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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汝埙”还是“伯吹”，两个名字都有点深奥，不太好理解。原来，这两个名字出自古老的《诗经》中的《小雅·何人斯》一诗：
伯氏吹埙，仲氏吹篪。
及尔如贯，谅不我知。
出此三物，以诅尔斯。
“伯氏”是哥哥的意思，“仲氏”是二弟的意思。“埙”和
“篪”是古代的两种乐器。古代人把钱贝穿在一根绳上，称为“贯”。这里大意是说：哥哥喜欢吹埙，弟弟愿意吹篪，这样都很好呀！你们应该像钱贝穿在一根绳上一样，常在一起，互相谅解，不分不离。
总之，无论是“汝埙”还是“伯吹”，都蕴含着亲情怡怡、友好相处、互敬互谅的美意。
1926年陈伯吹开始在儿童刊物上发表作品时，首次署了“陈伯吹”作为笔名，后来这个名字就渐渐取代了原来的“汝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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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式小学的课程，和沈秀才办的私塾里的蒙学课可不一样。新式小学里，阿拉伯字母、算术、国语、历史、地理，还有音乐、体育，都要学习，比私塾里的内容丰富得多了！
小汝埙真是如鱼得水，一天到晚欢喜得不得了，每天像勤快的小麻雀一样，不停地啄食着知识的草籽和谷粒。
也正是在这所高等小学里，校长李墨浓先生给小汝埙改了一个新的学名叫“伯吹”。
“‘伯氏吹埙，仲氏吹篪。及尔如贯，谅不我知。’好啊好啊，你们小哥俩一个吹埙，一个吹篪，好好用功吧！可不要辜负了你外公外婆和父母亲的期望，更要对得起你外公这个闻名遐迩的手艺人的名声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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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这个故事后，小伯吹觉得还没有听过瘾，就大胆地对那位大哥哥说：“大哥哥，你能不能把这本书借给我看一看呢？”
“借给你？……那你能保证不把书弄脏、弄丢吗？”“我保证，一定会好好爱惜书本！”
小伯吹好像看到了一线希望。
“光爱惜还不够，我……可以借给你看，不过嘛，还有一个条件……”那个高年级同学故意拉长声调说。
“什么条件？我都愿意答应的。”
“其实也很简单，你……当着大家的面，给我磕三个头，好不好？”
小伯吹听了，二话没说，跪下就朝大哥哥咚咚咚地连磕了三个响头。
他的这个举动，引起了听故事的小同学们一阵开心的哄笑。大哥哥本来是想逗一下小伯吹的，没想到他真的磕了三个头。
于是，他说话算数，把那本《无猫国》借给了小伯吹。小伯吹拿到书，如获至宝，赶紧跑回家，和弟弟一起看书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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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小伯吹休学的日子里，爸爸给他从上海买回了好几本他从未听说过、更没有看过的好书。让他难忘的两本书，一本是《世界地图册》，还有一本是法国作家凡尔纳的科学幻想小说《从地球到月球》。
这两本书，成了小伯吹心爱的课外读物，也给他打开了两扇全新的、明亮的窗户。
当他长大成人，成了一名作家后，也为孩子们写过不少科学幻想故事和科学童话，这或许就跟小时候爸爸给他买回来的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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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妈，这个你尽管放心好了，我已经问清楚了，考上龙门师范后，不用交学费，也不用交伙食费。”
“就算不收学费，不收伙食费，可是，要去上海念书，总得有一身新衣服、新被褥吧？总得有一双新鞋子、一个新脸盆吧？……”
小伯吹听妈妈这样一说，顿时默不作声了。
他知道，他想报考龙门师范的梦想，已经不现实了。
小小少年转过身去，背着妈妈，在心里深深地叹息了一声，忍着眼泪走出屋去。
小院子里有一堆还未劈开的木柴。小伯吹忍住眼泪，拿起了斧头，帮妈妈劈这些准备过冬用的木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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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诗人这样说过：在每个家庭里的每一个人身上，都隐藏着一种说不出的厌倦感，这种厌倦感使他们总想逃离，过一种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
其实，在少年陈伯吹的心里，也存在着这样一种厌倦感和逃离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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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两边的青灰色屋顶上，古老而整齐的瓦片缝隙里，长满了金色的、安静的瓦松。瓦片之间仿佛凝固着往昔时光里斑驳的残梦。那交错相映的双拱石桥，精致而又历尽沧桑。岁月的脚步从一座座老桥上轻轻迈过，时光的流水从一座座老桥下缓缓远去；浣衣和淘米的女子永远是那样温婉和妩媚。浅浅的小船来来往往，载着欢乐，也载着艰辛，载着一代代人对幸福生活的期待与畅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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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看到报纸上登载了一则招考广告——赫赫有名的中华书局正在招收练习生时，他马上想到了小伯吹，就赶紧替他报了名，顺带着也给镇上另一个他比较看好的少年郁云来报了名。
意想不到的是，中华书局很快就寄来了通知，让两个少年去上海应试。
喜从天降。两个少年怀揣着美丽的梦想，神采飞扬地赶紧出发，一路上，一边欣赏着美丽的江南秋色，一边兴致勃勃地憧憬着、谈论着各自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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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管校长的开学致辞讲得很是生动，富有激情，听得陈伯吹心里热乎乎的。后来他慢慢知道了，原来这位管校长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他曾经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的主事（校长），是孙中山担任临时大总统时的教育次长、有名的教育家袁希涛（观澜）先生的高足，多年来致力小学基础教育。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之后，管校长更加感到了推行小学基础教育，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所以就从北京回到宝山家乡，续办师范讲习所，继续他教育救国的梦想。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少年陈伯吹在这里度过了清苦而充实的两年学习生活，也奠定了他日后成为一名小学教员，成为一名儿童教育家的职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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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陈伯吹已经16岁了。
他虽然看上去仍然是一个稚气未脱的瘦弱少年，但现在已经是国民小学的一名正式教员了。
朱家宅，又叫朱家寨、朱家楼。像当时江南地区的许多小村庄一样，虽然新世纪的新文化、新思潮已经涌入了这里，但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和一些旧式的教育观念与门风，依然在小村庄里盛行。村里有不少前清的秀才、举人，仍然在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不少所谓的“书香门第”对新式教育仍然心存疑虑，不愿意把自己的下一代送进“洋学堂”，宁愿继续选择上私塾，去学《四书》《五经》之类的古书和蒙学读物。
16岁的陈伯吹只身来到朱家宅国民小学，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境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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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学着《爱的教育》的写法，把感人的故事、儿童教育方法和理念、自己的童年体验和他理想中的乡村小学前景都融合在他所写的故事里，有真实生活的影子，也有合理的想象与虚构。他想在这本小说里，写出他心目中理想的、美好的乡村小学生活“范式”，所以，他把书名定为《模范同学》。
1924年秋天，这本小说终于写完了。
看着厚厚一大摞用毛笔字写出的清清爽爽的稿子，他的脸上露出了几分喜悦之色。要知道，这是他文学创作的处女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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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命运对他的打击还没有结束。
早在父亲患病之前，为了减轻家中负担，陈伯吹一直十分疼爱的二弟汝宽刚刚十二岁时就征得父母亲的同意，离开家到上海的一家南货店里当了小学徒。
汝宽小小年纪，扛箱、卸货、守夜、值班……什么苦都吃过，好不容易苦熬了三年，眼看就要出师了，没想到却患上了严重的肺结核！
肺结核在今天已经算不上什么大病了，可是在那个年代却是致命之症。更何况家里已有病重的父亲，哪里还有更多的钱给汝宽治病！
父亲去世仅仅两个月之后，悲痛再次降临。只有十七岁的汝宽，被肺病生生地夺走了年轻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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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做过《儿童世界》主编，熟悉陈伯吹的“强项”在哪里。他从陈伯吹的职业优势和创作专长考虑，劝他扬长避短，专攻儿童文学，那样前途会更广阔。
这是一个几乎决定陈伯吹今后乃至毕生的人生方向的忠告，陈伯吹欣然接受了。
或许这其中早就有某种因果联系，正所谓“茎里有的，种子里早就有了”；也如诗人弗罗斯特笔下的“林中的道路”：“当我选择了人迹稀少的那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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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的陈伯吹真是天天忙碌啊！
他几乎每天都是这样度过：上午，要作为教师，去给幼师的学生们上课；下午，又要作为学生，去大夏大学的教室里听课；到了晚上，除了给幼师的课程备课，还时刻惦记着给《儿童世界》等刊物写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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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丽思小姐》单行本出版后，很多家长和小读者称赞说：“这才是我们中国的阿丽思，她代表着千千万万不愿做‘小亡国奴’的中国孩子！”
在《阿丽思小姐》准备出版的时候，陈伯吹又承受了一次亲人离去的剜心之痛。
他的四弟汝敏在小学任教，因为过度劳累，得了肺病，不幸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这是命运对陈伯吹的又一次沉重打击！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都因疾病过早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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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淞沪停战协定》签署后，上海的战事暂告结束，社会秩序逐渐恢复，书刊出版业也起死回生……
这时候，陈伯吹变得比以前更加忙碌了。
除了继续在北新书局主编《小学生》杂志，他在外面的兼职也增多了。大夏大学开办了暑期讲习班，邀请陈伯吹去讲授儿童文学课；远在浦东高桥镇上的新陆师范学校，也邀请陈伯吹每周去上一次儿童文学课……
这些兼职，让他更加劳累，但并没有影响《小学生》的编辑出版。相反，《小学生》在读者中的口碑越来越好，市场销路也越来越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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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在陈伯吹的文学生涯中，发生了一件让他终生感念、每每想起来都感到无比温暖的事情。
这天午后，在上海内山书店里，他与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先生见了一面，亲耳聆听了这位文学大师的教诲。
“我跟鲁迅先生的会面是偶然的、短暂的，但是鲁迅先生的容貌常常出现在我的脑子里。我一直想着鲁迅先生多么关心少年儿童，多么关心少年儿童的读物。”陈伯吹后来在《回忆和策励》等文章中这样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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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如晦的年月里，创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他就利用自己已经熟练掌握的英文，选择了一些外国儿童文学名著，开始了翻译生涯。
这个时期，他夜以继日，翻译并出版或已经着手翻译还没有来得及出版的外国儿童文学名著有：美国作家休·洛夫廷的童话《兽医历险记》（即《杜立特医生历险记》），英国作家斯·梅德缩写的德国作家威廉·豪夫的童话《出卖心的人》，俄国诗人普希金的童话诗《渔夫和金鱼的故事》《小金鸡》，瑞士作家约翰娜·斯比丽的儿童小说《小夏蒂》，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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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陈伯吹还多次引述鲁迅先生的那段“与幼小者”的名言：“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多么真挚诚恳的肺腑之言啊！令人肃然起敬。”陈伯吹在一篇文章里写道，“作为从事儿童文学的作家们，就是该有这样高尚的心态，坚定的毅力，勇往直前的气魄，为指向少年儿童光明幸福的去处而靡寒靡暑地不遗余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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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期间，他在1951年、1952年先后两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志愿书，但是都因工作关系的变动，而使入党的事延宕未果。在这中间，他又经历了一次次运动，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还被当作“反动学术权威”而“扫地出门”，下放到干校参加劳动改造……
一直等到1983年10月5日，当他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位77岁的老人了！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江河奔向大海，孩子想念母亲；在漫长的黑夜里行走过的人，时刻仰望着灿烂的北斗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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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一贯省吃俭用，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半用的老人，却在1981年春天，把自己一生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55000元积蓄慷慨捐出，设立了一个“儿童文学园丁奖”（后来，人们为了感念他而改名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他的捐款就作为这个儿童文学奖的奖励基金，存入国家银行，以每年的利息奖掖一些优秀作品，旨在激励作家为孩子们创作出更多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55000元！这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多大的一个数目，可是在1981年，却是一笔真正的巨款。
直到现在，这一举动仍然被人们赞誉为这位善良和无私的老人的一次“壮举”和“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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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倾其所有设立了“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在晚年所做的另一些“吐哺”般的工作，就是像当年鲁迅先生一样，点燃自己的膏血，作为给文学青年们照亮创作路程的灯盏。
即使在耄耋高龄，他仍然坚持为众多儿童文学新人阅读稿子、点评习作、撰写序言，信来信往，从不厌烦，甚至亲自抄写和推荐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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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作家贺宜先生曾在《儿童文学研究》发表过一篇文章，他在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我们中国，从古到今，将六十年岁月全部奉献给儿童文学事业，陈伯吹可算是人。”
曾经担任《少年文艺》主编的任哥舒，是陈伯吹亲眼看着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编辑和童话作家。任哥舒说，他多次经手陈伯吹推荐来的文学新人的稿子，有时候陈伯吹甚至亲自一趟一趟地把稿子送到编辑部里来。
任哥舒对陈伯吹为青年作家们写的序言印象很深，很受感动。他记得陈伯吹在某一篇序言的后这么写道：“……写到这里，我实在是没有力气再往下写了，那么就只好在这里打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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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善良、朴素、纯净和闪光的生命，像燃尽的蜡烛一样熄灭了，但其思想、品格和精神依然耀亮。这时候我们会发现，那被认为是远去了和熄灭了的，其实永远也不会远去和熄灭。
他的生命和精神，像他在《光明的烛》中礼赞过的红烛，发出不熄的光亮，又像他在一首美丽的小诗《人类的恩物》里所赞美的人类文明之火——
烧起一个火锅，
妈妈和孩子一起来坐，
大家烤火。
木架上挂一双小釜，
盛着水，蒸汽上腾，
屋子里像春天一般暖和。
火，火，火，
它是人类的恩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