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伊萨卡
从一座有着鞑靼族名字的城市离开，告别码头边那巨大的甲板，挣脱拴在栏杆上的铁索，——每年夏天都会有一艘小船驶离这一切。伊特卡，这位不大也不小、每年都比前一年长大那么一点点的小姑娘站在甲板上，看着伏尔加河的滚滚波涛，看着船尾卷起的层层浪花，看着码头边一堆堆的废弃物。每年里小船都会驶向一个当时有着温柔而素朴的名称的岛屿——“小岸”。也许是由于这个名字，也许是由于记忆的特性——虽然后来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虽然这个地方逐渐从地图上消失，变成了一个神话、一个只有在记忆中才能找到的区域，但它就是存留在记忆中了。这正是因为每年夏天都有一艘小船驶向那里，离开一座有着鞑靼族名字的城市。“喀山”——伊特卡看着越离越远的港口上方悬着的巨大字母，一个音一个音地拼出这个词语。伊特卡知道那上面写的就是鞑靼文，爸爸却以为她已经认识了那个词，其实伊特卡还没有学会认字呢。
对于她而言，这是生活的规程，对于爸爸妈妈来说，这是休假。妈妈一个月，爸爸一个月——他们每年都这样轮流和虽已不小却依然没有长大的伊特卡生活在一起。他们住在一座小木屋里，里面有一个房间和一个凉台。房子坐落在一片松树林里，他们轮流领着伊特卡穿过树林去公共餐厅吃饭——餐厅由一个很大的飞机库改成，可以闻到油菜的香味，听到盆碗相碰的叮当声，去伏尔加河游泳——妈妈一个月，爸爸一个月，只有在周末三个人才能团聚。
年年如此，于是在回忆中汇成一个永恒的夏天，里面盛载着年复一年所重复的东西，而那些没有重复的，就清晰、牢固而细致地留在了记忆中。每年直至后一个夏天——都是琥珀里的斑纹：在阳光下凝结成静止的慵懒的日子。这之后的一切就像苏醒了似的大大加快。这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清楚，只是一切既然改变就会永远改变：现在他们已经不再去“小岸”，而生活也完全不复从前了。
彼时，他们把妈妈送上那艘小船，开始了只属于他们两人的夏天。把伊特卡——他的小兔、他的小猫、他的小宝贝架在脖子上，神气的爸爸离开浮桥，伊特卡一声令下——到河湾去！——爸爸就驶向了河湾。
河湾上是长长的木制码头——那里总是游人众多，都在排队等木筏，岸上躺着晒太阳的人。码头遮阳棚下响着喇叭，放着毫无品位的休假音乐，好像是什么“抓住我，我的稻草人，抓住我”。阴凉处验票员在打盹，这位胖胖的叔叔穿着一条深蓝色的运动裤和一件怎么往下拽都无法罩住肥厚多毛的胸部的背心。叔叔的头上戴着一顶色彩鲜艳的女式巴拿马帽。木筏靠岸后，叔叔睁开眼，撕掉票的一角，然后又沉入自己似乎永无尽头的困盹中。
排队的时候，爸爸把胳膊肘支在码头栏杆上，一边望着水面，一边想着自己的心事。这时一定会有一位婶婶把伊特卡叫到近前，轻轻柔柔地说：“多可爱的小姑娘呀！你妈妈呢？回家了吧？这是你爸爸，是吗？这么年轻啊！”接着又说了些什么，伊特卡看着爸爸想，他怎么会年轻呢，他那么高，那么大，年轻——这说的是别人，不是爸爸。
接下来他们就会乘上木筏，缓缓地沿着河岸漂荡。深色的河水清澈无比，能令阳光穿透。水看上去很冷，实际上是热的。爸爸没有穿背心，裤腿卷到膝盖上，一边慢悠悠地划着桨，一边看护着伊特卡。她用小手撩着水，看着水底那些像湿布一样摆来摆去的水草。河湾像一个池塘，两岸倾斜，水平如镜，滚圆的树枝一模一样，有的垂在岸上，有的深入水下。河底长满水草，而在沿岸绿荫遮蔽的浅滩上则盛开着浮萍。一切都如画一般定格在正午的慵懒和八月的倦意中：平静的水和清晰倒映在上面的平静的树，岸上平静的人们和像黄色逗号似的木筏。只是突然会有什么从岸边纵入水中，推开波浪，散出圈圈涟漪，迅猛而又轻灵的背脊闪着亮，扑向沉在水中的树干——一忽儿就隐没了。
“水獭，”爸爸琢磨着，“水耗子。”——虽然他自己什么都没来得及辨认清楚。
吃完午饭他们就去伏尔加河游泳。不去那个很小的河滩，那里孩子们在泼水嬉闹，大人们像海豚一样躺在沙滩上，玩着扑克，翻着书，不时从黑眼镜后头互相看看。爸爸不喜欢那里。他们走远一些，到沙滩嘴另一面。那里的水更冷些，水流更急些。伊特卡坐在岸边，要是爸爸游得太远，她就使劲喊爸爸，他喜欢这样。
往常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但有一次他们遇到了马里采夫。他在工厂食堂工作，爸爸知道，他还卖些东西，有时是香肠，有时是肉，都是他从村子里运来的。爸爸对此不满，觉得他在搞投机倒把，暗地里就是个骗子。而马里采夫知道爸爸是耐久材料组的组长，很怕他，习惯于对他阿谀奉承，就像对待任何一个领导一样。
不过那是在单位，而现在是在空旷的岸边，爸爸脖子上架着伊特卡，马里采夫穿着及膝的家常短裤，他们好像一下子变得平等起来，都不知道互相之间该怎么说话了。于是他们想起了天气，想起了工作上的事，开始以“你”相称，虽然在城里的时候即便在街上遇到都绝不会这样。
“我也是和家人一起来的，”马里采夫说，“刚刚到上面去了，你们没看到吗？我妻子和两个男孩。一个五岁，一个九岁……不，是十岁。你孩子多大了？”
“六岁。”
“今年上学吧？”
“不上，”爸爸的目光掠过马里采夫，眉头皱了起来，“她十二月满七岁，先不送她上学。”他不知为什么觉得必须做一下补充，好像是为了证明什么。
“这样不好，”马里采夫摇摇头，“我大孩子六岁就上学了，小的也快送去了。你就跟她说，她已经是个大孩子了。”
爸爸甚至转头看了一眼伊特卡，他的伊特卡大了吗？不，那说的是别人，对别的孩子可以这么说，而伊特卡——她不大也不小。就连上学的事爸爸也不爱想。爸爸觉得，要是上了学可就一切都变了：就不能给她在浴缸里洗澡，不能让她坐在脖子上，不能把她放在膝头摇晃，她也就开始长大了。而现在趁她还没变，他这个爸爸身体里的定时器好像也坏了似的，每跳过一秒钟都要返回去重新跳。
这样想着，爸爸脱了衣服大步走向水边，而秃脑门上冒着汗的马里采夫则留下来和伊特卡在一起，蹲在她面前，用一种面对领导的孩子时惯用的巴结的语气开始聊天，觉得巴结他们就如同巴结领导本人一样。
“快上学了，是吧？”马里采夫说道。
伊特卡不说话，直直地看着他。
“要当少先队员了吧？”
伊特卡静静地迎着他的目光。她早就知道少先队员是怎么回事了。
“先当十月儿童 苏联时期预备参加少先队的7至11岁的儿童。，再当少先队员，”马里采夫纠正道，“还要戴列宁像章，然后这样。”他猛地站起身，尽量缩回自己肥胖的肚子，把手贴近额头，亮亮的目光空洞而无望地看向远方的地平线。
就在这个时候，小船离开海岬外的停船场，向威严地朝伏尔加河下游驶去的大轮船柔和地发着信号（这里的航道离岸边不远）。大轮船居高临下地用晚会上才有的庄严的、悠长而又愁闷的声音回应。鲜红的太阳落到森林那边，也落到胖叔叔的后背上。叔叔正昂首挺胸敬着少先队队礼，身上那条深蓝色的短裤罩不住圆鼓鼓的肚子。此刻他显得那么滑稽可笑。伊特卡跳了起来，奔向河边，边跑边喊着爸爸。
马里采夫一下子生气了，失望地看着她的背影，驼着背走向森林。手里拖着的衣服如尾巴一般在沙滩上留下长长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