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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为三类读者而写：发展经济学研究者、财政学研究者和经济史研究者。本书的目标之一，是探讨当今欠发达国家（LDCs）所面临的核心问题，诸如谁应该承担发展的成本，如何动员现代化所需的投资资金，以及与这些广泛问题相关的许多具体政策问题，如是否应该对城市部门征税？如果向城市部门征税，对于不同的个体和产品的税率应该是单一税率还是差别税率？政府是否应该向城市贫困者提供食品补贴？政府是否应该向农村部门使用的化肥和其他现代投入品进行征税，还是给予补助？为了压榨或支持农业部门，应该让工业和农业产品的相对价格如何变动？即沿用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业化大辩论中，以及更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使用的术语——“剪刀差大小”应该多大才合适？现代财政学使用的替代性术语是：对于农村部门，什么程度的税收和补贴水平是合适的。
我们认为，上面描述的政策问题只能通过建立并运用充分反映了欠发达国家核心特征的模型来解决。我们不能简单地把标准新古典模型的结果套用到欠发达国家，即便这个模型可能对欠发达国家是适用的。因此，本书的一个贡献就是，建构了一系列针对欠发达国家既简单又复杂的一般均衡模型。这些模型既简单到可以提供定性的结论和确定与政策分析有关的核心参数，又复杂到允许我们能处理在不同欠发达国家所观察到的制度和行为的巨大差别。
本书探讨的发展政策问题，指的就是那些欠发达国家政府及其政策建议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因此，我们试图使结论及其背后的直觉和假设，都能为发展经济学专业研究的门外汉所理解。本书的每章都包含了对当前问题的陈述和分析概况。
本书面向的第二类读者是财政学研究者。过去三十年财政理论得到了迅猛发展，比如一般均衡模型中税收归宿（incidence）的分析，以及对税收的拉姆齐—庇古（Ramsey Pigou）分析的发展。但是，财政学文献中这两大流派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互不相关的。vi我们在欠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将这两种分析工具的一些核心要素结合起来，同时，我们强调财政学近的一个发展，即对帕累托改进型税收改革的识别。
本书面向的第三类读者是经济史学研究者。经济发展过程中受人关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不同的政策对城市和农村部门之间福利分配的影响。这两个成分广泛的群体之间的冲突，构成了一个长期存在的论战。它早可追溯到关于《谷物法》的李嘉图—马尔萨斯争论，以及后来的美国在国内战争之前的工业税的讨论。我们在本书中发展的某些模型，也可以让我们考虑十月革命后苏联工业化的讨论。我们对这些辩论的解释，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根据阶级斗争或根据历史的必然过程所做的解释。类似的争论在今天的非社会主义欠发达国家仍在发生，只不过使用的术语和强调的重点不同而已。因为城市和农村之间的冲突，代表了发展初始阶段一种基本的利益此消彼长的关系。
我们发展的方法和模型，在发展经济学以外的其他领域也是有用的，在此要特别强调该方法的两个特征：，我们用一组简化的关系描述经济现状，这显然包含了一系列微观经济学的结构性假定。这个方法不但使我们的分析更加高度的概括和简化，而且也提供了一种方法，用以处理当缺乏资料分辨若干个不同的结构性假设中哪一个正确时的许多情形（在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都不乏这种例子）。因此，尽管本书主要关心的是税收问题，我们所发展的一般方法体系也可以做一些其他应用。例如，我们提供了投资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劳动力的社会成本决定的分析。
第二，基于一些基本的、与技术和偏好有关的假定，我们试图推导出我们所研究的经济的许多核心制度特征。人们不应该简单地认为制度是给定的，一个好的理论应该试图解释为什么制度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不同的国家制度各不相同，以及为什么它们经过一定时期会发生变化。这些问题不仅仅受到学术关注，也因为同样的一系列政策，在不同的制度条件下会产生不同的互动。更进一步，政策会影响制度变迁。比如，发展经济学常常认为城市工资（以及农村工资也一样）是制度给定的。但是当政府政策发生变化时，市场出清水平上的工资也可能变化。我们发展了一个关于城市和农村工资决定的一般理论，在这个理论中，政府的税收政策的确会影响工资水平。
vii对于本书所探讨的问题，多年来两位作者都饶有兴趣。萨在1975—1976年期间就职于印度政府时，就开始处理这类问题。那时，来自农民组织要求提高农产品价格和降低投入品价格，以及来自城市居民呼吁团体，要求降低食品价格，增加由政府控制的商店所分配消费品补贴的政治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国家议程的一个制度化部分，一个煽动群众的话题，以及一个争取选票的来源。这种情形在许多其他实行混合经济的欠发达国家基本一样，尽管制度性细节有差别。斯蒂格利茨的兴趣开始于1980年，在威斯康星州（Wisconsin）的Wingspread（一栋建筑物的名称，即“伸展的翅膀”）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他与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代表团就“剪刀差”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随后，在美国国家科学院的资助下，1981年他又对北京做了一个回访，并对该问题再次进行了讨论。
许多人对本书及对作为本书基础的几篇合著论文提出了批评建议。我们要感谢杰里•贝尔曼（Jere Behrman）、戴维·卡斯（David Cass）、雅克•克里默（Jacques Cremer）、帕萨•达斯格普塔（Partha Dasgupta）、老杰哈（the late L.K.Jha）、赫伯特·莱文（Herbert Levine）、迈克尔•利普顿（Michael Lipton）、迈克尔•蒙塔斯（Michael Montias）、劳伦斯•萨摩斯（Lawrence Summers）、戈登•塔洛克（Gordon Tullock）和马丁•韦茨曼（Martin Weitzman）。本书一部分内容曾经提交给加州伯克利大学、芝加哥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斯坦佛大学的多次研讨会，以及1986年新德里举办的国际经济学会的世界年会。我们从参会人员的评论中获益匪浅。彻志本田（Tetsushi Honda）提供了研究辅助工作，格莱纳•埃姆斯（Glena Ames）提供了打印工作。经济增长国际研究中心（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Economic Growth）、 Olin基金、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和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提供了研究资助，对于它们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芝加哥大学R.K.萨
斯坦福大学J.E.斯蒂格利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