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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犹太大屠杀：一份完整的教案

二、others（他者）与仇恨金字塔

“大屠杀是怎么发生的？难道仅仅是因为希特勒，因为党卫军的领导人和纳粹高官们吗？”

周二，Mr. Buccieri打开他的PPT讲述了这样一个观点：对犹太大屠杀负有责任的不只是希特勒、党卫军的领导人和纳粹高官们，几乎所有的德国民众都参与了这场对犹太人的屠杀，他们对屠杀犹太人的态度是默许的，甚至是支持的。

PPT上显示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一群在集中营工作的德国人在集中营外拍的，每个人都是一脸和和气气的笑容，看着这样的笑容谁能想象到他们刚刚执行了杀害犹太人的任务呢？没有一个人像是杀过人的凶手啊！

“为什么会如此？为什么这几个普通的德国人在杀害了犹太人之后没有任何感觉，这是为什么？”

我脑中冒出了一个答案：因为反犹主义，德国人普遍反犹情绪严重。果然Mr. Buccieri开始介绍大屠杀之前犹太人在欧洲各国受到的迫害与驱逐。

“为什么会有反犹情绪？它是怎么产生的？种族屠杀的起因到底是什么？”

在短暂的小组讨论后，Mr. Buccieri的PPT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others”（他者）。

“一个族群的人把另外一个族群的人当作others是历史上种族屠杀或种族灭绝的一个重要起因。以美国为例，当殖民者（文明人）把印第安人定义为‘他者’（野蛮人）时，心中就产生了对印第安人的歧视。others与你的生活方式不一样，相貌、习俗、文化迥异。于是others无法融入你，而你也不是真心希望他们融入，这样你就容易由others产生离奇的想象，进而导致你心中产生恐惧。你开始捕风捉影，猜测或制造出others莫须有的罪名，这些‘谎言’不断传播并引发更大的恐惧，这种恐惧大到一定程度时就会演化成仇恨，后仇恨上升为暴力，甚至导致种族大屠杀。”

Mr. Buccieri一边说一边在黑板上为我们绘制了一个“仇恨金字塔”（图3-2）。

图3-2

望着黑板上的“仇恨金字塔”，我脑中迅速厘清了“犹太大屠杀”的来龙去脉。

1.犹太人被看作others：因为他们没有自己的国家，只能到处流浪，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是“外来者”“流浪者”，有着不同的信仰和文化。

2.犹太人引发当地人的恐惧：无论犹太人流浪到哪里，寄居在哪个国家，他们都保持着自己独特的信仰和文化，不愿意与当地的宗教文化融合，甚至不与当地人通婚往来，而与此同时，犹太人在各个领域又都十分优秀，尤其在商业上，因此对犹太人的歧视慢慢演变成了对这个民族的恐惧。

3.“犹太人是魔鬼”“犹太人杀小孩祭祀”“犹太人是阴谋家”“犹太人暗中主宰、影响整个世界”……这些关于犹太人的谎言在欧洲各地传播，恐惧演化成仇恨，正是这些高涨的仇恨在希特勒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雅利安优越论”“犹太是劣种民族”的思想助推下，导致了种族屠杀。

为了深化我们对others的认识，Mr. Buccieri让我们按小组讨论“历史上或者文学影视作品中有哪些人或族群被定义为others”。

我们小组开始热烈地讨论起了电影《X战警》，在电影中变种人被人类定义为others。还有《格列佛游记》里慧骃国的国民——耶胡也被定义为others，面临种族灭绝的危险。

回国后，我在图书馆发现了《上帝、格列佛与种族灭绝：野蛮与欧洲的想象（1942—1945）》一书，这本书的前言让我对“others”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野蛮人令我们心神不宁，他们属于非我，他们不会说我们的语言或者“任何语言”，我们鄙视他们、侵略他们并杀戮他们，我们又同情他们或羡慕他们。我们向往他们的天真和活力，我们称他们为野蛮人，但其实我们比他们更野蛮，他们相貌酷似我们，这令我们心生不宁、想入非非。他们以双重身份交叉出现在我们面前：种族上的他者和土生土长的贱民，这包括前面提到的那些群体——被征服的异教徒和野蛮人、爱尔兰人、巫师、妓女、穷人、犹太人等等。

“在很多情况下，种族之间以及人与人之间的暴力是因为一方成了被歧视的对象——others，而产生歧视和谎言的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种族与种族之间对于彼此的习惯、文化等没有真正地了解和尊重。因此，要消除种族冲突、避免种族灭绝的悲剧再度在历史舞台上发生，我们需要深入理解各种文化。”

有了对others的了解，我相信，我的美国同学和我一样，应该不会把Mr. Buccieri这样的课堂总结当成空洞的说教或是单纯的宣传口号：要促进多元文化融合。

促进多元文化融合是美国教育的一项重要任务，因为美国是全世界的移民国家，居住着白人、非洲裔、亚裔、混血族裔、美国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夏威夷原住民等等。在一定程度上，美国就是一个“世界村”，在美国用来交流的语言几乎包括世界上所有的主要民族语言，在这样一个“世界村”里，种族冲突与暴力自然成为难以回避的社会问题。

有空时可以想一想，我们内心有没有把一个人或某个族群定义为others，加以歧视？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唐太宗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Mr. Buccieri的课后思考题让我明白学习历史不只可以知兴替，还可以反思并修正自己的行为，历史离我并不遥远。

三、勒尚邦的勇气

周三的课堂是以朗诵开始的，Mr. Buccieri大声朗诵了马丁·尼莫拉牧师的名言，这段名言被刻在波士顿的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图3-3）。

图3-3

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 no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

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up.

——Martin Niemoller,1945

他们先是来抓共产党，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党。

他们接着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他们又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

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

他们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马丁·尼莫拉牧师，1945

朗诵完毕，Mr. Buccieri在黑板上写下了两个单词：bystander和upstander，并停顿了一点时间让我们思考一下它们的含义。

bystander很好理解，字面意思就是袖手旁观者、看客。Mr. Buccieri朗诵的名言就是对bystander这个词汇的好注解。

upstander该如何定义呢？字典里没有这个词，它应该是一个造出来对应bystander的反义词。我想到了约翰·多恩牧师的名句：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Every man is a piece of the continent, a part of the main. If a clod be washed away by the sea, Europe is the less. As well as if a promontory were. As well as if a manor of thy friend’s or of thine own were. Any man’s death diminishes me, because I am involved in mankind. And therefore, never send to know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t tolls for thee.

by John Donne（1572—1631）

没有谁是一座孤岛，在大海中独踞；每个人都像一块小小的泥土，连接成整个大陆。如果有一块泥土被海水冲刷，欧洲就会失去一角，这如同一座山岬，也如同一座庄园，无论是你还是你的朋友的。无论谁死了，都是我的一部分在死去，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员。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丧钟为你而鸣!

——约翰·多恩牧师（1572—1631）

“坏的事情不是坏人做坏事，而是好人保持沉默。面对不公正，很多时候人都倾向于选择做bystander，这样就没有人去制止暴力事件，导致暴力扩大升级，如果有upstander，就会减少不公正。‘Upstander’是个生造词，可以指个人、群体或国家，这些个人、群体或国家目睹不公正的时候，会选择做一些事情来阻止或预防不公正。”Mr. Buccieri一边说一边发放资料。资料有两页，一页是阅读材料，一页是问题清单。

“今天我会和大家一起阅读，你们首先快速读一遍阅读材料《勒尚邦（Le Chambon）的勇气》，然后我们再一同来解决问题清单上的问题。”

《勒尚邦的勇气》：

1940年夏天，德国入侵并控制了法国，其后的两年里，他们基本控制了整个法国。法国的犹太人也像其他被占领区的犹太人一样被剥夺了公民权，并且必须佩戴黄色袖章。大约八万名犹太人（包括一万名孩子）被送进了集中营，他们中间只有三千人活了下来。

勒尚邦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小山村，那里的居民们是一群新教徒（法国大部分居民是天主教徒），他们意识到犹太人正在被屠杀，于是决定把他们的社区变成一个避难所，保护犹太人和其他被纳粹迫害的人。

玛格达·特罗思姆（Magda Trocme）是当地牧师的妻子，对于“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她做了以下的解释：

这件事没有什么特别的，我们收留批犹太人只是做了我们认为必须去做的事情。我们怎么能拒绝他们呢？不可能坐而论道，去讨论我该做这个还是该做那个，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考虑，问题来了，我们必须立刻解决它。有时候人们会问：“你们是怎么做出这个决定的？”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决定可做。问题的实质在于：你是否认为“我们是兄弟”？你是否认为交出犹太人是不公平的？如果是，就让我们去帮助他们。

尽管勒尚邦的居民试图保守这个秘密不让警察们知道，犹太人安全躲在这个村的消息还是走漏了。1942年，玛格达的丈夫，安德烈（Andre）牧师和他的助理因为帮助犹太人被逮捕。安德烈在被释放后继续努力去帮助犹太人，他说：“这些人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求帮助和避难所，我是他们的牧者，好牧者为羊舍命。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他们是人。”后来，为了防止再度被抓，安德烈被迫逃亡十个月，在此期间，村庄所有人都不对法国警察和德国警察说出他的藏身之处。但很不幸的是，盖世太保抓住了他的侄子丹尼尔（Daniel），丹尼尔被送到集中营，后来在集中营里被杀害。

40年之后，勒尚邦的居民接受了采访。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他们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这样做。正如一个村民所说的：“我们并不是因为道德高尚或者英雄气概才去保护那些犹太人，只是因为这是一个人该做的事。”勒尚邦这个社区几乎所有人都参与了这场对犹太人的保护，包括孩子们。勒尚邦的行动得到了教会组织的帮助，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教会组织都为他们提供过资金支持。从1940年到1944年，勒尚邦的居民们帮助将近5000人逃过了纳粹的迫害，其中包括3500名犹太人。

勒尚邦真是个英雄村啊！“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我只知道他们是人。”“他们（勒尚邦的居民）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他们说自己只是做了应该做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应该这样做。”“我们并不是因为道德高尚或者英雄气概才去保护那些犹太人，只是因为这是一个人该做的事。”当我读着这些句子时，心里有一些疑惑，明明勒尚邦的居民们是一群有勇气的英雄，为什么他们如此低调呢？为什么他们强调自己只是做了“一个人该做的事”呢？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这些问题萦绕在我脑中，我没有想明白。这时Mr. Buccieri开始带着我们逐条回答问题清单上列出的问题。

问题清单：

1.阅读的篇名。（自己填）

2.这个故事发生在哪里？（在地图上定位）

3.辨识出这个故事中重要的决定。

4.这些个人、群体或国家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对此你是如何想的？如果你问他们：“为何你们要做出这个决定？”他们会怎么回答？

5.他们行动的内在影响和实际后果是什么？独特的环境（事情发生在何时何地）会对事情的结果产生何种影响？

6.这些个人、群体或国家会如何填写以下的句子：“我感到有责任去保护和关爱。”

7.可以用什么来象征这些个人、群体或国家的决定？用文字描述或用一幅图表示。

8.从这篇文章中选择一个发人深省的句子，摘抄下来。

除了第7题，其他题目对我来说困难不大。而第7题也引发了全班的兴趣。Mr. Buccieri画了一张示范图：一座山，山上有一所房子，很多人手拉手围着房子。山代表勒尚邦是个有些与世隔绝的小村庄，房子代表犹太人的避难所，围着房子手牵手的人代表勒尚邦团结一致共同保护犹太人。

这堂课结束后，Mr. Buccieri开始发放阅读材料：“我发放了九份关于bystander和upstander的阅读材料，现在每个人都阅读自己拿到的材料，并按照问题清单做课堂作业，在阅读中发现了什么问题可以和我讨论，或自己发起小组讨论。”

我拿到的阅读材料是《罗森斯查斯街（Rosenstrasse）的抗议》。

《罗森斯查斯街的抗议》：

这是一个反对纳粹、成功救助的案例。根据历史学家内森·斯托（Nathan Stoltzfus）的研究，这件事开始于1943年2月27日，星期六。纳粹党卫军（SS）集中抓捕柏林后一批犹太人，大约有一万名，包括男人、女人和小孩。很多人是在工作地点被抓住直接塞到车子里去的，有人是从家里被绑出来的，有人是在街上被抓住的。这样的行动并非次，但这次和以往有些不一样，两千个跨界婚姻的犹太人也成为逮捕对象。这些犹太人的丈夫或妻子是雅利安人，以前纳粹把他们排除在驱逐令之外，但是这次对待他们就像对待其他犹太人一样。

等不到自己亲爱的人回家，这些犹太人的丈夫或妻子开始拨打电话。很快，他们就得知他们的亲人被送到了位于罗森斯查斯街2-4号的犹太人社区行政大楼。几小时之内，受害者的亲属（大部分是女人）们都赶到了罗森斯查斯街。妇女们大声责问守卫的士兵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到底犯了什么罪，并试图进入行政大楼，但遭到卫兵阻拦。抗议者们发誓不回家，除非卫兵允许他们见到自己的亲人。他们说到做到。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数街区之外的人们每天都能听到妇女们的咒骂。

夏洛特·伊思丽（Charlotte Israel），一个当时参与抵抗的女性回忆道：3月5号，事态到了关键时候。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卫兵们架设起了机关枪，瞄准人群并大声喊着：“如果你们还不走，我们就扫射了。”有那么一刹那，人群汹涌地向后退去，但也就是一刹那的恐惧。现在我们已经无所顾忌了，我们大声怒吼：“你们这是在谋杀！”除去恐惧我们可以呐喊。既然他们可以瞄准我们，我们就可以大声呐喊，我们大声喊叫着“谋杀者，谋杀者，谋杀者，谋杀者……”我们不只喊一声，而是一次又一次地高喊尖叫，喊到我们无法喘息。

纳粹官员担心抗议会让更多的人注意到这次驱逐犹太人的计划。为了使抗议者沉默，第二天，戈培尔下令释放所有和雅利安人结婚的犹太人。然而关押在罗森斯查斯街2-4号那些没有雅利安亲属的八千名犹太人被送到了死亡营。没有人替他们说话。

勒尚邦的牧师与村民确定无疑是upstander。罗森斯查斯街的抗议者们呢？他们当然也是upstander。我重点标注了一下文章中的两个日期：“1943年2月27日”和“3月5日”，这些抗议者为了救援自己的亲人在罗森斯查斯街抗议了长达一周的时间，面对机关枪他们只有片刻的恐惧，随即就发出愤怒的吼声，我感受到了他们身上的爱和勇气，他们的抗争迎来了胜利，他们的亲人被释放了。然而文章没有在这里结束，后的两句让我心中一惊——这群抗议者既是upstander，也是bystander。我重点标注了一下文中的两个数据“大约一万名”和“八千名”，这意味着：抗议者们救出了大约两千名犹太人，另外八千名被送到了死亡营。当罗森斯查斯街的抗议者们救出了自己的犹太亲人之后，他们不再怒吼尖叫，而是沉默了。

罗森斯查斯街的抗议者们为什么会沉默呢？我想到两种可能：（1）勒尚邦的居民把犹太人当作“兄弟”，所以选择救援。罗森斯查斯街的抗议者们把“大约一万名”犹太人分成了两个类别——亲人和犹太人，所以在救出亲人之后他们决定保持沉默。（2）罗森斯查斯街的抗议者们需要向纳粹保证，在他们的亲人被释放之后须保持沉默，因此他们不得不选择沉默。

我们该如何评价罗森斯查斯街的抗议者们呢？有爱有勇气？只管自己亲人不顾他人死活？对亲人之外的犹太人他们并不自私冷漠，他们只是别无选择？看来bystander和upstander是个复杂的问题。

课堂结束前Mr. Buccieri预告了下堂课的主题：“明天我们将一起探讨你们阅读的故事：那些upstander——选择去抵抗纳粹救助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的个人、群体或国家——的故事，以及那些bystander——知道犹太人和其他人被迫害的事实却选择保持沉默的个人、群体或国家——的故事。

为什么我们要一起探讨bystander和upstander的故事？因为我们将通过这些故事探讨一个复杂的道德和公民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挺身而出反对不公正和暴力？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只是旁观，任由非正义的事继续？我们对谁负责？我们的选择会给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社区带来怎样的结果？”

我十分期待周四的历史课。

四、bystander和upstander：复杂的道德和公民问题

周四，拿到相同阅读资料的同学组成一组，全班二十多个人分成了九个小组，三三两两地坐在一起讨论阅读资料。在我们讨论的时候，Mr. Buccieri给每个人发了一张表格（表3-1）：“每个小组选一名代表上去分享阅读的文献。其他人请仔细倾听，边听边记录下对bystander和upstander行为的理由和解释。”

表3-1

upstander and bystander presentation note-taking guide

Directions: As you listen to stories of bystander and upstander during the Holocausr, record explanations for the choices made by individuals, groups, and nations in the chart below. Record any questions raised by these stories at the bottom of the page.

分享开始了，组和第二组分享的是bystander的故事。

组分享：我知道什么呢。

这份材料是一段采访，被采访者是沃尔特·斯蒂尔（Walter Stier）。他是“特别火车”的负责官员，“特别火车”运送了数以百万计的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到集中营。

请问特别火车和普通火车有什么区别？

普通火车是给那些买了车票的人坐的，特别火车必须预订，里面的人付了团体票的费用。

为什么战争期间特别火车比战前战后都多？

因为战争期间有所谓的“重新安置火车”，这些火车是第三帝国交通部预订的。

那个时候，哪些人被重新安置？

我不知道。直到从华沙撤离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被重新安置的人是犹太人、罪犯，还有和罪犯差不多的人。

特别火车是为了安置罪犯吗？

不是，这就是一种说法，你不能和我谈论这个，除非你厌倦了生活，否则好不要提。

你知道那些火车开往特雷布林卡或奥斯维辛吗？

当然知道，我负责管理火车的后一段，没有我这些列车无法到达目的地。

那你知道特雷布林卡是“灭绝营”吗？

当然不知道！

你怎么会不知道？

慈悲的上帝，我怎么可能知道呢？我从来没去过特雷布林卡，我在波兰，我在华沙，我成天在我的办公桌前。

那你？

我只是一个严格服从命令的人。

显而易见，沃尔特·斯蒂尔是bystander，是纳粹的帮凶。他选择不直面真相，因为他怕死，并且严格服从命令。

“我们该怎样去审判这位沃尔特·斯蒂尔，怕死有什么错？严格服从命令难道有罪吗？”Mr. Buccieri让所有同学思考这样的问题。

有位同学谈起“死刑执行者”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在耶路撒冷受审判，沃尔特·斯蒂尔的罪行和阿道夫·艾希曼一样是“平庸的恶”，没有质疑精神，只是一味服从制度和命令。

组的分享就这样结束了。

第二组分享：茅特豪森的旁观者。

纳粹入侵奥地利时，在很多村庄征用了一些建筑。其中一个建筑是Hertheim城堡，位于茅特豪森小镇，1939年纳粹开始使用这个城堡来屠杀在他们眼中对社会没用的人，比如身体有残疾的人和有心理疾病的人。当屠杀的事渐渐遮掩不住时，负责屠杀行动的指挥官科里托弗·沃斯（Chirtopher Wirth）召集了当地居民，告诉当地居民他们在烧鞋子和其他物件。“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味道？”沃斯对此的解释是：他们正在安装一个用来处理废弃的油和油产品的设备，通过这个设备可以获得清澈的油性液体，德国潜水艇十分需要这种液体。沃斯威胁如果有人敢散布“烧人”谣言，那他一定会被送去集中营。整个小镇的人都听从了沃斯的话，他们从来不敢打破沉默。

以下两份证词的证人那时都生活在茅特豪森：

卡尔（Karl）：

透过爸爸谷仓的窗户，我能看到有车子开进城堡，一天两次，有时候一次来两辆车，有时候是三辆车。车子到达不久城堡的烟囱就会冒出浓烟，还伴随着恶臭味。这种恶臭让人十分恶心：“我们结束田间工作回到家，根本吃不下饭去。”因为我不能进入城堡里，所以不知道里面发生了什么。纳粹不允许本镇居民接近这座城堡，镇子外面的人有时会被批准进去维修城堡。

菲里特斯姐妹（Sister Fecicitas）：

我的兄弟迈克（Michael）那时候赋闲在家，有一天他非常着急地找到我，十分确定地告诉我说：城堡里在烧以前的病人。隔壁村子的人亲身经受了这个恐怖的事实，他们闻到了焚烧人的恶臭味，并且被纳粹威胁不准说出去。每个人都不堪恶臭之苦，我的老父亲昏迷了好几次，因为晚上他忘记了要把家里的窗户封得严严实实……焚烧次数增多的时候，城堡从早到晚都在冒烟，一簇簇的头发从烟囱口飘到街上，一堆堆残骸累积在城堡的东部。一开始拖车会把这些骨头拖到多瑙河（Danube），后来骨头被拖到特劳恩河（Traun）。

茅特豪森居民很明确地知道纳粹的暴行，但他们选择沉默，任由暴行继续，因为他们害怕自己被送到集中营。

“活下去很重要，但如果我们只看重如何活下去，心中没有正义的天平，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勇气去面对不公正，我们就会沦为罪恶的帮凶，后得到的也不过是恶劣的生活。茅特豪森居民虽然活了下来，但他们如同生活在地狱里。”

第二组分享者后的总结得到同学们的一致认同。

两个bystander的故事结束了，接下来分享的是三个upstander的故事，这三个故事的upstander分别是个人、群体和国家。

第三组分享：个人的故事——选择救援：

在德国，所有给犹太人提供避难的人都会被政府抓起来坐牢。在波兰，他们会被处以死刑。然而，有2%的波兰基督徒选择藏匿犹太人。施德芬·德沃勒克（Stefan Dworek）就是其中的一位。

事情始于1942年夏天。一天，施德芬的丈夫杰里米（Jeremy）带了一个年轻的犹太女子回来，这位犹太女子叫埃伦娜（Irena）。几天前，一位参与地下救援的波兰警察请求杰里米帮忙隐藏她几天，但几天变成了一周，一周又一周，结果就变成一个月又一个月，埃伦娜这位不速之客仍然待在施德芬家中，因为那个警察实在没有办法为她找到另外的隐藏地点。几个月后，施德芬的丈夫要求埃伦娜离开，但施德芬坚持留下她。

难道施德芬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坚持会给她和她出生不久的孩子带来危险吗？

“我当然知道，”她说，“每个人都知道收留犹太人是什么后果。有时候遇到事态危险，埃伦娜自己都会说：‘我对你是个负担，我要离开。’但是我说：‘停，既然你在这里的这段时间我们都成功了，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一直成功，你为什么要选择放弃呢？’我很清楚我是不会放她走的，我和她待在一起的时间越长，我们之间的关系就越亲密。”

1944年，华沙反抗德国。战火纷飞的时候待在公寓里比较危险，埃伦娜就用布把脸遮住，施德芬向邻居介绍埃伦娜时，说她是自己刚从外地来的侄女，但她们还是不免担忧。

下面这段话是埃伦娜描述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

战争结束之前有个生死攸关的时刻——德国人要疏散所有的居民。我即使用布遮住脸出去也一定会发生悲剧。没想到施德芬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这个决定只要我活着就不会忘记。德国人不疏散带婴孩的母亲，施德芬为了保护我，决定把她的孩子交给我。她说这个孩子可以救我的命，战争结束后我再把她的孩子还给她。如果万一她在战争中死去，她相信我会好好照顾她的孩子。后我们都活下来了。

施德芬·德沃勒克解释了她为何不能让德国人遣散埃伦娜，她分享了她决定这么做的原因。

“我能怎么办？就算是养一条狗，日子久了，都会有感情，更何况她是一个那么好的人呢？我没有别的办法。我愿意帮助任何人，无论是谁。尽管一开始我并不认识她，我也不能让她去送死，我一直愿意尽我所能去帮助她。”

为了救埃伦娜，施德芬·德沃勒克竟然选择骨肉分离，对于这样舍己利人的壮举，施德芬却说“我能怎么办？我没有别的办法。”这让我想起了勒尚邦的村民们，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应该那样做。

听了两个bystander的故事心情多少会有些沉重，而施德芬的故事让整个班级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这个故事太感人了，应该拍成电影。”我听到一位同学这么说。

第四组分享：群体的故事——连接成一个链条：

1942年的一个早上，一位名叫马里恩·普里查德（Marion Pritchard）的女学生骑着自行车去上学，她在半路上经过一所专门住犹太儿童的房子，那天的发现改变了她的一生，她回忆道：那些德国人正在把犹太孩子赶进卡车，这些孩子有的还是婴孩，大的也不过七八岁。孩子们感到不安，他们哭闹着。只要他们走得不够快，纳粹就把他们提起来、抓着胳膊、揪着头发直接丢进卡车。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竟然有成年男子这样对待小孩子。我发现我被气哭了，有两个妇女走过去试图干涉，结果那些德国人把她们也推进了卡车。我坐在自行车上，我想如果我能做些什么来抵抗这样的暴政的话，我愿意去做。

我的一些朋友也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大概十个人非正式地组织在一起，其中包括两个不想东躲西藏的犹太学生。我们想办法为这两位犹太学生拿到雅利安身份证，他们的处境要比我们危险得多，他们知道很多人像安妮·弗兰克一家那样选择逃亡或者消失。我们十个人开始寻找可以藏身的地方，帮助犹太人藏到那里，给他们提供食物、衣服和口粮卡，有时候也给接待犹太人的家庭提供救济。我们把新生的犹太宝宝注册为外邦人（非犹太人），有可能的话，还给他们提供医疗帮助。

解救犹太人的决定会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普里查德描述了她藏匿一个男子和他三个孩子时的情景：

那个爸爸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女儿还是个小婴孩。他们搬了进来，我们试图让他们藏两年，直到战争结束。朋友们帮着收拾地板、地毯，也建起了防空洞，那时候空袭越来越频繁。有一天我们真可谓命悬一线。四个德国人和四个德国警察来了，他们开始搜查房子，开始他们并没有发现防空洞，突然婴儿哭起来，我便让孩子们从防空洞出来，不料一个德国警察独自返回到我们的藏身处。我有一把左轮手枪，是我朋友给我的，我从来没打算用它。但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觉得除了杀掉他，我别无选择。如果再发生同样的情况，我还是会这么做。但是这件事直到现在仍然困扰着我，我有时候会想，或许有其他的解决方式。那时我害怕吗？当然害怕。

施德芬·德沃勒克选择成为upstander一开始是因为她“愿意帮助任何人”，而马里恩·普里查德等十个学生选择成为upstander是因为他们目睹了纳粹的暴力，决定挺身而出。

第三个upstander的故事振奋人心，讲的是丹麦整个国家上下总动员援助犹太人。

第五组分享：国家的故事——一个联合的国家：

1940年春天，德军攻占丹麦。丹麦人十分愤怒，开始用各种方法抵抗纳粹，比如当间谍。1943年丹麦政府得知了德国的一个计划——放逐丹麦的犹太人，立刻把这一情报通告给犹太人社区，让犹太人在逃到邻近的瑞典之前先藏起来。当时瑞典没有被德国占领，对犹太人来说是安全的。

当利奥·戈德伯格（Leo Golderger）一家收到这样的通告时，利奥还是个13岁大的孩子。他的父亲非常焦虑，不知道要如何筹划才能让全家人安全逃到瑞典，直到在火车上遇到一位帮他们出谋划策的丹麦妇女。

我父亲坐上回城的火车，他有些惊恐但尽量保持着镇定。他需要借钱或者预支自己的薪水，还要去看看“渔船通道”的合约。这时，幸运的事出现了，一位女士认出了他，他见过她但是和她不是很熟，这位女士问我父亲为什么满脸焦虑，我父亲坦诚相告，这位女士毫不迟疑地保证她可以帮助处理一切，几小时后她将在火车总站和我父亲会面，到时她会把所有安排告诉我父亲。她说，几年前我父亲参加过她组织的“妇女和平自由协会”的慈善会，她这样做也算是一个回报。她兑现了她所说的话，当天晚些时候，我父亲和她会面，得知一切都安排妥当了，牧师亨利·拉斯马森（Henry Rasmussen）会给我们送大概25000丹麦克朗过来，我家每个人5000克朗，比我爸爸的年薪还高（我必须提一句，战后亨利·拉斯姆森牧师拒收我们的还款）。

就这样，利奥一家安全地抵达了瑞典。与利奥一家一样，通过数以百计的“渔船通道”，几乎所有的丹麦犹太人——7220名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抵达安全地带。这些是由于一个团体的努力——上百名犹太人和基督徒组织了这个团体并为其提供经济资助。

在丹麦，人们尽力去护卫犹太邻居的安全。为什么会这样？或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丹麦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有强烈的反犹传统。学者们则认为，这是因为丹麦人以遵循黄金法则生活为自豪——“爱你的邻居就像爱你自己”。丹麦的民族英雄强调：“人首先是人，然后是基督徒”。在丹麦的学校中，学生们也被广泛教导要“彼此相爱，像兄弟般友爱”。后，丹麦社会两个机构在抵抗纳粹种族政策中起到了表率作用。举例而言：丹麦国王佩戴黄色的星来表明自己与丹麦犹太居民站在一起。哥本哈根的主教（路德宗的领袖）写了一份声明，丹麦几乎每间教会都朗读了这份声明，声明中呼吁，当犹太人要逃离纳粹迫害的时候，丹麦人应帮助犹太人。

三个upstander的故事分享完，Mr. Buccieri提出一个问题：“在你们心目中upstander和bystander的形象是什么？”Mr. Buccieri在黑板上记下了大家的回答。bystander那栏上有：贪生怕死、自私自利、懦弱、没有正义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upstander那栏上有：乐于助人、勇敢、热爱正义、富有牺牲精神、爱人如己、遵照基督教信仰生活……

这个短暂的问题环节过后，我们小组上去分享了“罗森斯查斯街的抗议”，顿时bystander和upstander的形象变得复杂起来。对照着黑板上的bystander和upstander的特点，同学们都发现两者实在是个复杂的道德问题。

在我们小组之后分享的是“决定命运的选择”。

第七组分享：决定命运的选择：

1943年，德国，有人请求克里斯拜尔·比伦贝格（Chrisbel Bielenberg）帮助一对犹太夫妇，但克里斯拜尔的丈夫彼得（Peter）当时不在家。她知道自己的邻居卡尔（Carl）藏匿了犹太人，于是她就去他那里寻求帮助。卡尔建议她不要藏匿那对犹太夫妇，这让她十分惊讶，下面是克里斯拜尔对当时情况的回忆：

我去卡尔那里寻求建议：你看我的大儿子尼克（Nick）还在上学，不久我就可能被发现，我知道为犹太人提供避难场所会受到处罚，那就是被送到集中营，就这么简单。不仅是为了我，为了尼克我也不能这么做。但是他们又能去哪儿？我是那个送他们踏上死亡之路的人吗？卡尔的建议非常明确：无论什么情况下我都不能给犹太人提供避难场所。他说：“现在你站在一个十字路口上，这种情况是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面临的，你必须清楚你的立场，但是我亲爱的，你不能，因为你不是一个自由人，你还有很多孩子。”

当我再次穿过篱笆，打开面向马路的门，并听到门在我身后咔嗒一声关上时。我看到，或者说我感觉到，黑暗中有个影子靠近我：“你的决定是？”这个声音离我非常近，压得非常低。我猜这个声音的主人应该是一个小个子的男人，因为我的视线高过了他的头顶。我说：“我不能。”说出这句话的时候，我抓住了栏杆。我必须抓住栏杆，因为我内心十分痛苦，以致我差点不能呼吸。

“至多，”或许我希望用微弱的妥协来摆脱这样的痛苦，“至多不能超过一夜，也许两夜。”

“谢谢！”那个声音再次出现——那个小个子男人比栏杆高不了多少。他以天堂的名义谢谢我，为了两个不幸的人有一两夜的恩典。

当我回到房子里取地窖的钥匙时，我痛恨我自己。

克里斯拜尔面临两难处境，无论怎样的选择都让她痛苦，决定做个bystander她良心十分不安：“我必须抓住栏杆，因为我内心十分痛苦，以致我差点不能呼吸。”当她为了良心的缘故决定成为upstander时，她同样痛苦：“当我回到房子里取地窖的钥匙时，我痛恨我自己。”因为这样的选择将她自己一家置于危险之中。

“通过《罗森斯查斯街的抗议》和《决定命运的选择》这两篇故事，小组讨论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挺身而出反对不公正和暴力？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只是旁观，任由非正义的事继续？我们对谁负责？我们的选择会给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社区带来怎样的结果？明天会继续这个主题，并分享剩下的两篇故事。”

bystander的故事讲过了，upstander的故事也讲过了，既是bystander又是upstander的故事也讲过了，明天关于bystander和upstander的故事又会是什么？我好奇地看了看后两组同学发到的材料，两个故事的主题都是“从bystander变为upsta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