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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八年六月三日深夜，北京城的上空，万里无云，月明如镜（正当阴历的四月十六日）。由西城后沟沿的顺承王府到前门东车站，沿路上奉军的卫队，岗哨林立，警备森严。午后一时十五分，大元帅张作霖的车队到达了车站，军乐队立刻奏起军乐。车队中的辆车是军政府总理潘复，他首先下车，接着是各部总长、侍从武官以及其他重要府院的文武百官。张作霖的座车是第四辆的黄色大轿车，他下车时，着蓝色的大元帅常服，腰间佩剑。
他身材虽然不够魁梧，但步履间却是英挺飒爽。
这时，他的儿子张学良，当时担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和第四方面军军团长的杨宇霆以及甫由南京前线败退下来的方面军军团长孙传芳等人，都候在站台上欢送大元帅的离京出关。张作霖和他们一一握别。军政府撤退专车一共三十辆，当张作霖踏上车门时，便准时徐徐开动了。张作霖伫立车门的台阶上向送行者一一答礼，一直到专车开出站台，他这才走进车厢。张作霖面上虽然一直维持着镇静的微笑，
显然的，他的内心则是不胜其感慨的了。
这是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入主北京中枢的后一幕。由上一年六月十六日成立以来勉强算是一年的军政府，就此宣告收场了。
这时的张学良，却比他老子有着另一种感受。车站上送行的一幕，他固然不无曲终人散的唏嘘，与此同时，他却也不无一种万般有了解脱的安堵。也许应该说，他如其兴奋地有感于后这一幕，毋宁是在迷茫中观赏了这一幕；当然，他不会一开始时便期待着有这一幕。不过，事实上他可也并不觉得这一幕来得太属意外。
张学良是一直不以张作霖进关参与中原内争为然的。东北大学前任教务长王卓然便曾撰文指出，张学良曾向老子苦谏过，但老子不听，他做儿子的又只得服从地来做他父亲实现野心的工具。实际上，就在这种安排之下，当他老子离开北京的时候，他便奉命暂留北京，来处理军事上的这一场残局。
当时，张学良所面临的军事形势，已经是三方面处于国民革命军的包围之下了。晋军威胁到察北，并隔着北拒马河呈直薄北京之势，而津浦路上的直鲁联军，在由徐州北上的国民革命军集团军和冯玉祥部西北军的压力之前，竟一泻而下，使得天津前线的奉军大为动摇。
在这种情形之下，张学良自然不能在北京久待下去。他和杨宇霆暂且留守北京，重要的任务便是指挥他们统辖的第三、第四两个方面军的队伍，安全地向滦河一带集中，然后，再考虑如何安全地撤到关外。
这天晚间，张学良由天津的电话报告中，得知张作霖在天津逗留了一整天后，已于午后六时五十二分离开天津，不久便驶出山海关，奔向锦州了。山海关外，是他们张氏父子的老地盘，听说他老子出了关，便有一大半业已回到家的安全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