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工作作风的回顾与反思
革命导师列宁作为世界上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形成了调研工作，不走过场；群众工作，不摆官架子；日常工作，不搞特权；经济工作，不尚空谈等优良作风，反观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党风流弊，列宁的优良作风不仅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马克思主义者密切联系群众，顺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提供了学习榜样，也为今天我们推进党的作风建设提供了历史智慧。
习近平同志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作风如何，对党风政风乃至整个社会风气具有重要影响。抓作风建设，首先要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做起，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先要做到，以良好党风带动政风民风，真正赢得群众信任和拥护。革命导师列宁作为世界上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中以身作则，形成了调研工作，不走过场；群众工作，不摆官架子；日常工作，不搞特权；经济工作，反对空谈等优良作风，为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及其马克思主义者密切联系群众，顺利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任务提供了学习榜样，也为今天我们推进党的工作作风建设提供了历史智慧。
一、调研工作不走过场
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的方法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生动体现。马克思恩格斯为国际无产阶级制定的每一个纲领、策略，以及解决某些重大原则问题，都是对社会各阶级的政治、经济状况进行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的结果。列宁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优良工作作风，在领导俄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时刻把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作为无产阶级政党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根本方法，作为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正确地进行活动的基本条件，他说：“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在确定任何重大政策的时候，必须以经得起精确的客观检验的事实作为政策的基础和依据。”
无产阶级政党和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和建设形势特别错综复杂的时候，“把凑巧碰到，偶然听到的较为‘公开地’叫喊的东西等等信以为真，自然要容易得多，但是，以此为满足的人，就叫作轻率的、轻浮的人，谁也不会认真地理会他的。不用相当的功夫，不论在哪个严重的问题上都不能找出真理；谁怕用功夫，谁就无法找到真理”
那些企图草率行事、轻浮的人，是不会寻找到真理的。换言之，如果无产阶级政党在制订革命和建设的计划、方案的时候，不到基层调研，不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深入了解真实情况，甚至即使去了也仅仅是走过场，那么党就不可能制订出符合实际的政策来，人们的实践活动也就必然遭到失败。要使自己的计划、方案符合实事求是的原则，必须建立在周密的考察基础上，占有比较全面的材料，然后进行独立的思考、比较和分析，从事物的全部总和以及事实的联系中去把握事物的本质，这样才能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找出正确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实际工作中，列宁十分重视实际调查研究对于政策制定的重要性。据德·伊·格拉兹回忆，列宁在采取任何一项重要决策之前，都要做一番周密的调查研究。1921年俄国粮食税政策的制定就是列宁经过一系列亲自调查研究的结果。他经常在办公室接见来访者；多次深入工厂、农村，与工人、农民们亲切交谈，倾听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直接了解手材料；亲自参加了苏维埃第8次代表大会非党农民代表会的会议，从非党农民代表对农村生活重大问题的讨论中得到一些情况，并把他所记录的农民的发言分发给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征求他们的意见。正是因为他能对下面的实际情况和群众意愿了如指掌，才使废除余粮收集制这个决定既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又切实可行。1922年1月，为了解某些管理部门的拖拉作风和官僚主义现象，列宁以“全俄肃反委员会的一个无名工作人员的身份乘车”，实地考察了全俄肃反委员会直接管辖下的轨道车管理中出现的“秩序混乱，工作马虎”等现象，给予严厉批评，并亲自委派和督促有关人员追查纵容这种作风的负责人的责任。他说：“幸亏我是化名乘坐轨道车的，所以能够听到而且已经听到职工们坦率而真实的（不像官方那样娓娓动听而虚假的）介绍。”而“大官出行往往要发几十份专电，兴师动众”
所以列宁一再地告诫全党：“少来一些政治喧嚷，少发一些知识分子议论。多接近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工作中实际地建设新事物。”
显然在列宁看来，要想掌握客观的真实的材料和事实，就要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不要兴师动众，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否则就可能被假象所迷惑，不能获得真实的情况，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
反观我们现实生活中某些上级领导干部下去调研时，热衷于讲排场、走过场，热衷于搞迎来送往、前呼后拥的形式主义的党风流弊，列宁进行调查研究不走过场的优良作风对我们党的作风建设是有借鉴意义的，也是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都应该时刻铭记的。众所周知，调查研究是领导干部制定工作方案或计划以指导工作的重要依据，而某些领导干部做调研时：擅长于“文山会海”，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满足于看材料、听汇报、上网络，坐在办公室关起门来做决策；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浅尝辄止，走过场。甚至有些领导干部热衷于“被调研”，即专门到已经有准备、已经打好招呼和安排的地方调研，显然这种调研是看不到实情、得不到真知、做不出正确结论的，由此，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中央党校一次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强调，领导干部搞调研，必须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多层次、多方位、多渠道地调查了解情况；必须有明确的目的，带着问题下去，切忌走过场；必须掌握调研活动的主动权，坚决避免出现“被调研”现象。
二、群众工作不“摆官架子”
列宁极其反对领导干部“摆官架子”。他把“摆官架子”看作“地主和资本家生活方式的余孽，因为这种余孽会使人行动起来像一个官”对此，他说：尽管俄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我们需要工程师，我们很重视他们的劳动。我们将很乐意付给他们报酬。我们暂时还不打算取消他们的特权地位。我们重视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但是，希望他们在工作中不要摆官架子，而应当同大家一样受工人监督”
列宁也极其反对党的领导干部以粗暴态度对待别人，特别是对待职位比自己低并且不敢表示反对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是卑鄙的，是和苏维埃人、一个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不相容的。他在1900年8月致娜·康·克鲁普斯卡娅的信中，批评某些俄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工作中因流言蜚语引起的人身攻击问题时指出：这“完全是摆官架子的行为和侮辱人格的吹毛求疵，所使用的手段是完全‘不能容忍的’”
1922年3月27日，列宁在《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中，针对共产党员在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中暴露出来的不会经营管理、不擅学习、“狂妄自大”问题提出批评说：“我们既然不懂，我们就要从头学起。我们到底还是革命者（虽然很多人甚至毫无根据地说，我们已经官僚化了），我们能够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对于新的异常困难的事业，应当善于三番五次地从头做起，开头碰了壁，就重新再来，——即使这样来上十次也没有关系，但是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不要摆架子，不要狂妄自大。”除此之外，列宁对于党的领袖表现出来的摆官架子习气更是气愤和担忧，1922年12月，由于斯大林对待同志的粗暴态度，列宁曾建议把斯大林从总书记的位子上调开，建议由一个“更耐心，更忠顺，更和蔼，更关心同志，少任性”的人来担任党的总书记
实际工作中，列宁虽位高权重，但待人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处处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绝不摆官架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全党做出表率。比如，列宁上班时客气地、主动地向士兵问好；对于别人的帮助，哪怕带报纸这样的小事都要表示感谢；出席会议从来不迟到一分钟，总是按照约定的时间提前几分钟，会上从不利用自己的威信压制别人，每个到会者都可以就所讨论的问题自由发言，也可以毫无顾忌地同列宁争论；自己发表文章不强人所难，提议“如合用，请刊登；如不合用，请扔进字纸篓”。对待普通劳动群众更是“不摆官架子”，有一次列宁在度假的国营农场周围散步，当他走进牛栏时，被管牛的人以命令的语气呵斥他立刻走开，列宁听了这个命令迅速离开，并没有因自己身份的特殊而感到不悦。
反观现实社会中，我国某些领导干部伴随着官越做越大、脾气也越来越坏、生活要求越来越高、房子越来越大、装修越贵越好、供应越多越好等“官架子”习气越来越浓的现象，作为苏维埃领袖列宁都能做到平等待人、不摆官架子，这不能不使那些“官不大，架子不小”的人感到汗颜。而那些不管走到哪里，总摆出一副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官老爷”姿态，热衷于前簇后拥、迎来送往，整天端着“官架子”、哼着“官腔”，陶醉于自我标榜、众人吹捧的“幻化的权力”之中的人，结果只是使“官不大，架子不小”的为官者离群众越来越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越来越淡薄，“官本位”思想越来越严重。其实，摆官架子、耍家长作风是一种低级趣味，是与我党的光荣传统相违背的，我们的许多老干部，从来没有架子。我们的总书记和总理却能够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田间地头和厂矿车间，同老百姓一起拉家常、聊冷暖，因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和爱戴，威望极高。比一比，也就明白为什么某些领导人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时，老百姓不是惋惜反而拍手称快。人民群众心目中自有一杆秤，只有那些时刻把老百姓的安危冷暖挂在心尖上，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忧人民所忧的不摆官架子的干部才是好干部。所以要做一名人民群众拥护和爱戴的好干部，必须丢掉官架子，永远置身于人民群众之中，时时刻刻把群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的标准，这样才会成为平等待人、不摆官架子的好干部。
三、日常工作不搞特权
十月革命胜利后，为了彻底铲除沙皇时期的等级特权制度，列宁领导苏维埃颁布了一系列废除特权的法令。如，1917年11月12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由列宁签署的《关于废除一切等级和文官官衔的法令》，规定废除一切公民间身份的区别以及身份的特权，取消公民中的等级制和文官官衔。同年又颁布了列宁批准的《关于全体军人一律平等的法令》，宣布废除军队中由于军衔而产生的一切特权。1918年7月，为了防止苏维埃机关因出现新的亲属关系网而产生特权，列宁批准制定了《关于不准亲属同在一个苏维埃机关中工作的法令》，法令规定：“三亲等以内的血亲和姻亲不能在同一中央机关或地方苏维埃机关中任职。”并且要求苏维埃机关的所有领导人都应从他们所负责的部门中解除那些违反这一法令的职员的职务。同年8月，人民委员会又通过了列宁起草的《关于俄罗斯联邦高等学校招生问题的决定》，明文规定：采取紧急措施，保证每个人都有升学的机会，绝不容许有产阶级享受任何法律上和事实上的特权。列宁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时从不允许因为他对任何规定有所破坏，从不搞特权，时时以身作则，带头自觉地、模范地遵守各种规章制度，真正地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在人民群众之中。如1919年3月列宁的秘书莉·亚·福季耶娃出于对人才的爱惜，请求列宁绕过法令，录用一名颇有才华但其姐姐在人民委员会任职的女同志到人民委员会工作，对此列宁做了这样的回答：绕过法令是不行的，“光是因为提出这样的建议就该送交法庭审判”。另外，革命胜利后当苏维埃政府由彼得堡搬至莫斯科的时候，列宁自觉遵守关于人民委员会的住房规定，选择了一处与其流放期间的房子差不多大小的住宅。列宁工作的办公室是一个不大的房间，人们多次建议他在侧厅换一间更大、更好一些的房间，都被严词拒绝。列宁为了写作，需要借阅几本词典和参考书，也严格遵守图书馆的规则，不因位高权重而搞特殊化。在生活中，因为多给一份面包、多发一点工资这样的小事，列宁都要严肃批评和主动退回。
反观当今中国现实社会中，某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利用权力在招生、就业等方面为子女谋取特殊利益；在保障性住房分配等民生问题上与民争利；有的干部家属仗势欺人，子女“衙内”习气严重；甚至有的干部倚仗位高权重，漠视党纪国法乃至以权压法等，党内这些特权思想和行为的存在，严重破坏了党的形象，也严重影响了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基础的巩固，必须引起全党警觉。其实，反对领导干部搞特权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立场。早在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就提出过防止各级领导干部特权化的主张；党章更是明确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共产党员永远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不得谋求私利和特权。2012年党的十八大中，我们党从新形势新任务出发，对党员领导干部进一步重申了这一政治原则：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自觉遵守廉政原则，严格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既严于律己，又加强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教育和约束，决不允许搞特权。这对于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四、经济工作不尚“革命空谈”
在列宁的著作中多次抨击“革命空谈”，他告诫布尔什维克党说：“马克思主义者可能犯的的致命的错误，就是把空谈当作事实，把虚假的外表当作实质，或者把一般的当作某种重要的东西。”尤其在革命的紧要关头和重要的转折时期不顾客观形势而一味“鼓吹革命战争的革命空谈会断送我们的革命”，这种空谈的口号很漂亮、很诱人、很醉人，但是毫无根据，其实质是“一味重复口号、空话和战斗叫喊，却怕分析客观实际情况”，并且“容易接受革命空谈是小资产阶级性的一种残余表现”。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只有学会独立地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你们才能认为自己的信念已经十分坚定，才能在任何人面前、在任何时候，很好地坚持这种信念”。如果有半点虚伪和不实，就可能做出荒谬的决定，而贻误革命工作。1918年5月，列宁在揭露托洛茨基、布哈林、拉狄克、皮达可夫等人在对缔结布列斯特和约问题上的“左派”幼稚病时说：“空话连篇，夸夸其谈，这是没有固定阶级特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有组织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对于有这种‘习性’的人，一定会给以惩罚，大概轻也要加以嘲笑和撤销其一切负责职务。”
列宁认为，对待革命事业尚且禁忌空谈，同样，对待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更应该反对“革命空谈”，他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随着所处环境和地位的改变，俄共（布）党内一些人日益滋长了一种不务实事，热衷空谈，对工作敷衍塞责的不良风气，比如某些妄自尊大的共产党员热衷于“革命空谈”，他们无论白天和黑夜，都忙于起草提纲、提出口号，发表抽象的议论，却不善于做具体工作，“虚构、夸大和书生式的许诺（‘事情正在就绪’‘计划业已拟就’‘力量已经投入’‘现在可以担保’‘肯定有所改善’，以及诸如此类‘我们’特别擅长的油腔滑调）”比比皆是，这些严重影响了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阻碍了新生政权各项工作的开展。而社会主义国家“需要的经济是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不是泛泛的议论、学究式评述、书生的计划以及诸如此类的空话。列宁警告说，这种“空谈病”一旦传染开来，势必像“缠人的疥疮”一样，“折磨和危害”党的肌体，严重“妨碍经济建设”，这恰恰是目前“对我们党的（因而也是对革命的）威胁”。基于这种分析，列宁号召共产党人“少来一些政治空谈。少发一些书生的议论。多深入生活，多注意工农群众怎样在日常生活中实际地创造新事物”；“多知道些事实，少来些假冒共产主义原则性的争论吧！”。不要把代表大会和会议变成空谈机关和场所，而要变成检验经济成就和能够真正学习经济建设的机关，“空话在任何时候都是有害的”，尤其在紧要关头，它会起致命的作用。不仅如此，列宁自己与空谈作风格格不入、绝不调和，他说：“如果空谈政策占了上风，那我个人当然是一秒钟也不会留在政府和我们的党中央委员会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干部必须学会从变化了的实际情况出发，确定自己的新的工作方法，不能以幻想代替事实，不能为自己制造神话，不能浮夸，不要武断，不要说假话，更不要吹牛。列宁在实际工作中时刻警惕革命空谈的危害，认为讨论和研究问题必须从实际出发。众所周知，在苏维埃国家资本主义的各种形式中，“租让制”是苏维埃政权把资本主义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并逐渐向社会主义大生产过渡的阶梯。1920年3月，列宁亲自拟定了关于“租让制”的提纲，同年11月签署了租让法令，提出吸收外资参加开采和加工俄国的天然财富，以加速俄国生产力发展的完整思想。但是这引起了党内不少干部的疑虑和担心，他们认为把外国资本家请进来，就是要毁掉俄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前途，对此列宁严肃地指出，当前如果不实行租让政策，只能说明我们是脱离俄国实际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上没有一点求实精神，“我们在革命前讲了15年理论，革命后管理了两年国家，现在就应当表现出求实精神和实践精神”，只有统一全党认识，从根本上扭转部分领导人的狂妄自大和革命空谈，彻底改变谈论的方式和实际内容，把革命胆略、革命热情和脚踏实地的精神结合起来，为人民办实事、好事，才算是具有求实的精神和作风。
反观在我国的经济工作中由于个别领导干部的狂妄自大和夸夸其谈给经济建设带来的巨大损失，不能不说列宁强调的经济工作中必须经过“搜集、周密地审核和研究新生活的实际建设中的各种事实”对于指导今天我国领导干部的经济工作具有普遍意义。虽然我们党长期以来大力倡导求真务实，力戒空谈，但是空谈这一顽疾却像牛皮癣一样在某些党员干部的身上仍然体现着，也如人们调侃说:随着各级领导干部文化素质的提高，经过各种学习培训，某些领导干部的“做功”不见增长，而“唱功”却日趋见长，可见某些领导干部工作中习惯于空谈政策、坐而论道、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的不良作风严重损害了我们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更为危险的是，由于某些领导干部的空谈和好大喜功，也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比如某些领导干部说起发展思路来，往往是大话、空话、假话连篇，口号震天实则大而无当；抓起工作落实来，往往是急功近利、表面文章、弄虚作假，大张旗鼓实则劳民伤财，结果造成经济虚假数字大行其道、豆腐渣和烂尾工程事件层出不穷，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现象难以避免，这正应了习近平同志多次告诫全党的“空谈误国”那句话。我们共产党人不是空谈家，而是实践家，新世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靠什么？不是靠空谈，而是靠实践，靠领导亿万人民群众生机勃勃的实践，这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在“求真”上下功夫，更要在“务实”上做文章，尤其要做到讲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不提不切实际的口号，不提超越阶段的目标，不做不切实际的事情，力戒空谈、追求实干，把心思用在务实上。不管什么时候都要谨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就要实干、不能空谈。
总之，在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回溯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作风，进而再观照中国现实社会中某些领导干部的种种令人揪心的党风流弊，既能使我们深刻感知先辈们光耀千秋、永志后人，令贪者廉、儒者立的闪光人格，也能惊喜地发现其给予我们的资政育人、医治流弊的精神滋养。如黑格尔所言，传统美德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的洋溢，犹如一道洪流，离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世纪之端，党的大政方针已定、目标已明，唯愿列宁的优良作风也能成为一种美德，经过我们广大党员干部的生命洋溢越传越宽广。
制度体系视阈下的巴黎公社及其经验教训
——纪念巴黎公社145周年
巴黎公社的制度体系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基本框架包括政治制度体系、经济制度体系、文教制度体系、群团制度体系。其成就和经验在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制度，建立普遍选举的人民代表制度，建立议行合一的行政管理制度，建立观念牢固的法律法规制度，建立严格规范的廉价政府制度，建立切实有效的民生民计制度，建立胸襟开阔的国际团结制度。其失误和教训在于：没有建立稳固有力的领导核心，没有统一始终存在的派系内争，没有建立牢固可靠的工农联盟，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对敌措施，没有抓住利益攸关的经济命脉。
1871年3月18日，面对外来的入侵和内部的投降，巴黎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毅然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的个无产阶级政权——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虽然仅仅存在了72天，却创造了历史的辉煌。巴黎公社在短短的时间内，迅速打破了“旧世界”和旧的国家机器，而建立起一个“新世界”和新的国家机器，这种革命精神、创新精神以及视死如归的精神将是人类的一笔精神财富。不过，巴黎公社的很快失败，也暴露出其存在着诸多问题，特别是在制度体系建设方面，值得我们深思和总结。
一、巴黎公社的制度体系建构
巴黎公社时期，一般而言指的是巴黎革命起义开始到革命失败。由此，巴黎公社的制度体系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阶段从革命胜利到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立
（1870年9月4日至1871年3月15日）;第二阶段巴黎公社成立（1871年3月15日至3月28日），第三阶段巴黎公社失败（1871年3月28日至5月28日）。
在阶段，制度体系建设主要表现为打破“旧世界”和旧的国家机器。在巴黎革命之前，法国处于路易·波拿巴于1852年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统治之下，其实质是金融贵族和大工业资本家的专政，对内实行军事独裁，对外进行军事扩张。当时，工人运动蓬勃发展，1870年国际巴黎支部已达25个，国际会员和同情者24万余人，并成立了国际巴黎支部联合会。但是，工人运动一再遭到镇压，这也激起了包括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广大人民的普遍反对。为了摆脱统治危机，波拿巴政权发动了普法战争，结果一败涂地，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1870年9月3日，巴黎人民上街游行。4日，工人和市民群众包围皇宫，驱散议会，宣布推翻帝制，成立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但是革命果实被资产阶级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窃取，成立了反动将军特罗胥为首的临时政府——国防政府。这样一开始就出现了两种制度的对立与冲突，一方面巴黎人民要求成立公社作为城市自治机关（当日里昂、马赛、图鲁兹已建立公社），另一方面国防政府却委派了巴黎市长和全市20个区的区长。5日，工人在每个区自行选举产生了警备委员会，每区警备委员会各派4名代表组成20区中央委员会，从而建立起了与国防政府对立的群众自治组织。6日，面对普军兵临巴黎城下的危机，在工人积极争取下，仅仅3个星期就建立起194个营、30万人的以工人为主体的国民自卫军。1870年10月31日、1871年1月22日，工人两次举行起义、宣布成立公社均被镇压。1871年1月28日，国防政府与德意志签订投降协定，成立了反动的梯也尔政府，并处心积虑要解除工人武装。为此，3月15日，工人建立了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形成了革命指挥中心。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巴黎公社已经处于酝酿之中，相关的领导机构和制度已经建立。
在第二阶段，制度体系建设主要表现为建立“新世界”和新的国家机器。为了消灭工人武装，巩固资产阶级的反动统治，3月18日梯也尔政府军偷袭国民自卫军大炮集结地——蒙马特尔高地，结果引发了革命军队和群众的反击和武装起义。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发表宣言：“夺取政府权力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无可推卸的职责和权利。”
在此指导下，起义武装占领了市中心，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进驻市政厅，梯也尔政府逃往市郊的凡尔赛。武装起义胜利后，中央委员会成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临时政府，发布了37个文告和声明，决定接管旧政权、建设新政权和进行公社选举，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政治上，撤销旧官僚，开除怠工官员，镇压了两次反革命游行和暴乱，解除和解散旧武装，同时派革命代表进驻政府各部，任命革命将领；在经济上，撤销拍卖当铺物品的决定，禁止驱除无力交租的房客，长期债务延缓一个月偿还，两次从银行提款发放军饷和救济贫民等。3月26日，举行了公社选举。选出公社委员86名，实际任职64名（布朗基在狱中，21名资产阶级分子退出），大多是普通工人和代表工人的知识分子。28日，在市政厅广场举行由20万人参加的巴黎公社成立大会，世界上个无产阶级政权正式诞生。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作为临时政府和向巴黎公社过渡的组织机构，已经建立起了相关的领导机构和制度机制。
在第三阶段，制度体系主要表现为建设“新世界”和新的国家机器。公社成立后，先后颁布了361个公告和法令。其中，3月29日，发布个公告，宣布公社为现今政权，并组建了公社委员会及下属10个委员会的政权机构；颁布法令废除征兵制，颁布新的诉讼法，取缔旧警察、旧法院及其制度；颁布法令免缴三个季度房租和停止变卖当铺典当品。4月2日，颁布法令规定国家机关公职人员不得超多6000法郎（只相当于熟练工人的工资）。4月3日，颁布法令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4月16日，颁布延期还债法令，决定将逃亡企业主的企业暂交工人协会。4月20日，颁布法令废止面包工人的夜班。4月24日颁布法令征用空闲住宅交给遭受炮火的工人和市民居住。4月27日，颁布法令规定工厂主不得任意对工人罚款和克扣工资等。5月9日，颁布法令规定由政府免费给失业工人介绍工作。可以说，通过这些文告和法令，巴黎公社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制度体系。公社的建立和发展，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反动阶级统治的根本否定和极大威胁，因而始终遭到破坏、反扑。4月2日，梯也尔政府军开始武装进攻巴黎。巴黎人民进行了顽强的抗击，坚持了一个多月。5月21日，反动军队在内奸的引导下攻入城内。在著名的“五月流血周”，巴黎人民以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悲壮的史诗。5月28日，后一个街垒陷落，存在了72天的巴黎公社终失败。在此过程中，公社的制度体制因形势的变化曾发生变化，如4月20日公社会议决定将10个委员会体制改组为9个委员会代表制（9个委员会各选举1个代表组成新的执行委员会），以利于集中权力；如5月1日成立社会拯救委员会，以集中权力应对军事危机。由此可见，在这一阶段，巴黎公社是新政权的领导机构，颁布的文告法令规定了相应的制度和机制，因而形成了相对完善的制度体系。
二、巴黎公社的制度体系结构
巴黎公社的政治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包括领导机构、施政纲领、施政制度和措施。领导机构，即公社委员会及下属10个委员会。公社委员会，由普选产生、实际到任的64名委员和后来补选的17名新委员组成，是公社的权力机关，不设主席，开会由委员轮流主持。10个委员会，即执行、军事、粮食、财政、司法、治安、劳动与交换、社会服务、对外联络、教育等委员会，其中，执行委员会具有广泛的权力，负责执行公社的一切法令和其他委员会的一切决议；军事委员会代替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执行原陆军部职权；劳动与交换委员会相当于过去的公共工程部，并负责商业部的部分职能；社会服务委员会负责邮政、电报、交通等；对外联络委员会负责与外省、欧洲各国，特别是与普鲁士的外交事务；其他各委员会负责相应的粮食、财政、司法、治安、教育等事务；除了执行委员会之外的9个委员会地位平等，各司其职；各委员会包括6至9名委员，地位平等，没有领导核心或特权人物；10个委员会是公社的执行机关，执行公社委员会发布的文告、法令、决议等。施政纲领，即由起草委员会拟定、公社委员会通过的《告法国人民书》，宣告革命是推翻旧政权的新型革命，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广泛民主的新型政权，是要建立一个各公社充分自治的、联合的、统一的新的民主共和国，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公社革命和公社政权的面貌。施政制度和措施，包括：宣布公社是现今政权，否定凡尔赛政府及其国民议会的合法性；废除征兵制和资产阶级常备军，代之以人民的武装——国民自卫军；改造旧政府，改组旧机关，清除旧官吏，扫除旧作风；建立新法制，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建立健全司法程序；实行政教分离，调查和没收教会产业，同时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镇压反革命，清除混入公社内部的敌对分子，打击特务的破坏活动;公职人员由普选产生，对选民负责，向选民报告工作，接受选民监督，不称职者可随时罢免和撤换；规定公职人员的年薪，取消经济特权，兼职不得兼薪；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拆毁象征沙文主义的旺多姆广场纪念柱，改广场为国际广场，宣扬建立世界共和国，欢迎和吸收外国人参加公社，等等。由此，巴黎公社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政治制度体系。
巴黎公社的经济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包括领导机构、具体制度和措施。领导机构，即劳动与交换委员会，负责经济制度和措施的拟订，对社会经济进行改造和建设。具体制度和措施包括：将逃亡业主所遗弃的工场转交“工人协作社”，委托工人协会联合会执行，先由工人管理，日后赎买，触及资本主义的所有制；改革劳动报酬，降低高薪，提高低薪，缩小差距，照顾工作差异，力求使劳动报酬与劳动量相称；尝试劳动者直接参与企业管理，卢浮军械修配厂《条例》和《章程》规定工厂各级领导的职责和权限、民主选举代表、设立工厂管理委员会、设立工人监督委员会、十小时工作日、较为合理的劳动报酬等；废除面包工人的夜班制，规定不得在早晨五时以前开始工作，违者没收所生产的面包分给穷人；禁止任意罚款和非法克扣职工工资，限制额外剥削；委托工人协会签订包工合同，保障男女工人的工资；保障居民食品供应，禁止食品出境，为粮商提供方便，同时打击哄抬物价等不法行为；恢复生产，组织劳动，成立职业介绍所，解决包括妇女在内的就业问题，缓和失业现象；规定债务无息延期偿付，解决小商人、小业主的实际困难；对于当铺的典押物品，禁止随意拍卖，典当金额不超过20法郎者一律无偿发还；规定免缴三个季度（1870年第四季度和1871年、二季度）的房租，如果已经交付的则抵作将来各季度的房租，带家具住房的租户免缴欠租；征用逃亡分子的大小住宅及有家具的房间，交给房产遭受炮击的居民使用；抚恤收容烈属和伤员，开办养老院；整顿邮政、电报、铸币、税务、铁路等部门，增加财政收入，同时精打细算，节约开支，等等。由此，巴黎公社也建立了相应的经济制度体系。
巴黎公社的文教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也包括领导机构、具体制度和措施。领导机构，即教育委员会及教育组织委员会，负责文化教育制度和具体措施的拟订，其中教育委员会是公社10个委员会之一，教育组织委员会则是倡导成立的具体负责机构。具体制度和措施包括：清除学校中的教会人士、宗教遗迹，注重对学生进行科学文化知识和高尚道德品质的培养，以世俗教育全面代替宗教教育，实现国民教育的世俗化；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和物质待遇，激发其革命积极性；注重普及初等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并提供学习用品；积极兴办职业教育，设立各类职业学校；重视妇女教育，规定男女平等，设立女子职业学校；重视幼儿教育，设立托儿所，配备医生和护士，进行科学教育实验；召开巴黎艺术家代表大会，组建艺术家联合会并发布其纲领；保护文物和艺术遗产，开放图书馆和博物馆；鼓励创作了具有较为突出特色和成就的政治漫画；赞同成立演员联合会，尝试改组剧院和国家干预文学艺术；鼓励鼓舞士气的街头演奏会和大型音乐会；鼓励诗歌创作，涌现了鲍狄埃及其名作《国际歌》，等等。由此，巴黎公社在文化教育方面也建立起了相应的制度体系。
巴黎公社的群团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包括工人组织、妇女组织、俱乐部、宗教组织、中小资产阶级社会团体、媒体组织等。其中，工人组织，包括同业公会和国际巴黎组织，当时巴黎有34个同业公会、43个生产合作社和7个食品合作社，它们支持和监督公社，驳斥资产阶级报刊的谣言，国际巴黎组织表现为建立了一些新的支部，在市政厅设立“倡议委员会”以保证巴黎国际联合会委员会与公社委员会的联系；妇女组织，的是“保卫巴黎和救护伤员妇女协会”，其组织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和各区委员会，其职责就是保卫巴黎、救护伤员，并受劳动与交换委员会的委托成立统一的女工工会联合会，她们发表战斗宣言驳斥署名“一群女公民”的媾和传单，并涌现出“蒙马特尔红色姑娘”露易丝·米歇尔等英雄人物；俱乐部，是公社与群众密切联系的良好组织形式，是群众活动的重要场所，当时有几十个，的是第三区俱乐部，后来成立了“俱乐部联合会”；宗教组织，即共济会，开始曾调解巴黎公社与凡尔赛的关系，后公开支持巴黎公社，举行了盛大的万人游行，与巴黎帮工联合会发表《致法兰西和全世界兄弟们》声明，并设立半官方组织帮助改进公社；中小资产阶级社会团体，主要是各省共和主义联盟、中央共和主义联盟、各省协会联合会，各省共和主义联盟由外省籍的巴黎居民组成、按省份分成若干分部，中央共和主义联盟主要由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中的民主派组成，各省协会联合会则由在外省出生而住在巴黎的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组成，他们“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3页。；媒体组织，主要是革命或民主的报刊，包括公社新政权的机关报（《公报》）、各种革命倾向的报刊（布朗基派、新雅各宾派、蒲鲁东派、国际巴黎支部等的报刊）、激进共和派的报刊（雨果的《号召报》等），还有大量的群众来信。由此，巴黎公社在群众组织方面也形成了较为系统的制度体系。
三、巴黎公社制度体系建设的成就和经验
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制度。巴黎公社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尝试，其的成就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付诸实践和变为现实，次在世界上呈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新型国家的雏形。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明确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
在巴黎公社失败后不久，马克思仍然强调：“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关于这一点不可能有任何异议。”即使在20年后，恩格斯仍然重申：“你们想知道无产阶级专政是什么样子吗？请看巴黎公社。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建立和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就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性质（国体）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区别。
建立普遍选举的人民代表制度。巴黎公社从始至终都体现了人民当家做主，而其主要的方式就是普遍的选举。从开始的各区警备委员会到20区中央委员会，再到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再到巴黎公社，都是由普遍的选举产生的，因而能够充分地体现了人民的意愿。据统计，在公社选举中，参加投票的选民共计有二十二万九千一百六十七人，相当于当时巴黎选民的三分之二以上。而这正体现了公社的民主性质，因为公社“所建立的秩序，将是真正的、持久的秩序，因为它的基点在于经常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不断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助”。这种创举是史无前例的，区别于以往的任何政权。
建立议行合一的行政管理制度。巴黎公社的委员是由普选产生的，并且可以随时撤换；委员既是人民代表，又是国家公务人员；公社委员会是权力机关，拟订和颁布文告、法令，也是执行机关（主要通过下属10个委员会，特别是执行委员会），从而创立了“议行合一”的行政管理体制。对于这一体制，马克思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予以肯定：“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这样，“社会公职已不再是中央政府走卒们的私有物。不仅城市的管理，而且连先前由国家行使的全部创议权也都转归公社”。因此，这种体制具有较高的行政效率。不过，这一体制也是在革命战争时期的特殊产物，并为苏俄的苏维埃制度所继承。
建立观念牢固的法律法规制度。巴黎公社从始至终都体现了法制观念和法制建设，从宣布公社是政权开始，一直到革命失败，公社在短短的72天中共颁布了几百个文告、法令，从而建立起了相对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这些法律法规，既涉及政治、经济、文教建设，也涉及社会管理、外交联络，既有对机构的建立，也有对人员的安排，还有对司法本身的规定。如公社规定：“用普选方法选举法官的原则应该在将来成为法律。”
公社还颁布法令规定：“一切司法决定和判决将用人民的名义发表。”马克思曾说：“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巴黎公社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创立了社会主义法制政权的典范。
建立严格规范的廉价政府制度。尽管“廉价政府”是资产阶级政治学者提出来的，但其真正的实现却只有在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中，巴黎公社以自己的切实行动证明了这一点。巴黎公社从一开始就采取各种措施防止腐败、变色，“不要忘本”，如废除高额薪金、废除各种特权，如严格规范公务人员行为（不得佩戴绶带骑马闲逛、不得乘坐豪华轿车马车、不得穿戴显示身份的华丽衣装、不得利用职权无偿居住高等房间等）。特别是公社的一段宣告至今仍振聋发聩：“我们过去是劳动者，今天仍然是劳动者，将来也还是劳动者。我们正是因为代表道德反对邪恶，代表克己奉公反对滥用职权，代表廉洁清正反对腐化堕落，所以才获得胜利的——这点千万不可忘记。应当保持我们的高尚品德，首先应当做一个忠于职守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建立一个严正的共和国，而只有这样的共和国才能够，也才有权存在下去。”巴黎公社的原则，值得我们时刻牢记。
建立切实有效的民生民计制度。巴黎公社作为个真正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权，始终关注和着力解决关系群众利益的民生民计问题。如解决工时、工资、债务、食品、住房等问题，如解决就业、教育、抚恤、救济等问题，因而也得到广大群众的大力支持，乃至为之献出生命。与之相适应，巴黎的社会面貌焕然一新。为此，马克思赞叹：“巴黎的个人犯罪案件惊人地减少了，小偷和荡妇没有了，暗杀和路劫也没有了，巴黎的保守分子都逃到凡尔赛去了！”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公社简直是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这种民生制度及其影响，充分地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及其良好形象。建立胸襟开阔的国际团结制度。巴黎公社从一开始就具有无产阶级国家所固有的国际主义性质，并以实际行动建立起了相应的制度。这些制度包括：提出口号、发布文告、人事安排、变更标志等。巴黎公社在革命前直到革命失败，一直高喊着“世界民主社会共和国万岁”“建立世界共和国”“世界社会共和国万岁”“世界共和国万岁”等口号，并在许多文告中得以明确体现。
公社始终欢迎和允许外国人参加公社，其中就包括匈牙利人弗兰克尔、波兰人东布罗夫斯基和符卢勃列夫斯基、俄国人德米特里耶娃等革命家，还有很多外国人为保卫公社献出了生命。更为鲜明的标志，就是把旺多姆广场改名为国际广场。正因如此，恩格斯指出：“使公社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是它高度的国际性。这是它向一切资产阶级沙文主义表现的勇敢挑战。”
四、巴黎公社制度体系建设的失误和教训
没有建立稳固有力的领导核心。公社始终重视和发扬民主，这是优点和值得称道的。但是，由于过度重视民主，也导致了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公社委员会没有核心，开会时推选临时的“会议主席”；10个委员会内没有领导核心，各委员地位平等；执行委员会不是核心，实际与其他9个委员会并列；改组9个委员会代表制后，执行委员会仍然没成为核心，“以致每个代表都自作主张，根据自己的职权发号施令”。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后来成立的社会拯救委员会尽管声称“公社的权力是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受人争夺的”，但为时已晚。这种深刻教训说明，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是实行民主集中制，实行广泛的民主，但也必须实行高度的集中。在的派系内争。巴黎公社在革命伊始，就存在各种各样的派别，不过在革命方面是团结的。但是在公社成立之后，在公社性质特别是在公社是否应该集权方面逐渐发生分歧，终在成立相对集权的社会拯救委员会时分裂为多数派和少数派。其中，布朗基派和新雅各宾派占2/3，是多数派，蒲鲁东派及其拥护者占1/3，是少数派。布朗基派“是在密谋派别中培育出来的，是靠相应的严格纪律团结在一起的”，是主张集权的；而蒲鲁东派则“对联合简直是切齿痛恨的”，是反对集权的。多数派一再排挤乃至剥夺少数派的权力，少数派则一再对抗乃至发表宣言将分裂公开化，虽然二者后又携手共同捍卫公社，但这种争论和分裂打击了公社威信，造成了思想混乱。对此，恩格斯说：“不言而喻，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值得称道还是不值得称道的方面，首先要由蒲鲁东派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要由布朗基派负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马克思指出：“革命应当是团结的，巴黎公社的伟大经验这样教导我们。”
没有建立牢固可靠的工农联盟。实际上，巴黎公社一开始就注意到农民问题。如3月21日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公报》宣布：“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了资产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富有的地主，以及他们的国家寄生虫）以外的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首先它代表的是法国农民的利益。”再如4月10日《公社报》发表的《巴黎公社社员告农村劳动农民书》（安德列·列奥起草），曾把巴黎公社的基本要求概括为：“土地给农民，劳动工具给工人，人人都要干活。”并在公社危急时刻，印成传单向城郊散发10万份，以争取农民的支持。但是，工农联盟并未建立，这成为公社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当时不具备客观条件，19世纪的法国，“在城市生产者和农村生产者之间、在工业无产阶级和农民之间是存在着深刻的矛盾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公社领导没有重视农民问题，公社内部对农民问题认识也不统一，因而没有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这也是整个无产阶级革命的深刻教训。
没有采取坚决有力的对敌措施。巴黎公社虽然发动了坚决的革命，但是在许多问题乃至关键问题上没有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对敌人失之于“宽容”和“仁慈”，或犹豫不决，以至于失去很多良机。对此，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当梯也尔通过偷袭蒙马特尔已经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不肯把这场内战打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立刻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粉碎梯也尔和他的那帮乡绅议员们的阴谋。中央委员会没有这样做，反而容许秩序党在3月26日的公社选举中再次较量。这一天，‘秩序人物’在巴黎各区政府同他们的过分宽宏的战胜者互道温和的和解之词，可他们内心里却咬牙切齿地发誓，时机一到定要将对方消灭干净。”除此以外，公社对反革命暴乱也没有采取坚决的镇压，而仅限于驱散；没有剥夺资产阶级反动分子的政治权利，使其仍能参加选举和被选举；没有坚决查封反动报刊，使其仍然散播不利信息，等等。终，致使反动势力有了喘息之机，并逐渐坐大、内外勾结绞杀了革命。
没有抓住利益攸关的经济命脉。巴黎公社在经济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但也有很多失误，特别是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对此，马克思深刻指出：“为什么公社在经济方面忽略了很多据我们现在看来是当时必须做的事情。令人费解的，自然是公社把法兰西银行视为神圣，而在其大门以外毕恭毕敬地伫立不前。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这会迫使整个法国资产阶级对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它同公社议和。”更为重要的是，梯也尔政府正是从法兰西银行获得了源源不断的巨款资助，才得以恢复元气、重新发展、进行反扑和绞杀革命的。10多年后恩格斯也指出：“蒲鲁东主义者所实行的社会措施就是拒绝没收法兰西银行，而这是公社覆灭的部分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