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高仓健的“柏拉图”
1979年10月29日，我只身踏上日本的土地。在飞机上，我在日记本上这样写道：“从今天起，我就丢掉了过去的傅益瑶了。”
对日本，除了爸爸跟我描述的他当年留学的情况之外，我几乎一无所知。而现在，我将在一个陌生的国度里生活、学习，甚至工作。想到日本，可能我还算熟悉的形象，就是日本影星高仓健。他在影片《追捕》中的那个硬汉角色，是我对日本人的印象。
在国内的时候，我就说过，若是恋爱，只有一人能得我心，那就是高仓健。去日本之前，高仓健是我理想中的男性化身。
命运的巧合，令人感叹上天安排之奇妙。到日本不久，连日语都还说不太好的我，竟然梦幻般地得以和高仓健面对面共进晚餐。
朋友推荐我认识了日本律师协会的一位副会长。有一次我和这位副会长聚餐，吃到一半，他问我知不知道日本有一个叫高仓健的演员。
怎会不知道？我总开玩笑说，要嫁，只嫁他。
接下去，副会长告诉了我一个更加让我兴奋的消息——高仓健本尊马上就要出现在这个餐桌上。
副会长和高仓健的缘分源于一场官司。当时有一家杂志，没有征得高仓健的同意，就用了他生活里的照片。高仓健以侵犯肖像权为由，把对方告上了法庭。作为律师的副会长，替他争取到了两千万日元的赔偿费，这在当时的日本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高仓健悉数捐给了慈善机构。为了感谢副会长，高仓健特地过来出席那天的饭局。
那一年，高仓健五十岁出头，我三十出头。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是高仓健有魅力的时候。
银幕上高大冷峻的高仓健，就那样坐在我的对面，表情略带严肃。尽管已过中年，他仍然不失魅力。在日本，高仓健是金字塔尖的人物，名气是他的负担，因此跟人打交道时他非常谨慎。
桌面上略显冷场，我有点拘谨。
高仓健用日本人特有的彬彬有礼打破僵局问我们：“请问你们两位是怎么认识的？”副会长娓娓道来，气氛开始轻松起来。
那时候正好我画的民间祭结集成书《五彩十二祭》，我当场就把这本书送给他。高仓健很认真地浏览了整本画册，并没有和我过多交流，但看得出来他非常喜欢我的作品。席间，他主动提出想跟我一起拍张合影，当时日本正流行瞬间显像的“拍立得”相机，照片当场打印了出来。这成为了我和高仓健的合照。
两天之后，副会长在电话中告诉我，高仓健对我充满了好奇，并对我褒扬有加。他从我的民间祭里找到了共鸣，称赞我是个“真家伙”。
之后，我的电话和家庭住址，被副会长转交给了高仓健的事务所。由于他是公众人物，我们很少见面。但是每周两三次的热线倾谈总是如约而至。我和高仓健两年多的“柏拉图”式的交往就这样开始了。
高仓健的名字在中国也是家喻户晓，因此他在中国的时候，所有人都对他非常友善，他对中国女孩也颇有好感。而刚到日本不久的我，对着这个神秘的大人物，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胆。
文化背景的差异，反而让我们之间有说不完的话题。我提的每个问题，高仓健都会真心诚意地回答。他的平易近人超乎我的想象，很快我们就放松自在地进入彼此的精神世界，并且成为了对方的知己。
高仓健成名的经历很有戏剧性，但现在看来，也是必然的。他读大学的时候，饭量比一般人大，每月餐费都不够用，就到东宝电影制片厂的片场当搬运工。一次在拍电影的中途，男主角因故受伤无法出演，导演烦恼间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高仓健，眼睛一亮。高仓健有两个非常迷人的特点：体魄高大威猛，面部表情严肃，很有神秘感。日本人喜欢这种硬汉，特别是他这个硬汉，只需要站在那里不言不语，就能够眉目传情。当他在导演面前转了几圈以后，导演当场拍板决定让他代替受伤的男主角。高仓健从来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能够成为万众瞩目的电影明星，他成名之后怕的就是到处都有人给他拍照。
而我，也从小怀揣着成为演员的梦想，后还是做了画家。命运的阴差阳错，令我们两人之间惺惺相惜。
在近距离的接触中，我很欣赏高仓健另一个特点：身上有一种很像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执着。
有一次他在一部电影中扮演军队首领。拍摄期间，八甲山大雪封山，整个剧组被困在山中动弹不得，无法进行正常拍摄。拍摄如果逾期，将会影响到后面所有的安排和全组人的行程。绝望之际，高仓健到庙里发愿，如果大雪能够停止，他就戒掉抽烟的习惯。老天似乎早有安排，终剧组顺利如期完成拍摄，高仓健言出必行，从此再也没有碰过烟。
高仓健喜欢阅读，会送我各种各样的书，偶尔也会送我他自选的照片集。那些照片，基本都是在他生活中或者工作片场的拍摄，有着他自然、本真的神韵。在神秘高贵的银幕形象之下，他还有着一种接近大自然的乡土气息，非常真挚可爱。高仓健是一个真正跳脱了日本人形象限制的演员，他身上的那种青春永在的生命力，都在无限深邃的眼神里透露了出来。我常跟他调侃说，我们中国画是“笔少意多”，而他的表演是“语少情多”。
雅兴一起，高仓健也会给我写信。他字里行间流露的真情，跟平时电话里的高仓健并无二致。就算是现在，我只要打开他的照片集和手札，他的声音和形象就会立刻出现在眼前，仿佛从未离去。
在信里，高仓健会兴致勃勃地规划着我们到哪儿去喝咖啡，或什么时候来看我。在日本，我为了图个清静，住在东京郊外的立川，这里原来是美军空军驻地。由于这样的历史原因，周围的酒吧和妓女也很多。关于那个地方，松本清张写过一篇小说，男主人公在立川跟女主角有一段过往，为了保密，主人公就杀掉了这个女子。从这篇小说里，就足以看出立川环境多复杂。
高仓健长期演黑道电影，对立川的环境非常熟悉。他担心我的安全，我只能对他自我嘲解：“其实这个地方安全。因为一到晚上，街上到处都是出来夜生活的人，等于有一大帮人在保护我啊。”
为了便于他来看我，就必须找一个隐蔽的地方停车，这样才能避开无处不在的狗仔队。我还真的在自己画室周围寻找过，我的画室周围很少照明，走下楼梯很容易摔跤。他说没关系，黑灯瞎火正好没人看见，他会自备一支手电筒。但是他的车，始终很难找到合适的停车处，因为他的车号，所有的记者和粉丝都知道。我们的会面，变得异常艰难。
他犹豫再三，决定约我在澳门见面，这样可以避人耳目，省得引发不必要的事端。但我当时还不能够自由出入澳门，高仓健就又想了一个主意，约我去西班牙或者南美会面。由于他盛名在外，全世界大概只有这些地方没有人认识他。
可见，作为电影明星的高仓健是孤独的。他在日本完全没有生活的自由，一生都是话题人物。可能那几年，他在我这个外国人这里，才算是获得了一点点跳脱人生的自在感。
除了旅行，日常生活中能让他远离尘世的就是演戏了。我们想象中高仓健应该过着锦衣玉食的明星生活，其实并不完全如此。作为一个高产的演员，他这么多年来在剧组里，常年的餐食就是味同嚼蜡的荞麦面。
但是他还是离不开这个行业。我问他为什么？他说，只有演戏，能让他的人生振奋一点，活在不一样的时空里，有的时候甚至恍惚成为了角色本身。这是一种很哲学化的境界。有些角色处理，高仓健看似“呆若木鸡”，其实这是他的一种本能的感触和表现。在那一瞬间，他把周围的人和环境摒除在世界之外，用他标志性的完美眼神表达了丰富的内心世界。此时，高仓健浑然天成般的无声胜有声，令再好的台词也变得苍白无力。
高仓健的电影作品，我喜欢的是《第13号栈桥》，他在里面饰演的硬汉形象，超越现在所有的硬派小生。
而高仓健本人觉得难演的一个角色，是在美国和迈克尔·道格拉斯合作的《黑雨》。在剧中，他饰演一个警察，既要有日本警察的那种严谨和纪律性，又要表现内心难以隐藏的善良和热血。过去的日本电影，其高级之处就是台词很少，戏剧冲突暗藏在表象之下，内心戏和潜台词极其丰富，演员因此在表演上有着极大的空间。
高仓健成名之后获奖无数，但他多数请人代领。他享受成为演员，但并不享受成为明星。他执着于的荣誉，又不被名利所囿。如果没成为演员，他可能会沿着大学工科的道路成为工程师，但他认为自己一定也会像做演员一样，努力并且快乐着。
有时我们交流双方的家庭情况，有他对母亲的依恋，有我对父亲的怀念；他碰到的趣人趣事，我在国内的经历……但我们谈的多的还是他的电影和我的创作。
高仓健对我真是尽心尽力。我开画展，他常常会祝贺，也收藏了不少我的作品。当时，画展的入口处摆着高仓健送的大花篮，很多宾客都会惊讶。高仓健对我的肯定，对于当时的我是一种非常难能可贵的知遇之恩。
电话打多了，就成了一个习惯，有的时候他半夜也会打来电话。如果我不在家，他就跟我妹妹聊天。所谓高处不胜寒，其实他一直不被别人理解，很多事情无处可讲，但他内心非常丰富柔软，很有倾诉欲。
高仓健的一生很坎坷，他有过一次失败的婚姻，前妻是日本著名歌手江利智惠美。前妻在四十五岁那一年自杀身亡，谣言四起，对他打击很大。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没有什么直系亲属在世了，生活更加离群索居。
在高仓健前妻自杀的风波中，有一个当时和江利智惠美同期出道的歌后美空云雀，一直声援和理解高仓健，因此成了他的鼎力支持者。高仓健内心十分清高，面对谣言选择不解释。而美空云雀对他的支持，成为他当时抵抗娱乐圈污秽环境的精神支柱。
后来美空云雀患声带癌晚期住院，高仓健每天都在外面拍戏，没时间去看望她。病痛中，美空云雀的安慰就是跟高仓健通电话。那时候的电话都是在病房的外面。有一次高仓健打来电话，美空云雀在病房里还没来得及穿上鞋子，就奔到电话边大声叫着高仓健的名字。高仓健眼含泪水，挂了电话就想去看望她。但是日本的艺人非常敬业，对工作是百分百付出，天大的事情都不能离开片场。
没想到，等高仓健拍摄结束，竟没有见到美空云雀后一面，这可以说是高仓健的一个遗憾。
我见过的演员里面，高仓健是跟演员差距又小的一个人。说差距大，是因为他所饰演的角色给观众的想象空间太丰富了，超越了普通的表演。说差距小，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他就像一个普通人那么真诚，彬彬有礼，有悲有喜。
高仓健在我心目中是一个完美但有距离的男人。随着了解的深入，我慢慢看到了他有血有肉的一面。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也跟平凡人一样，有优点，也有缺点。电影里面的高仓健无所不能，在我想象当中，他一定无所不知。我们的交谈涉猎范围很广，我渐渐地发现，我们的精神世界，其实是在两个维度。
高仓健出生于平民阶层，成为明星之后，他的生活再也不为物质所困。手上戴的劳力士手表，随手就能脱下来送给喜欢的朋友。他喜欢车，半年就换两辆，也很喜欢谈论车的话题。而我，连车的品牌都不认识，更不要说开车玩车了。但同时，物质的东西并不能抚慰他的灵魂。可惜的是，他受制于繁忙的工作，没有太多时间深化文学性思维。有时候我说的话题比较多的是“形而上”的内容，他总是说：“伤脑筋，不懂你在说什么，很头疼啊。”
有一次我不在家，高仓健打电话来跟我妹妹聊天，问她：“我是不是演黑道演得太多了，好像自己都有点黑道的影子。不知道你姐姐会不会因此不愉快？她有时候问的问题，我好像不能回答。她讲的话，我常常听不懂哎。”随着交往的深入，我们都发现两个人的知识架构有很大的差异，成长背景也终究太不相同。
高仓健始终是个话题人物，有时候我会忘记这一点。有次我在去京都的火车上随手翻起了一本杂志，上面有一则八卦文章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文中说高仓健的前妻因为他是同性恋才跟他离婚，并终导致自杀。文章写得有眉有眼，甚至还有些所谓“证据”。当时我对同性恋没有什么具体的认识，但是有人这样写我的朋友，我内心觉得好气愤。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背义债”。回到东京，我立刻打电话给他。
没想到，我的这个举动狠狠地刺伤了高仓健。他难以遏制自己的愤怒，觉得连自己这么亲密的朋友，居然都信了小道消息。
跟日本人相处，亲密的朋友之间，如果你问了不该问的问题，那就等于是在骂他。而我们中国人，关怀式的询问则是一种正面的表达。在那个年代，同性恋是一个非常强烈的称谓。我这个电话不仅伤到了他的自尊心，也辜负了他对我的信任。大概在他的世界里，这是不可原谅的。悲哀的是，这一点是我很多年后才慢慢悟出来的。
至此之后我们之间再也没有通过电话，他一度构想的约会和旅行，也都没有机会实现了。
我和高仓健的交往，因为各种原因，成为了完全没有现实纠葛的纯精神关系。但这完全不影响它的美，我仿佛是被人牵着手游了一圈玫瑰园。回想那个时候，其实是我在日本辛苦困顿的几年，高仓健就好像是我在异国他乡的“定海之针”，他看到我的创作前景，对我还在迷茫中的创作不啻是顺风吹帆的助力。多年以后，我再想起这个人，内心充满了不可言说的亲切和感激。如果不是他，可能我就会迷失在后来人生中的某个浪头。
我也万分庆幸，还好我们没有发展成枕边人。我的性格不喜欢沉沦爱情和生活，而高仓健也认为自己不适合婚姻。银幕上的冷峻加上真实生活里的柔软认真，他成为我心目中的英雄。只有幸福的憧憬，没有痛苦的迷恋，给我带来的内心感受十分美妙。它没有被人间烟火玷污腐蚀，而是随着岁月的递增，变成了一种生命力很强的能量源，滋养着我的艺术创作，终成为了我生命积累的一部分。
两个遥远的灵魂在一起碰撞，相互欣赏，彼此认可，甚至只要彼此默默地关注，就是的鼓励。
到了日本之后，我的创作真正感觉到有点自在是在五十岁以后。在那之前，我经历了很长一段反复的探索期。和高仓健的那段交往，成为我精神上的寄托和排解。
高仓健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我的后援会，程度地帮助我打破所限，这是他极少数的行为——成为他人的后援会发起人。并且一直到他去世，我在日本只要开画展，高仓健的花篮很少缺席。之后很多年，我在方寸之外终于游刃有余，只要一回头，便想起高仓健。我经历了和他的交往，蜕变成另一种更有价值的人。
我一向觉得谈恋爱很浪费时间，常常会关起门来在家里看书，跟古人谈恋爱。而和高仓健来往的那两年里，让我内心有一种特别的幸福感。这是我这一生中的一次无限接近恋爱的体验，就像在高仓健的电影里面，那些情感的开始和结束都如此地不着痕迹，点到即止，回味悠长。
其实我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的朋友，想要重修旧好不是没可能。但我一直把这个愿望藏在自己心里的小八宝箱，默默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像初一样重逢。
但终究一切都成了明日黄花，我们谁都没有迈出这一步。那些宝贵的过往，在岁月里仍有生命，但谁也不敢伸手触碰，怕一旦触及，有些东西立刻消逝或变味。有些东西，就该任由它封存在属于它的时空里，成为隽永的纪念。
我和高仓健这个若隐若现的“柏拉图”过程，叫人如何能够不追求，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