也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立足点，让知识分子大肆批判只顾自身存续的第五共和国（Fifth Republic）：荣光日益黯淡的戴高乐主义（Gaullism）、兴盛的消费活动，以及象征法国国力的“核打击力量”。当马克思主义被拆穿只是另一种阶级压迫的意识形态之后（在整个战后时期，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共产党像法国共产党一样，坚守斯大林主义立场），人们如果还想继续强力批判现代大众社会，除了尼采之外，还能转向何处呢？马克思主义提出了辩证法批判的理念，反复宣扬其整体性或综合性焕然一新的黑格尔式前景。但是法国的尼采学派刻意与这些诱惑一刀两断，他们选择性地攫取几个较耸动人心的尼采理念（受青睐的一段来自《偶像的黄昏》：“凡必须先加证明的事物都没有多少价值。”），大剌剌地拥抱一种认识论的虚无主义，先将虚构与实在、真理与幻象的差异解构，再完全泯灭。法国尼采学者断言，真理这个概念已经被历史上的哲学宏论盗用与把持，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或资产阶级思想都是一样。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放眼未来，唯有完全排斥真理的概念，才能避免这种诱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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