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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杜鲁门：失败与成功未必是定论
弗雷德·甘菲尔，美国密苏里州的一位元帅，1945年曾拜访俄克拉荷马州的监狱，当时他在看守员的办公室看到了这样一句话——“责任止于此”（The Buck Stops Here）。甘菲尔让人把这句话刻在一个木质的牌子上，并把它送给了自己的朋友——哈里·杜鲁门总统。牌子的反面自豪地写着：“我来自密苏里。”
“Passing the buck”是一个普通的扑克术语，指的是把一个人发牌的机会给下一个人。杜鲁门相信，在很多情况下，不管情况好坏，做出关键的决策，并承担决策的结果都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决策的结果有时在短期来看并不是令人满意的。杜鲁门曾寻求立法以推动人权，失败了；曾试图废除削减工会权利的《塔夫脱-哈特莱法》，失败了；曾试图完成国家公共权力项目，失败了；曾希望建立国家医疗保险，但与后来的历任总统一样，其努力全部付之东流。
所有这些会让人们觉得，杜鲁门在内政问题上是不成
功的。
1945年7月，在他上任后的几个月，其支持率是87%；但是到他离任时，他的支持率锐减到了30%以下。
人们认为杜鲁门在那个处于历史转折点的时期，在外交上是相当成功的。
他提出了“杜鲁门主义”，让美国投入军事力量限制苏联全方位的极权主义计划。
他指导了“马歇尔计划”的实施，让西欧得以从战争的废墟中崛起，成为维持自由世界的保障力量。
他创建了很多美国现代国家安全机构，包括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情报局，以及联合国。
角色反转
但是历史不可避免地会被不断回顾和改写。
历史的次书写在很多方面有着惊人的错误，特别是1948年《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印制的通栏大标题：“杜威打败了杜鲁门。”
奇怪的是，我们今天将杜鲁门看作一个强大的、成功的领导者，对他的经历其实有很多夸大的想象。
尽管杜鲁门的内政工作大部分失败了，但他如今被人们慷慨地认为，是超前于他所在的时代的。人们认为他为后来的继任者们铺就了成功的道路。
他的外交作为，在他的时代是不容置疑的，但现在却变得很有争议。很多历史学家和人权活动家认为他应该对局势有更好的了解。
历史学家批评杜鲁门下令在广岛和长崎扔下原子弹杀死了二十多万日本民众的行为。他们准确地指出，这让杜鲁门成为核武器时代一个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人类毁灭活动的领导者。
同时，他下令轰炸东京（尽管是以常规武器）——被认为是具毁灭性的空袭——也遭到了批评。
这里，我们必须注意一些事情。首先，历史上已达成共识，在杜鲁门时代，扔下两颗原子弹的决定不像我们今天看起来的这么令人震惊。当时的观察者们认为，这场原子弹轰炸只是一场漫长而令人崩溃的战争的一部分，这场战争需要尽快结束。很多专家认为，日本的领导者们非常顽固，不战斗到后一个人，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即便是可怕的东京大轰炸——夺去了10万人的生命——也不足以改变这种形势。大约60年之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回顾这一时期时表示，日本政府应该在东京大轰炸之前投降，以减少人员伤亡。所以，这么多人的死伤该归罪于谁，不是一件容易判断的事情。
本尼斯回忆过自己作为一个年轻的少尉准备被派往亚洲前线时的那种恐惧，以及当大家看到日本军队直到那时依然看起来无所畏惧，而这些轰炸将果断结束日本人在战争中的顽固坚持时，大家都舒了一口气。
从这样的背景来看，杜鲁门在战争中的领导是否存在道德上的失败呢？
要考虑到，在当时，核武器的可怕后果，包括它们持续数代的辐射，还没有得到真正的了解和评估。
从事后的眼光来看，脱离了当时处于战争后阶段的政治和军事背景，很容易认为杜鲁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但是，他是在危急时刻做出的决定，而非事后的反思。
无辜证明
我们是否可以确定地说出，杜鲁门在哪些方面是失败的，在哪些方面是成功的呢？这一判断恐怕比对华盛顿、丘吉尔甚至林肯的判断要模糊得多，也复杂得多。
随着时间的流逝，人们对杜鲁门战争期间的行为的评价难免给人一种事后诸葛亮的感觉。但是，这位密苏里州人之所以直到今天仍然受到普遍的尊重，不管是在内政还是在外交上，都得益于他对领导的困难的一种审慎的、冷静的、不带浪漫色彩的理解。出于这个原因，杜鲁门成为现代史上现实世界领导力方面重要的典范。
我们在一开始提到过，人类普遍存在一种对尊重的渴望，这在领导的艺术中有着为鲜明的体现。我们把领导看作一门艺术，领导者很有可能和艺术家一样，在其所创造的作品中，寻求某种形式的不朽。
但是，杜鲁门的案例带来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否大多数领导者都可以忍受自己可能终其一生都背上某种罪名？
有时，事实上是经常，领导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特别是在权力和地位的层。杜鲁门没有活到他的名字被骄傲地挂在街头巷尾、公园学校，印在限量版硬币上的那一天。
如果一位雄心勃勃的领导者希望成为人们眼中独一无二的一束光，那他就必须考虑到这一点，即这束光可能直到他去世之后很久都不会显现。
今天我们在这里对杜鲁门的价值进行澄清，意义在于，如果一部分天赋异禀的领导者对于快速获得回报的需求过于强烈，那么，它或许可以把他们筛除出领导岗位。这对他们自己有好处，对他们身处的组织和社会也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