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老鬼
很羡慕那些有慈父的家庭。
这一生中，我写过很多纪念文章，为草原上的知青，为反“四
人帮”而被判长期徒刑的同事，为陷入囹圄的北大同学，为帮助过
我的中国留学生，为晚年返璞归真的母亲，甚至都给自己的继父李
蕴昌写过纪念文章，却没心思给父亲写。因为，我对他有很多不愉
快的回忆。父亲是母亲的入党介绍人，也是《青春之歌》中江华的
原型。但在我眼里，真实的他远不像电影里的江华那么“高大全”，
那么和蔼可亲。现在父亲去世30 周年了，应“家族往事”征文之约，
为他写篇文章。
一 对孩子冷酷
1951 年，我离开了河北深泽县农村，离开疼我的姑姑、奶奶，
来到陌生的北京。四岁的我本能地与父母有隔阂。见了父亲“爸爸”
叫不出口，可能为此让父亲不高兴。他下班后不理我，从没抱过我，
没单独带我去公园玩，也没跟我单独照过一张相，长大了更是没有。
我生病了什么表示没有，两次动手术，都是阿姨和哥哥陪我去医院
的。所以感觉父亲对自己没啥感情。记得有一次，从骑河楼胡同出
来上了北河沿大街，他在前面走，我跟在后面，他越走越快，我跟
不上，眼见着他的身影变遥远模糊，我急哭了，他头也不回。忘记
后来自己是怎么回到家的。我跟父亲上街，就别指望他给买一块糖，
一根冰棍，一件玩具。只记得过年时，他给过我一些火柴般细的红
色小炮儿。
我从托儿所到小学，到初中、高中长年住校，每星期回家一
次。到家后，他从不到我的房间看看我，我偶尔去他的房间，他
也冷冷淡淡。
他出去看望朋友时，从不带我，好像嫌我给他丢人。跟老战友
说起我时，总是数落，陈述我的种种毛病。他有个习惯，喜欢在老
朋友面前述说自己孩子的种种错误。不只是对我，对哥哥姐姐也都
这样。他好像以向外人批判自己孩子的缺点毛病为荣，特爱表现他
不娇惯孩子，对子女严格要求。
在不娇惯孩子的旗号下，他经常狠狠打我。在农村老家，大家
都呵护我，没挨过打。可在父亲身边却屡屡挨打。母亲1951 年5 月
3 日的日记里也记载，说我非常顽皮粗野，姑姑秀端把我惯得很不
像话，于是她和父亲狠狠打过我两回。父亲抽耳光是抡圆了胳膊抽，
打屁股的手也很重。他是个30 年的党员，老干部，大学校长，在外
面和颜悦色、平易近人，对自己的孩子却说打就打，眼睛瞪得溜圆，
样子狰狞可怕。
我小学四年级11 岁时，一次家里有票去看表演，本来说好让我去，
后来又不让我去了。父母走出门后，我在保姆面前哭了。父亲可能忘了
什么东西，返回家来拿。看见我哭，上来就抽我一耳光。还有一年春
节，二叔带着女儿来北京过年。吃饭时，可能是我迫不及待，抢先动
了筷子，父亲发怒，当着大家面，抬手抽了我一嘴巴。大年初一挨打，
我哭了半天。五十多年后的2014 年，见到二叔的女儿妙然，她还记得
这次抽我，认为父亲对孩子太粗暴，大过年的还打人。
所以，我对父亲亲热不起来。他对我没感情，我对他也没感情。
管父亲叫“爸爸”非常勉强，尽量不叫他。平常见了他就像老鼠见
了猫，害怕至极。一到寒暑假，父母嫌我在家淘气，都要送我回河
北农村老家。在奶奶、姑姑那里才能尽情享受到亲情的温馨。所以
每次从老家回到北京都大哭一场。舍不得老家土里土气的亲人，他
们真诚关心我，待见我。回老家吃的、住的、卫生条件都不如父母
家好，但老家人是用全部心意对待我，把我当回事，我能够说了算。
不像在北京家中，跟寄人篱下一样，被忽视，被冷遇，被遗忘。
困难时期，回家吃饭也要交粮票，还吃不饱，偶尔母亲会偷偷
给我点吃的，父亲从来没有。他根本不把我当回事。学校开家长会，
他从来不去，总让在供销总社看大门的姑父代表他参加。记忆中，
父亲让我感动的一次是初一时，他曾送给我两根深绿色的绘图铅
笔。平时他没给过我什么东西，送我这两根绘图铅笔让我感激得眼
泪差点流出来。受宠若惊，立刻就把自己买的一本新的《中国分省
地图册》交给母亲，托母亲转给他（那时候，我特别害怕他，他不
叫我，都不敢进他的房间）。但一顿骂，一顿打，又把我对他少有的
一点感激之情全部化为痛恨。
父亲不只打我，还打姐姐小胖。小胖在父母身边带大，被溺
爱，也敢跟父亲顶嘴（我小时候可一点儿也不敢）。小胖都上大学
了，父亲一生气还抽她耳光，不许小胖在家吃饭，让保姆把家里的
食物都放在柜里锁上。小胖为此给妈妈写信控诉，痛斥父亲的“怒
吼如虎狼一般的凶恶，他的黑心如豺狼一般的狠毒”。
我二叔（爸爸的大弟弟）在农村务农，他只有一个儿子景波，
十分疼爱，从没打过他一下。那年二叔带七八岁的景波来北京家中
看望。一次父亲见景波跟二叔顶嘴，看着看着就猛抽了他一耳光。
把那孩子打蒙了，呆若木鸡。二叔心疼得敢怒而不敢言。打自己小
孩的很多，可连几年没见面的弟弟的独苗儿子也说打就打，下手那
么重，恐怕就少见了。人家是客人，是大老远来看望父亲的。几十
年后，景波跟我讲述了此事，说一辈子也忘不了。
尤其是我为申请入团割破手指被打，令我对父亲恨之入骨。
1963 年，我初三毕业前，很想入团。就写了个申请书，在交给班团
支书时，用小刀割破左手中指，将血洒在申请书上。之后，也没去
卫生室包扎，就把手放在左裤口袋里。血把左裤腿都浸透了。不料
回到家后，父母得知我是为申请入团，割破了手指，却大发雷霆。
父亲说，只有旧社会江湖上的那些人才爱动刀子写血书。越骂越生
气，开始抽我耳光，并用大皮鞋踢我。我万万没想到为申请入团
表决心竟会这么挨打（当年根据地有人为表示抗战到底的决心，曾
把一个小手指头剁下来交给他，他还表扬过这人）。我也没干坏事，
凭什么对我拳打脚踢？很多革命烈士都在狱中写过血书。当时我16
岁，挨打时一声不吭，首次愤怒地瞪着他。打完后，我回到自己的
南屋当即把父母的合影照片撕成碎片。自己流了那么多血，左裤腿
全湿透了，还被这么凶狠地暴打！实在忍无可忍，我决定给周总理
写信，因为父亲的委任状上有周总理的署名。我悲愤填膺，流着泪
控诉了父亲的野蛮行径，说他在家里实行法西斯专政，是个暴君，
根本不配当大学校长！
父亲没料到我会给周总理写信告他。从那以后，再没打过我，
但跟我在感情上越发疏远。1965 年，父亲去山西长治地区“四清”，
单位发他一个军棉袄。1966 年他回北京后，母亲开始说要把军棉袄
给我，我听后非常高兴。那时候，中学生们梦寐以求的就是穿件
军装。可后，父亲却没给我，送给别人了。理由是给我穿，会助
长我的特殊化思想，容易有高人一等的意识。他明知我喜欢军装，
就是不给我—难道别人穿军装就不特殊化了吗？我白高兴一场，
自然对他产生怨恨。
家里孩子的私人物品，父亲随意翻动，甚至偷走（如我买的抗
战歌曲集）。他反对哥哥练武术，说不文明。当时住在国务院宿舍，
我亲眼目睹他把哥哥练武的沙袋、飞镖、三节棍等扔到窗外楼下的
荒草中。我也攒了一些摔跤打拳的书，非常珍惜，下乡时没来得及
拿，后来都被他当废品卖掉。
“文革”中他受批判，处境开始不好，我无动于衷，甚至还有点
儿幸灾乐祸。认为他官气十足，在家里称王称霸，该炮轰炮轰他了。
后来北京红卫兵中有一小股去越南打仗的风气。我也动了心，并在
1967 年4 月毫不依恋地打砸抢了自己的家，企图一去不复返地上
前线抗美援越，宁肯死在战场，也不再回这个家。因为感觉不到一
点点家庭的温暖，也是我多年来对父亲不满的总爆发。当时真的想
“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了。甚至后来还派同学去北师大贴他的大字
报，揭露他把邓拓的题词挂在房上，在家里烧毁了很多材料，毁灭
“罪证”等。这在全北京恐怕不多见。
父亲自然深受伤害，认为白养了我一场，大骂我是白眼狼。我
下乡内蒙古后，被兵团打成现行反革命，他不理不睬，可能还隐隐
高兴兵团替他报了仇。
1976 年年初，我发现自己写的下乡经历手稿被他偷走后，写信
向他索要，并警告他不要烧毁，否则一切后果由他负责。他的回答
是：跟我断绝一切关系！ 当时正是“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他
生怕我写东西连累了他。那时，我孤身一人调到大同矿山机械厂，
举目无亲。他不但跟我断绝来往，还让他的老战友—把我调到大
同的高万章叔叔也不要理我。等于从背后给了我一刀，令我猝不及
防。我在草原后期结识的女友，也随之离我而去。那段举目无亲、
无家可归的日子，刻骨铭心。
打倒“四人帮”后，父亲的秘书蒋雪姣去看望父亲，得知我在
大同，说：“恰好要去大同办事，可以去看看小波。”父亲坚决不同
意，说：“你不要去看他、照顾他，让他自己锻炼，自己闯。”蒋秘
书认为这体现了父亲对孩子的严格教育。真实原因是父亲跟我断绝
了来往，并让家里所有人跟我划清界限，自然不许蒋秘书看我。
1977 年年底，凭自己的作文，考上北京大学之后，在母亲的劝
说下，父亲与我恢复了来往。趁他高兴时，我对他说：“你要对我
好，我绝不会在‘文革’中打砸抢你。”谁料他听后勃然大怒，一点
儿不承认对我不好，反问：“我们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学，帮
你摘了帽子，给你调回内地，哪点对你不好了？”痛骂我“忘恩负
义”“过河拆桥”，是个地地道道的“内奸”“白眼狼”。
不久，又因为某事跟他争辩起来，父亲见我顶撞他，再次跟我
断绝关系。姐夫给我介绍了一个文化部的女翻译，他逼姐夫告诉那
女翻译，我是个危险分子，劝她不要与我来往。在北大期间，寒暑
假时，外地和北京同学全回家了。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个人，饱尝了
“丧家之犬”的滋味。
因此，我对父亲的回忆就是挨打，就是训斥，就是冷遇，就是
被赶出家门的屈辱，从他那里感觉不到父爱。
晚年，父亲跟我的关系缓和一些。逢年过节，他会把人家送给
他的吃不了的、都长了毛、发了霉的糕点杂粮等，送给我一些。但
平时我和他仍然来往不多，刻意跟他保持距离。因为你一接近他多
了，待他热情一点儿，他就怀疑你对他有所企图，要求他办事，会
突然变脸。
所以我从来没有心情写怀念他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