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里登布洛克叔叔
1863年5月24日，星期日，我叔叔里登布洛克教授匆匆忙忙地回到自己的小宅子。他的住宅是在科尼斯街十九号，那是汉堡旧城区里的一条古老的街道。
女仆玛尔塔刚把饭菜坐在炉子上，以为自己把饭做晚了呢。
“这下可好，叔叔是个急脾气，说饿就饿，饭菜马上就得端上来，否则他会大声嚷嚷的。”我心里在作如是想。
“里登布洛克先生今天回来得这么早呀!”玛尔塔轻轻推开餐厅的门，紧张惶恐地对我说。
“是回来得早了些，玛尔塔。饭未准备好没有关系，现在两点还没到呢。圣米歇尔教堂的钟刚敲了一点半。”我回答她道。
“可教授先生为什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他自己大概会告诉我们原因的。”
“他来了!我得走开了。阿克赛尔先生，请您跟他解释一下吧。”
玛尔塔说完便回到厨房里去了。
我留在了餐厅里。可是，教授脾气急躁，而我又优柔寡断，让我如何去叫教授熄熄火呢?于是，我便打算溜回楼上我的小房间里去，可是，大门突然被推了开来；沉重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咯噔咯噔地响。屋主人穿过餐厅，径直奔向自己的书房。
在穿过餐厅时，他把自己那圆头手杖扔在了屋角，又把宽边帽子扔到了桌上，并向我——他的侄儿大声喊道：
“阿克赛尔，跟我来!”
我正要跟过去，只听见教授已经不耐烦地又冲我喊了一嗓子：
“怎么了?你还不过来!”
我赶忙奔进了我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老师的书房。
里登布洛克其实人并不坏，这一点我心知肚明。但是，说实在的，除非出现什么奇迹，否则他这一辈子都是个可怕的怪人。
他是约翰大学的教授，讲授矿物学。他每次讲课，总会发那么一两次火的。他并不关心自己的学生是否都来上课，是否认真听讲，是否将来会有所成就。说实在的，这些事对他来说，都是细枝末节，小事一桩，他从不放在心上。用德国哲学家的话来说，他这是在“主观地”授课，是在为自己讲课，而不是在为他人讲课。他是一个自私的学者，是一个科学的源泉，但想从这科学的源泉汲取水分，那却并非易事。
总而言之，他是个悭吝（qiānlìn，吝啬；小气）人。
在德国，有这么几位教授同他一个德性。
遗憾的是，我叔叔虽身为教授，但说起话来却并不利索。在熟人之间情况尚好，在公开场合就很不尽如人意了。对于一位授课者，这可是个致命的弱点。确实，他在学校讲课时，常常会突然卡壳，常常因为某个刁钻古怪、生僻难说的词而打住话题。那个词在抗拒着他，不愿就范，以致把教授逼到后，只好说出一句不太科学的粗话，然后自己又火冒三丈，大发脾气。
在矿物学中，许多名称都采用的是半希腊文半拉丁文的名称，十分难发音，甚至诗人见了都挠头。我这并不是在对这门科学大放厥词（原指极力铺陈辞藻，现多指夸夸其谈，大发议论〔含贬义〕），我根本就没这个意思。可是，当你碰到一些专有名词，比如：“零面结晶体”“树脂沥青膜”“盖莱尼岩”“方加西岩”“钼酸铅”“钨酸锰”“钛酸氧化铣”等时，口齿再伶俐的人读起来也磕磕巴巴的。
在这座城市里，人人都知道我叔叔这一情有可原的毛病，他们借机来出他的洋相，专门等着他碰上这种麻烦词，看他出错，等他发火，借机开心。这么做，即使在德国人看来，也是很失礼的。来听里登布洛克教授讲课的人总是很多，但其中总有不少的人是专门来看教授大发雷霆，并以此为乐的。
不管怎么说，我必须强调一点，那就是我叔叔是一位真正的学者。他虽然有时会因动作笨拙而把标本搞坏，但他却具有地质学家的天赋和矿物学家的敏锐观察力。他在他的锤子、钻子、磁针、吹管和硝酸瓶中间可是如鱼得水、驾轻就熟。他能够凭借一块矿石的裂痕、外表、硬度、熔性、声响、味道，毫不犹豫地判断出它在当今科学所发现的六百多种物质中属于哪一种门类。
因此，在各高等院校及国家学术学会中，里登布洛克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亨夫里·戴维先生（1778—1829，英国化学家、物理学家）、德·洪伯尔特先生（1769—1859，德国博物学家、旅行家）、约翰·富兰克林（1786—1847，英国航海家、探险家，在极地考察时不幸身故）、爱德华·萨宾爵士（1788—1883，英国物理学家，研究地球磁场，并赴北极考察）等，每次路过汉堡，都要前来拜访他。此外，安托万·贝克莱尔先生（1788—1878，法国物理学家）、雅克约瑟夫·埃贝尔曼先生（1814—1852，法国化学家）、戴维·布雷维斯特爵士（1781—1868，苏格兰物理学家）、让巴蒂斯特·迪马先生（1810—1884，法国化学家）、亨利·米尔纳爱德华先生（1800—1885，法国动物学家、生理学家）、亨利艾蒂安·桑特克莱尔德维尔先生（1818—1881，法国化学家）等也都喜欢向我叔叔求教化学领域里的一些棘手的问题。我叔叔在化学这门科学中，有过许多重大发现。1853年，奥托·里登布洛克教授在莱比锡出版了《超结晶学通论》。这是一本附有铜版插图的巨著，但因成本过高，赔钱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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