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赏析
《太史公自序》是对洋洋洒洒五十二万余字《史记》的总结，作于《史记》成稿之后，然而阅读《史记》，却可以将这篇文章提到开头，因为《自序》里有司马迁的自传，讲述了《史记》的撰写缘由；同时这也是《史记》提纲挈领的文字。
司马迁有着骄傲的身世，他继承父亲司马谈的事业，担任汉朝的太史公一职。在中国古代，史官地位相当高，司马迁在追溯史官传统时，首先提到颛顼时期“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这是承担天地交流重任的职位。随着时代的发展，历史的功用从沟通天人，逐渐转变到了人事方面。所谓“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就是指阐明历史的治国得失，辨正人伦纲纪。于是，历史的智慧和现实价值得以体现，这也是后来历代以史为师、以古为鉴观念的形成根源。
司马迁立志撰写史书，很大程度由于他父亲的缘故。司马谈的未竟事业，是由于历经秦朝一统天下的大变革，继而目睹诸多“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取代秦朝的统治后，所以试图将这段轰轰烈烈的历史记载下来。否则，不能不说是史官的失职。在司马氏父子看来，春秋时期王道缺失，礼乐荒废，孔子修订《春秋》，达到“乱臣贼子惧”的效果，这是史官的职责和价值的体现。因此司马迁续修历史，自比孔子，称“小子何敢让焉”，即自己不敢谦让的意思，让后世的扬雄和孙盛等人感觉他好像有点不自量力。其实这体现出的是司马迁的历史责任感，即便遭到如“李陵之祸，幽于缧绁”的困境，也终于发愤完成，以垂后世。
历史的智慧，在于博古通今，这在司马迁身上表现极为明显。博古，不只是全面了解过去，还要加以总结提炼。《史记》篇幅不过百三十篇，要在这有限的篇幅里涵盖上古三代直至汉代两千多年的历史，并非易事，必须要有宏大的历史观。司马迁采用的体例，源于先秦古书，同时加以改造。《本纪》用以构建历史框架，《表》用以梳理时代脉络，这都还不算难事。难的是能够慧眼独具，选取立足于“天人之际，承敝通变”的八《书》，从《礼》、《乐》到《河渠》、《平准》，由古及今，经济文化方面均有涉及。为可贵的是《世家》和《列传》，要在蔚为壮观的古人名录中挑选出几百名幸运儿，而凭着《史记》，这几百人的身世从此刻入丹青。司马迁拟定《世家》的入选标准是“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而孔子俨然在列；《列传》的入选标准是“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诸如刺客、循吏、游侠、滑稽之类，也无一漏过。博古，而后能够恰当地臧否人物，凝练教训，一则则看似简短却一语中的的“太史公曰”才是司马迁史学功力的真正体现。
至于通今，则是历史的又一智慧。如果只是搜罗材料，编撰远古的历史，那是一点无碍的。司马氏父子所做的却不止于此，而是有更为宏大的构想。可是叙述秦汉时期的历史变局，甚至一旦触及到作者生活的时代，那就免不了与当前的思想文化起冲突了。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同样面临着如何撰写当代史这一问题，他不得不借用与上大夫壶遂的一席对话，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司马迁自称撰写《史记》，是为了避免“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的尴尬，既然帝王是圣明的，臣子是贤良的，那么为何不该记载下来流芳百世呢？虽然司马迁再三强调他与孔子为了“拨乱世反之正”而编纂《春秋》的动机不同，但是任何明眼人都能看出，既然司马迁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那么史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和求真的历史精神也是当然被继承了，所以也就勿要责怪他秉笔直书了。这略显狡猾的障眼法，实是历史学者的无奈。
孔子卒后五百年里，列国的史官虽然一直在勤奋地记载历史，但是没人有能力跨越时空地审视历史。司马迁做到了，他也开启了后世纪传体史书的修史传统。可是，作为二十四史中涵盖历史时代长的一部史书，司马迁博古的史学才能被后世史学家完整地承继了，然而通今的历史精神却不是可以言传身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