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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沟通川陕 白银风潮和日本的经济侵略是一把双刃剑，一面重创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经济损失；一面醍醐灌醒，敲响警钟，逼迫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力度，积极推进国防经济建设，夯实战略经济基础，迎接更猛烈的中日经济战。 与此同时，日本加快对华经济侵略步伐，重点开发华北，企图将东北与华北连成一片，构建日本在华经济基地。为此，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华北经济提携计划”，强迫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答应。为落实这一计划，1935年7月26日，日本在天津召开中日双方经济界人士研究会，主持人是日本中日实业会社副总裁高木，中方出席者有天津各大中资银行负责人，主要内容是如何落实“华北经济提携计划”的四原则、八要项。高木在会上说：“日本愿意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进一步扩大对华经济投资，对华引入日本新技术、新管理办法，日中提携，共同发展。” 中方人员议论纷纷，有的说华北局势极不稳定，如何发展经济？有的说首先应当取消冀东独立，肃清晋绥边境土匪伪军，给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大环境。这样的言论自然让日本人大为不满。经过一番威胁利诱，会议后就华北棉花收购、组建中日贸易协会、中国代表访问日本等问题达成协议。 会议之后，当年8月，中日开始筹建华北经济协会，日方主要负责人是驻华使馆参赞清水，中方是周作民、邹泉荪，负责人的责任是起草组织条例。“10月6日，国民政府组成赴日经济考察团，全团共34人，由各地知名工商界、金融界人士组成，吴鼎昌任团长，团员有宋汉章、钱新之、陈光甫、唐寿民、周作民、徐新六、刘鸿生等人。10月23日考察结束。徐矛、顾关林、姜天鹏主编：《中国十大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面对日本加大对华经济侵略行为，迫于巨大军事压力，中国一方面与之周旋，另一方面按照原有计划进一步加大国防经济基础建设，动员和组织金融界投入巨资，力争在战争前完成更多一些战备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浙赣铁路、钱塘江大桥、川陕公路等。广大民营银行、钱庄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筹集巨额资金，踊跃投资国防经济基础建设项目，以此对抗日本的经济侵略。著名金融家徐矛指出： 抗战前几年，为加速兴建具有战略意义的浙赣铁路，由张嘉傲牵头，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中国农工、金城、上海商业储蓄、新华信托、江西裕民等多家银行联合集资，贷款数占全路总工程费用的60%。随后，为兴建钱塘江大桥，以贯通南北交通，由浙江兴业银行牵头，中国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组成银团参加投资。这两项工程都赶在抗战爆发前建成。民族金融家们功不可没。同上，第9页。 更重大的国防经济建设项目是秘密修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川陕公路。 1935年，在日军强占东北，虎视华北、染指华东的大局下，国民政府设立重庆行营，管辖西南各省区，揭开建设抗战大后方序幕。建设大后方遇到的问题之一是蜀道难，即进出四川的交通非常困难，只有一条长江，而途中百里三峡滩多浪急，江窄山高，运输十分困难。为此，国民政府决定秘密修建川陕公路。 川陕公路由国民政府总策划，四川省和陕西省政府负责，四川公路总局承建，川陕公路总段工程处具体实施。1935年6月12日，工程师洪文钰率队从成都出发，开始踏勘川陕公路全线，揭开川陕公路建设序幕。四川省和陕西省政府制定公布《川陕公路义务征工筑路实施纲要》，规定：“凡征工区域内除老幼病残妇女外，均有应征义务，一切应用工具由民工自带，不得违抗”，并下达征集民工命令，要求公路涉及11个县，各县成立义务征工筑路委员会，县长兼任主席，负责提供民工，要求各县总计派遣民工17万人，其中广元县5万人，昭化县2万人，共7万人，占民工总数的41%。各县接到省府命令不敢懈怠，立即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召开乡镇会议逐一落实，组成民工队伍，由县长亲自带队前往筑路工地。广元县政府令说：“各区民工务于9月25日到达工地，若有民工饿死者，由该管区保甲长顶替。” 这里所说饿死，并非夸大其词，是源于当时具体情况。这年川北遭遇几十年不遇旱灾，地里庄稼受损严重，粮食普遍缺乏，不少人剥树皮、挖野菜充饥。筑路民工来到工地，有的带来一点粮食，几天就吃光了，有的甚至空手而来，希望工程处发粮。但两省事前有明文规定，民工自带粮食修路。这样一来，工程处弄来的粮食只是考虑作补贴之用，所以完全不敷使用。民工饿着肚子干活，实在无法忍受，有的逃跑，有的生病，有的死去，严重影响工程施工。据广元县统计，短短数月，民工饿死、伤亡者已达几百人。这些情况被川北红灯教知道了，认为正是反对政府的好机会，便分别派人前去几个工地煽动民工造反，结果有数千民工闹事，焚烧车辆，拆毁电话，截夺工粮，红灯教的势力趁机扩大到川北各地。 总工程师万希成是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回国后曾参加京张铁路、杭江铁路设计施工。万希成在四川广元工区发现这种情况，十分着急，既担心民工生命安全，又害怕耽误工期，就立即给四川省公路局写报告说：“广元工区竟有人相食之惨状，有的食白泥充饥而毙命者，日有所闻。至于饿殍载道，无时无之。民工无粮逃散者甚多。这一来工期大受影响，请总局立即派人调查处理。”四川省公路局接到报告也很着急，可专款专用，没有钱买粮食支援修路，就立即给重庆行营打报告，请求中央政府予以支持。重庆行营秘书长贺国光看了报告，觉得这事必须尽快解决，电令四川剑阁地区专员田湘藩：“严令禁止，加以解决。” 田湘藩时年31岁，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毕业，历任黄埔军校炮科教官，国民革命军连、团、旅长、师参谋长，四川剑阁县长，1936年1月任新设立的四川第十四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领导剑阁、广元及附近几个县。田湘藩办事能力强，在剑阁实行新生活运动毫不软手，派卫队上街巡查，见抱铜水烟袋、拿长短烟杆的，一律收缴折断扔掉，见小脚妇女当即强令放脚，见留长辫的马上剪掉，见插簪子、戴耳环、包头帕的，强行摘取没收。田湘藩接到重庆行营电令不敢懈怠，组织一批粮食运往工地，带人坐滑竿前往广元工地视察，发现情况属实，立即召来几个县长在工地开会，说：“你几个的胆子实在大，想干啥？民工没吃的怎么干活？不管省里怎么说，现实问题必须由你们负责，要是完不成修路任务，要是耽搁了工期，知不知道什么罪？告诉你们，那是破坏国防建设死罪！”几个县长唯唯诺诺，问田湘藩怎么办。田湘藩说：“什么怎么办？没有粮食，各自想办法解决啊，反正各县负责各县民工吃饱干活。” 有了粮食，民工队伍逐渐稳定下来，田湘藩又带军队剿杀红灯教，把他们赶出川北，这才恢复了施工正常秩序。这个问题解决了，又出现新问题，山势陡峭，悬崖绝壁，根本无法修路。 处险境是明月峡。明月峡自古是川陕咽喉要道，山势奇险，峡高谷深“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令工程技术人员束手无策。鉴于时间紧迫，筑路委员会终决定修建凹槽公路，即在明月峡古栈道半壁绝崖上，用炸药和开山机开凿出长864米、宽45米的一道凹槽，在凹槽中设置会车待避所，形成一道“老虎嘴”长廊，勉强可以通车。 第二处险境是七盘关。七盘关位于川陕交界处的七盘岭之巅，山高坡陡，地势险要，只有从山脚到山顶盘旋七道而上的羊肠小道，是蜀道难于上青天的缩影，令美国工程师一筹莫展。经过中美工程师反复研究，后决定绕开七盘关，从七盘岭山腰一侧另辟路径，逶迤盘旋而下，一举攻克七盘关。公路修好后，蜀道不再难，七盘关却因此失去了千年雄踞四川北大门的美名，沦为不为人知的丛山一峰。同病相怜者还有雄踞千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因修川陕公路被迫拆除关楼，仅存一块长方形“剑门关”古石碑鸣冤叫屈。 经过10多万人历时一年的艰苦努力，1936年6月15日，川陕公路在鞭炮声中基本竣工通车，蜀道天堑由此变通途。川陕公路南起四川绵阳，逶迤北上，经剑阁、昭化、广汉，出川入陕，抵达终点宁强县七盘关。这是一条连接四川与陕西，进而连接全国的陆路通道，对于开发四川经济，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建设抗战大后方，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抗战爆发，百万川军奉命开赴抗战前线，兵分两路，一路从重庆登船，沿川江而下，过三峡，出宜昌，鏖战两湖；一路乘车北上，过剑门，翻秦岭，兵临西北，成为抗战前线生力军。与此同时，沿江沿海的浩浩荡荡的西迁大军，政府，大学，银行，工厂，报社，书馆，同样沿这两条路进入四川，建立起强大而稳固的抗战大后方，为取得抗战终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这些国防建设，与前面所述废两改元，和后面即将叙述的控股中国银行，统一中国货币，以其独特隐晦的经济建设的形式，对日本经济侵略予以迎头痛击，是中日经济战的“重大战役”，对坚持抗战和取得抗战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山东大学教授李平生指出： 应当承认，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逐步建立和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同时，迫于国内各界民众的压力，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准备抗战应敌的国防经济建设。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尚未公开宣战，国民党政府尚不敢公开打出“鲜明的准战时经济体制的旗子”，因而抗战爆发前的国防建设并没有成为一种明确的事业，它的内容往往掺杂于国民党政府其他的经济建设中。李平生：《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