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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一条街道,一段记忆

现在从成都坐轻轨,不足一个小时就可到达乐山(旧称嘉定)。要在民国或是清朝,比较便宜舒适的通途是坐船沿岷江而下。如果从成都东门外的大码头解缆出发,顺流急航大概需要三天的时间才能抵乐。那时的乐山县城四面围以坚固的城墙,濒临岷江。1907年,一个叫中野孤山的日本人曾经在游记中写道:“(嘉定)府城设有城门,为数颇多。像蜀都这样方圆三十里、人口通常在八十万左右的城市才有东西南北四个城门,而面积连其十分之一都不到的嘉定府却设有二十道城门。其中的安澜门、丽山门、育贤门、望洋门、来薰门等五门位于西南方,凌云门、紫丝门、天绿门、涵春门、太平门、福泉门、水星门、三码头、二码头、大码头、人和门、平江门、承宣门、兴发门等诸门面江,嘉乐门朝北。城内建有隔墙,设有迎恩、拱辰、福泉、庆春、会江等六门。府城共有二十六道门,面江的门就有十四道,码头之繁华由此可见一斑。”\[日\]中野孤山著,郭举昆译:《横跨中国大陆——游蜀杂俎》,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66页。按,文中“丽山门”“天绿门”“紫丝门”应分别为“丽正门”“夫禄门”“紫气门”,另有“得胜门”“瞻峨门”“定波门”文中遗漏了。

从嘉定府西南方的望洋门(俗称水西门,戏呼水稀门乐山城在1963年之前都无自来水,陕西街附近几条街的居民生活用水大多从水西门码头挑取,故此段地面很少干过,一年四季都是“水稀稀”的。)下船上岸,正对着的一条街,便是陕西街。街的北端尽头依老霄顶(高标山)西坡,曾有寺名万福寺。民国本《乐山县志》卷四载:“万福寺在高标山右。旧州志作万佛寺,建置久。祀炎帝,城内炎帝会诸庙,推此寺为。寺内有公安石书程以道修城碑记,甚高大,民国十九年为驻兵移圯。”唐受潘修:《乐山县志》(民国二十三年刻本),乐山市市中区地方志办公室影印,2011年,第82页。标点为本书作者所加。

 

 

明清时期,乐山规模的庙会当数农历五月初一的炎帝会,远近闻名。傅崇矩(1875—1917)在《成都通览》中就曾记载说,当时乐山“每年炎帝会甚繁华”。一年一度的炎帝会由二十几座寺庙轮流做“会首”。乐山炎帝中有五老爷之称。泌水院的炎帝为“大老爷”;“二老爷”神名朝南五祖,庙在圣水街璤珉宫;“三老爷”神名红袍五祖,庙在半边街五圣祠;“四老爷”神名白衣五祖,庙在府街白衣庵;“五老爷”神名金花五祖,庙在县街金花庙。“大老爷”

 

 

 

 

炎帝在陕西街尽头万福寺有行宫(炎帝本庙在泌水院),因这里地势高,可俯瞰全城,“大老爷”住此,便于镇压火灾、水灾、瘟疫,故每年炎帝神像在行宫内住十一个月。赛会后为“回神”期,“大老爷”回到本庙仅住一个月。

“会首”的寺庙要提前一年筹办庙会事宜,主要内容包括:挂牌子“安民”,邀请各出会菩萨届时光临;扎神宫,用于会期置放其他会抬来的菩萨;培修万年台或临时搭戏台。临近会期,即动手在寺庙内外悬挂彩旗,增添节日气氛。时至农历四月十五,主会寺庙就以“会首”身份派人分赴各出会寺庙下请帖。四月三十主会抬起菩萨上街游行,由“菩萨”亲自去请各会光临。五月初一各会菩萨纷纷被抬上街游行,陕西街热闹非凡。参见干鸣丰:《乐山城市史稿》,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80页。到了民国时期,因军阀混战,总共只办了六次,即:1914年、1917年、1919年、1922年、1924年和1930年。参见《乐山炎帝会概况》,《乐山市市中区文史资料选辑》辑,1989年,第52页。1932年正月十五,驻防乐山的国民党24军25团团长王麟生,说是要破除迷信,派兵到泌水院把炎帝塑像的头锯下绕城示众。以后,炎帝会便成为乐山历史的陈迹。

明清时期的中国,具有全国影响的商业集团一般都以地域乡缘为组织纽带,被称为“十大商帮”十大商帮包括徽商、晋商、陕商、粤商、闽商、洞庭商、江右商、宁波商、鲁商、苏商等。可参阅王俞现:《中国商帮600年》,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其中山陕商帮(即西商)以其独特的商业文化,在相当区域内处于领袖地位,有所谓“无西不成商”之说。陕商和晋商合称“西商”,他们的结合是为了抗衡徽商等其他商帮。山陕会馆凝聚了陕商和晋商两大商帮的势力,完全按照省县行政地域划分,并以联省会馆的形象运作,使之遍布全国各地,“可谓一座山陕会馆,半部商业历史”。从甘肃、河南、山东、湖北、江西到云、贵、川,山陕会馆星罗棋布,完全网络化,数量多以百计,如陕西有44个,四川有38个。杜君立:《从山陕会馆看古代商业》,《历史的慰藉》,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37页。由于陕商在云、贵、川一带处于垄断地位,会馆便成为当地的地标性建筑,一些街区甚至被命名为“陕西街”或“陕西路”。

民国时期的乐山水伕(拉蒂格摄)

 

乐山陕西街上的山陕会馆(又名秦晋公所),建于清代,是当时规模、持续时间长的会馆,一直保存到1949年。作为历史的载体,会馆可以作出多种解读,“从经济上说,会馆是商帮和行会在客居异地设立的办事机构;从政治上说,会馆是管理流动人口的同乡自治组织;从社会学来讲,会馆是具有明确权利和义务的商人自治团体;从文化上说,会馆是进行文化交流的休闲娱乐场所;如果上升到宗教程度,会馆还具有精神认同、祭祀神灵和偶像崇拜的功能。此外,规模浩大的建筑也是财富与权力的象征。可以说,这些会馆整合了办事处、仲裁所、俱乐部、招待所、救济会、戏剧场,从而形成一种内涵丰富的商业文化和社会文化。”杜君立:《从山陕会馆看古代商业》,《历史的慰藉》,华文出版社2015年版,第335页。所以,清末民初陕西街的看点就是这秦晋公所,因为这里的“会馆戏”在乐山城十分了得,常常吸引郭沫若等一帮十六七岁的学生娃。他们不时为争抢戏台前的高脚长凳,与人打架。郭沫若曾经在回忆中写道:

礼拜,陕西街的秦晋公所唱戏。我因为换洗衣服都拿出去洗去了,身上穿的是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长衫。这件长衫不幸的是纽绊带红色的,当然是裁缝师傅误把红色的布条做了骨子的原故。这样的衣裳怎么也不好穿出街去,这使我破天荒地礼拜日也在学校里留下了。

吃中饭的时候,一位从戏场回来的同学说:“清和班的王花脸下午唱《霸王别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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