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印缘：《铜鼓书堂藏印》归来记
今年（2014年）嘉德公司次举办了印谱专场，其中有两部印谱很有故事。一部是《铜鼓书堂藏印》，另一部则是《秋室印剩》。
一个月前，我到上海开会，是关于上海图书公司成立六十周年。在那次会上，我结识了中国著名的篆刻家童衍方先生。十几年前，我就听说过他的大名。童先生除了在篆刻界有名气之外，他个人的收藏也极有特色。巧的是，我们在吃饭时，又相邻而坐，我向他讨教了一些篆刻界的情况，他也问到了我关于印谱的收藏。我向童先生简要地汇报了自己收藏印谱的情况。从交流中，我能明显觉出来，我与他在印谱观念上的差异：童先生是从学术入手，注重于流派印谱；而我是从文物收藏角度来看待印谱，因此，自己的所藏更看重历史性和稀见性。其实，这也源于自己对篆刻的外行。
在聊天中，童先生突然问我，你有没有查礼的《铜鼓书堂藏印》。我说自己没有。他耐心地告诉我，此谱极其稀见，几十年来，自己仅见过一个残本。他劝我若见到这个印谱，一定不能放过。因为他这句话，我记下了有这么一部稀见的印谱名叫《铜鼓书堂藏印》。
跟童先生见面后不足半月，嘉德公司就从日本征集回来一大批印谱，那是金山铸斋的旧藏。在那一大批印谱中，赫然就有这么一部《铜鼓书堂藏印》。这么容易就见到了童先生所说的极为难得的印谱，多少让我有点不敢相信。细细翻看该谱，确实是查礼的那一部，这个结果让我兴奋不已，但同时也让我纠结。我不知道自己是该不吭声，偷偷摸摸地把它拍下据为己有，还是应当仗义地把这个好消息报告给童先生。
就在纠结之际，我接到了香港林章松先生的电话。他告诉我嘉德上拍的这一大批印谱，其中很多品种他都想得到，但又不希望跟我“兄弟残杀”，请我把自己必得之谱报给他，他肯定不会竞价。于是乎，我列了数部欲得之谱，其中就有这部《铜鼓书堂藏印》。
接着我又接到了童衍方先生的电话，也谈到了这批印谱。他说自己看到了《铜鼓书堂藏印》，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个印谱也想得到，跟我商量互让之事。我只好含糊其辞，说香港林先生已经给我列来了他所需要的印谱，你跟他商量就可以。我不知道林先生是否告诉童先生，自己的欲得范围之内已经有了这部《铜鼓书堂藏印》。第二天，童先生再来电话，他想让我帮着代举这部《铜鼓书堂藏印》。到了这个时候，我再要装糊涂有些说不过去，只好答应下来，问他出价多少，他让我举到20万。拍卖的当天，我又收到童先生的短信，他把上限价格提高到了30万。以我的经验，这种做法说明两个问题：，当然是他势在必得；第二，也可能他听到了消息，别人也对这部印谱感兴趣，担心出价低而花落他家。
我给这个专场办了电话委托，此谱的起拍价是12000元，因为有朋友所托，只能一口一口跟着加价，到19万元才落锤。拍得之后，我短信告诉童先生，他听到后很是高兴。我跟他讲，这个事情太巧合了，是您告诉我这个印谱如何的稀见，但没想到不出一个月，您就得到了该谱，这个故事有些戏剧性，我想把它写在微信中，但需要您告诉我一些关于此谱的故事。
童先生告诉我，他的老师叶潞渊先生，20世纪20年代在上海的金氏书肆中，看到了《铜鼓书堂藏印》。当时在金氏书肆，叶先生还看到了其他的印谱，可能是因为当时的资金不那么充裕，叶先生就跟方介堪先生商量，决定先购买《齐鲁古印攈》，而考虑将《铜鼓书堂藏印》缓后再买。没想到的是，在此之后的二十多年，《齐鲁古印攈》竟然陆续地让叶先生见到过十几部之多，而《铜鼓书堂藏印》却再也没有出现过。直到1942年，叶先生才收到了《铜鼓书堂藏印》的一个残本，而且仅仅是四册中的一册。当时见到此残本，感觉就像吉光片羽，令叶先生大为兴奋，于是在这个残本后面写了两百多字的跋文，以说明这个失去与得到的故事。
听到这个故事，我更加觉得，这个印谱后归了童先生也是适得其所。我说叶潞渊先生如果知道有这么个大圆满的结局，也一定很是高兴。童先生黯然地说，他的老师在二十年前已经离世了。我又惦记起叶先生所藏的那个残本《铜鼓书堂藏印》，现在不知去了哪里。童先生告诉我，在二十多年前，叶先生把那个残本赠送给了自己，现在还存在他的书斋里。他的这句话，多少又勾起了我的嗔念：我以为您仅知道故事，而没有印谱，既然印谱已有，那为什么还要再来一部呢？早知如此，我真应该狠一狠心把它举下来。若这部《铜鼓书堂藏印》在我手里，我还可以好好地显摆一下。但我忍了忍，没有把这些心里话说出来，因为他一再说感谢我，再到上海时一定要请我吃饭，为了这顿饭，我只好继续做出大度状。
嘉德的这场印谱专场，我真正想得到的另一部书，则是汪启淑所辑的《秋室印剩》。有清一代，对印谱贡献的人，我觉得有两位。位就是汪启淑，而第二位则是陈介祺。当然，我的这个观点印学专家肯定不同意。汪启淑所制的印谱，当今以收藏数量而言，西泠印社藏得多。但即使如此，他们也没有这部《秋室印剩》。关于该书的国内公藏，仅上海图书馆藏有一部，可见其流传的确稀见。但是金山铸斋却藏有《秋室印剩》，这当然让我大感兴奋。
我觉得汪启淑实在是个很奇特的人，按说他也没有做过大官，虽然曾经当过水部都水司、兵部职方司郎中，但这两个官职都不大，按今天说来，大约是个副局长。然而，他却搞了二十六种印谱，也有人说是二十七部，以至于他搞印谱的名声掩盖了他的藏书之名。乾隆年间编《四库全书》，向天下藏书家征求底本，汪启淑一人就贡献了六百多种，是藏书家献书多者之一。为此，乾隆赏赐了他一部雍正铜活字本的《古今图书集成》，并且在他所进献的两部书中，分别给他题了诗词，然后还给他，这两部书就是《建康实录》和《钱塘遗事》。但是在历史上，关于他藏书的资料却并不多见。
汪启淑对藏印极感兴趣，从他自号“印癖”就说明问题。篆刻界流传一个故事，说他的朋友钱泳藏有一枚汉铜印，上面有“杨辉之印”字样，汪启淑看到后，特别喜欢，想让钱泳转让给他，但钱泳也极喜欢这方印，不愿割爱。于是，汪启淑跪在地上就不起来，直到钱泳不忍心了，同意把这方印送他，他才站起身来，可见他对印章是真的挚爱。
汪启淑收集了那么多的藏印，并且又做了那么多的印谱，但是他从哪里筹来资金，却从没见人提到过。有人把他的二十多种印谱一一列出名来，但其中的一半，今天都见不到了。因此，我对汪启淑的印谱极为关注，只要是自己没有的品种，就会尽力买下来。这次意外地在金山铸斋的旧藏中得到了一部他所制作的印谱，使我所藏的汪氏印谱又增加了一部，当然是值得浮一大白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