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离家出走之后，萧红短暂的一生都是与“保护者”一同度过的，这是她自己的选择。表兄陆振舜、未婚夫王恩甲、萧军、端木蕻良都曾经是她的“保护者”。萧军和端木也都理解萧红想在精神上追求独立。但是萧红过于性急，想要走在时代前端。她知道在那个时代，女性想要一个人走下去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才主动选择合适的“保护者”。但是萧红所希求的“保护者”和他们想象中（或者是他们认为萧红要向自己寻求）的“保护”并不相同。或许这种说法对萧红而言有些残酷，她实际上想让他们为自己走上独立的道路遮风挡雨，或者说作掩护。然而现实中他们都将萧红视为弱者，对她像对待孩子一般，萧红必须忍受自己的这一地位。萧红应该更早意识到男性“保护者”们带给她的历史的和社会的枷锁，然后再决定是否与他们一道走下去。许广平这样写道：
也许，她喜欢像鱼一样自由自在的吧，新的思潮浸透了一个寻求解放旧礼教的女孩子的脑海，开始向人生突击，把旧有的束缚解脱了，一切显现出一个人性的自由，因此惹起后母的歧视，原不足怪的。
（《追忆萧红》）
而且，萧军在《萧红注释录》中这样写道，“由于我像对一个孩子似的对她‘保护’惯了，而我也很习惯以一个‘保护者’自居，这使我感到光荣和骄傲”（第九封信注释）。还写道，“她反感的，就是当我无意或有意说及或玩笑地攻击到女人的弱点、缺点”（第十九封信注释）的时候。
她为他们做饭、缝衣服、处理各种日常杂事，有时候还要帮忙誊写稿子。不过这些行为对萧红而言似乎并没有那么不情愿。
萧红先生因为是东北人，做饺子有特别的技巧，又快又好，从不会煮起来漏穿肉馅。其他像吃烧鸭时配用的两层薄薄的饽饽（饼），她做得也很好。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相当合适的家庭，使萧红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会弄得很体贴的。听说在她旅居四川及香港的时候，就想过这样的一种日子，而且对于衣饰，后来听说也颇讲究了。
（许广平《追忆萧红》）
“旅居四川及香港的时候”指的是与端木结婚生活期间。
但是，每当对方心中生出那是对“保护”理应做出的“回报”的心理时，萧红都会感到一种难以言说的厌恶和屈辱。与萧军分开后，萧红在西安与聂绀弩有过这样一段对话：
“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而且，你已经飞过了。”（中略）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是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聂绀弩《在西安》）
她一生想要切断的就是“保护”者和被“保护”者之间产生的权力关系，或者说，男女之间默默滋生的权力结构（而且，在“保护”的美名下，或者说理所当然，男性一方很少被问责）。然而，社会还远没有进步到这一步，连解决问题的契机都未出现，她就去世了。
…………
…………
在抗日的战火中颠沛流离，在香港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这些都绝非萧红本意。但是，萧红在香港完成了两部前所未有的长篇，正如前面论证过的，《呼兰河传》和《马伯乐》在萧红的整个作品世界中居于要位，它们将萧红的作品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由此可见，香港为萧红提供了一个优越的创作环境。以这个观点重新审视萧红的创作生涯，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之前不同的、新的萧红形象。
将萧红作为生活在中国抗日战争时代的一个女性形象进行总体把握和理解时，女权主义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用的观点。应该说，有了女权主义的见解，我们才得以将萧红的文学创作活动在历史上明确定位和理解为一个女性自立的过程，这是她对社会和历史的勇敢挑战，是女性的前卫行为。女权主义试图将女性历史的、社会的、文化的各种行为从传统的男权的支配及为他们所构建的言说中解放出来，重新正面评价女性气质，这种尝试的确充满魅力、振奋人心。但是仅就萧红而言，笔者感受到一种危险性。萧红一直以来被许多善意的读者构建成一个经历了女性特有的苦难与不幸的形象（如萧红纪念馆前的坐像），并对其寄予同情和共鸣。由于女权主义本质上对女性气质的同情与肯定，它与这一形象的融合有可能会制造出新的偶像。
比如，这明显地表现在，对萧红作品中的什么和哪一部分应该给予正面评价。对于这一问题，女权主义出场前后基本上没有发生变化。例如，在《生死场》中，对女人们经受的各种苦难的相关描写的确十分突出，但是从未有人关注过穿插在其中的男性形象。人们将散文集《商市街》视为萧红得到萧军这一伴侣，刚刚步入抗日作家这一新的人生道路时美丽又甜蜜的回忆，而未像本书所指出的从中可以看到她强烈希求独立的决心。因此，《商市街》经常被人们从研究对象中去除。一直以来，人们将《呼兰河传》幽闭在“寂寞”这一词语中，认为该作品中没有抗日意愿，与萧红的其他作品风格迥异，对其评价较为消极。由于女权主义的解释，《呼兰河传》得以摆脱以往的消极评价，在萧红的一系列作品中得到一席之地。但是，这部魅力四射的作品中讲了许多故事，女权主义仅看到了团圆媳妇的悲剧，几乎从未提及有二伯和冯歪嘴子的故事，尽管萧红在此之前还写过关于这两个人的其他作品。这一点与之前毫无二致。
而且，关于萧红的苦难和不幸，人们认为，她身边的男性，尤其是萧军负有很大责任。因此，尽管萧军对促使萧红走上作家道路贡献很大，但是在影响关系方面人们一味强调他的负面影响。这与萧军强烈的个性有很大关系，通过将粗暴的萧军与病弱的萧红进行对比，善意的读者们更加同情萧红的悲剧。女权主义者也将此作为前提，进一步充实了自己的理论。然而，这依然没有超出传统女性观的范围，传统女性观认为，女性作为男性的附属物，唯有脆弱和可怜才是美的。即便这不是人们故意为之，而是由于对萧红善意的态度所致，但它对相关的男性作家们，尤其是萧军的评价是不公平的，而且这反而会影响到对作为一个独立作家的萧红的评价，从结果上降低对萧红的评价。此外，关于端木蕻良，在人们眼中，萧军代表了男性的“阳性”部分，他代表的是“阴性”部分。人们认为，他的每一次行动都是任性的，“不像男人”，因此无法保护萧红。这对端木难道不是很不公平吗？
唯其如此，尽管笔者在本书中高度评价女权主义的观点，却慎重使用该观点，笔者试图依据众多资料和作品，尽可能客观地评价萧红作为一个作家的行为。但是，笔者想在此重申，这绝非轻视萧红和迄今为止女性们所经历的苦难的历史和残酷的斗争，反而正因为重视才如此，笔者自己也希望能够将先辈们开辟的道路开拓得更宽更远。女权主义的确在文学研究领域打开了一个新视野。但是，由于它担负着肯定女性气质和恢复女性权利这一历史和社会的巨大使命，因此往往采取一种偏袒女性、对女性宽容，对男性稍显苛刻的观点。然而，如今，女权主义的观点已经在社会上得到了一定的认可，我们应当让它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迈向一个更高的台阶。这时，问题恐怕就会转向“个体”的状态。而且，这就是萧红终追求的主题。
比如，迄今为止，人们都将《呼兰河传》视为一部充满思乡之情的回忆录。但是，正如前文指出的，文中有许多作者有意识进行虚构的成分。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述的“我”的家庭，是为了描写一个名为呼兰河的小镇上凝固的空气而创造的背景，未必就是现实中萧红的家庭。而且，关于生活在“我”周围的贫困的人们，如前所述，他们的故事也不乏作者人为修饰的痕迹。不可否认，文中充满了作者浓浓的思乡之情，但是这并非该作品的主题。前面讲到，这部作品的主题是居住在“荒凉的院子”中的人们各自的抵抗和成果。但是，这种抵抗并非当时人们所期待的针对侵略者进行的民族抵抗。团圆媳妇自始至终没有舍弃作为“一个人”的自己，死去了。有二伯试图通过从自己没有被认可为“一个人”的现实中逃出来，维护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冯歪嘴子成功地实现了他所期待的作为“一个人”的幸福，想要将它一直守护下去。或许对于那些贫困弱小的人而言，当危及自己的生存问题时，原本只是努力活下去的行为本身就成了抵抗。如何将这一个个作为“一个人”的抵抗升华成为全体的抵抗，即民族的抵抗呢？
萧红早已将“一个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追求，在战乱中被迫辗转各地，耳闻目睹了人们远离抵抗的现实之后，或许让她萌发了把个人追求推广到普罗大众之中的想法。如果这些弱小、贫困、没有知识和文化，对一切都采取认命的态度，淡然地活着的人们，没有作为“一个人”的意识，就不可能发展成抗战。只有发觉自己是“一个人”，拥有作为“一个人”的意识，追求作为“一个人”的幸福和权利，一直被视为宿命的东西才会现出原形。通过他们的抵抗，所谓的宿命便会被粉碎。而且，这必将会走向民族的抵抗。这恐怕正是身为女性，不得不时常面对作为“一个人”的问题的萧红才会有的观点，这恐怕也是与《七月》座谈会的成员或者准备弃笔从戎的萧军截然不同的观点，即使她的终目标与他们相同。
对于萧红而言，，从结果看也是后的课题就是，事已至此依然远离抵抗的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为躲避战火，像无根之草一般四处辗转，他们身上原本就没有那种将自己束缚在土地和家人身上的宿命意识。为了让他们拥有和恢复作为“一个人”的自觉和荣耀，萧红在文中设定了马伯乐这一彻头彻尾自私利己的小人物形象。马伯乐从未真正感受到自己的生存危机。但是从他骂自己的同胞“真他妈的中国人”这一行为中可以看出，他在内心已经有了将“中国人”同外国人相对比的意识。既然如此，可以说，他的任务就是弄清自己将“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的根据何在，而且觉悟到自己也是这一劣等“中国人”中不折不扣的一员这一事实。对于马伯乐而言，这或许也称得上“一个人”的发现。按照这一思路我们可以看出，萧红作为作家的一生由一条主线贯彻始终，她的所有作品都是在一条连续的线上进行的一种连续的精神行为。不过，遗憾的是，《马伯乐》尚未完成而斯人已逝，我们永远失去了弄清萧红这一宏伟计划的去向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