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试读

get_product_contenthtml

一九六O年九月七日[译自英文]

亲爱的弥拉:

人在宇宙中微不足道,身不由己,但对他人来说,却又神秘莫测,自成一套。所以要透彻了解一个人,相当困难,再加上种族、宗教、文化与政治背景的差异,就更不容易。因此,我们以为你们两人决定先订婚一段日子,以便彼此能充分了解,尤其是了解对方的性格,确实是明智之举(但把订婚期拖得太长也不太好,这一点我们以后会跟你们解释)。我以为订婚期间还有一件要紧的事,就是要充分准备去了解现实,面对现实。现实与年轻人纯洁的心灵所想像的情况截然不同。生活不仅充满难以逆料的艰苦奋斗,而且还包含许许多多日常琐事,也许叫人更难以忍受。因为这种烦恼看起来这么渺小,这么琐碎,并且常常无缘无故,所以使人防不胜防。夫妇之间只有彻底谅解,全心包容,经常忍让,并且感情真挚不渝,对生活有一致的看法,有共同的崇高理想与信念,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上平安渡过大大小小的风波,成为琴瑟和谐的终身伴侣。

 

一九六O年十一月十二日[译自英文]

亲爱的弥拉——亲爱的孩子:

在一个艺术家的家里,品味必须高雅,而不流于奢华,别让他为了一时之快而浪费钱财。他的艺术生活正在开始,前途虽然明朗,仍未得到确切的保障。由于他对治家理财之道向来漫不经心,你若能劝勉他在开支方面自我约制,撙节用度,就是对他莫大的帮助。他对人十分轻信(这当然表明他天性纯洁善良),不管是朋友,是陌生人,时常不分好歹的慷慨相待,你或许已经注意到,他很容易上歹徒骗子的当,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凭常识与直觉成为他的守护天使。这种常识与直觉,对每个女性来说,无论多么年轻,必然俱有;而对多数艺术家来说(我指的是真正的艺术家),无论多么成熟,必然匮缺。过去十年以来,我们不断给予聪这种劝告,但我们深信,恋人的话语有时比父母的忠言有效得多。而事实上,也只有两人长相厮守,才能帮得了身旁的伴侣。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傅聪致父母

亲爱的爸爸妈妈:

真想不到能在香港和你们通电话,你们的声音口气,和以前一点没有分别,我好像见到你们一样。当时我心里的激动、辛酸,是欢喜又是悲伤,真是非言语所能表达。另一方面,人生真是不可捉摸,悲欢离合都是不可预料的。谁知道不久也许我们也会有见面的机会呢?你们也应该看看孙子了,我做了父亲是从来没有过的自傲。

这一次出来感想不少,到东南亚来虽然不是回国,但东方的风俗人情多多少少给我一种家乡感。我的东方人的根真是深,好像越是对西方文化钻得深,越发现蕴藏在我内心里的东方气质。西方的物质文明尽管惊人,上流社会尽管空谈文化,谈得天花乱坠,我宁可在东方的街头听嘈杂的人声,看人们的笑容,一股亲切的人情味,心里就化了,因为东方自有一种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人和大自然的和谐。

我在艺术上能够不断进步,不仅在于我自觉的追求,更重要的是我无形中时时刻刻都在化,那是我们东方人特有的才能。尽管我常在艺术的理想天地中神游,尽管我对实际事务常常不大经意,我却从来没有脱离生活,可以说没有一分钟我是虚度了的,没有一分温暖——无论是阳光带来的,还是街上天真无邪的儿童的笑容带来的,不在我心里引起回响。因为这样,我才能每次上台都像有说不尽的话,新鲜的话,从心里奔放出来。

我一天比一天体会到小时候爸爸说的“做人,第二做艺术家……”我在艺术上的成绩、缺点,和我做人的成绩、缺点是分不开的;也有的是做人的缺点,在艺术上倒是好处,譬如“不失赤子之心”。其实我自己认为尽管用到做人上面难些,常常上当,我也宁可如此。

我在东南亚有我特有的听众,许多都是从来没有听过西方音乐的,可是我可以清清楚楚的感觉到,他们尽管是门外汉,可是他们的感受力和直觉强得很,我敢说我的音乐透入他们的内心比西方一般世故的听众更加深]。我这次强烈的印象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我有特殊的任务,有几个西方艺术家有这种心心相印(与听众的精神沟通)的体会呢?这并不是我的天才,而是要归功于我的东方的根。西方人的整个人生观是对抗性的,人和自然对抗,人和人对抗,艺术家和听众也对抗。成功的也只有用一种个性去强迫群众接受他所给的东西]。我们的观点完全相反,我们是要化的,因为化了所以能忘我,忘我所以能合一,和音乐合一,和听众合一,音乐、音乐家、听众都合一。换句话说一切都是水平式的,音乐是水平式的,不知从何处流出来,也不知流向何处去,“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在艺术家和听众之间也是水平式的(横的)关系,听众好比孙悟空变出来的几千几万个自己的化身。我对莫扎特、舒柏特、柏辽兹、萧邦、德彪西等的特别接近,也是因为这些作曲家都属于水平式型。西方人对深度的看法和他们的基本上垂直的(自上而下的)观点有关,难怪他们总是觉得巴赫、贝多芬、勃拉姆斯是就深度而言已登峰造极。

而我们的诗词、画,甚至建筑,或者章回小说,哪一样不是水平式呢,总而言之,不是要形似,不是要把眼前的弄得好像显微镜里照着那么清楚,而是要看到远处,看到那无穷无尽的远,不是死的,局部的,完全的;而是活的,发展的,永远不完全,所以才是真完全。

这些杂乱的感想不知能否表达我心里想说的。有一天能和你们见面,促膝长谈,才能倾诉一个痛快,我心里感悟的东西,岂是我一支笔所能写出来的。

现在给你们报告一点风俗人情:我先在意大利,在佩鲁贾和米兰附近一个小城市布斯托·阿西齐奥开两场音乐会。我在意大利很成功,以后会常去那里开音乐会了。在雅典匆匆只有两天,没有机会去看看名胜古迹,音乐会很成功,听众热烈得不得了,希腊人真可爱,已经是东方的味道了。阿富汗没有去成,在飞机上,上上下下了三天,中间停到苏联塔什干一天,在那里发了一封信,不知为何你们会没有收到。然后在曼谷住了一星期,住在以前在英国的好朋友王安士家里。泰国的政治腐败,简直不可设想,我入境他们又想要敲我竹杠,我不让,他们就刁难,结果弄到一个本地的英国大公司的总经理来签保单才了事。要他以价值一千万英镑以上的全部资本作保],我从来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价会这样高!听说泰国政府对中国人处处刁难,坏的是中国人改了名字的变了的泰国人。泰国因为国家富,人口少,所以尽管政府腐败,人民似乎还很安乐,他们是温文尔雅的人,很随和,老堆着笑脸,真是大自然的孩子。]那里天气却真热,我在的时候是一年中热的季节,热得真是什么事也没做已经累死了,音乐会的钢琴却是出人意外的好,我所弹过的好的钢琴之一,音乐会是一个欧洲的音乐团体主持的,还带一种他们特权的俱乐部的气味。我很生气——起初他们不大相信会有中国人真能弹琴的,后来音乐会大成功,他们要我再开一场,我拒绝了。以后在东南亚开音乐会,要由华侨来办,不然就是这些中间人渔利,而且听众范围也比较狭隘。后来,在马尼拉的经验更证实了这一点。马尼拉的华侨热情得不得了,什么事都是他们做的,钱都是他们出的(虽然他们并没亏本,因为三场都客满),可是中间的经理人骗他们说要给我每场一千美金,实际上只给我每场三百,你们想气死不气死人!可是我的伦敦经理人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我更无从知道,签了合同,当然只好拿三百了。这些都是经验,以后不上当就好了,以后去马尼拉可和当地华侨直接联系。顺便一提,我遇见林伯母的弟弟,他也是音乐会主办人之一,和林伯母很像的。华侨的热情你们真是不可想象得到。马尼拉的音乐水平不错,菲律宾人很有音乐感。

在新加坡四天,头两天给当地的音乐比赛做评判(钢琴和唱),除了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其余都平平,尤其是唱的,简直不堪入耳。后两天是音乐会,所以忙得没有多少时间看朋友,刘抗伯伯和他的表兄弟陈……(记不清了)见了两次,请了两次饭,又来机场送行,和以前一样热心得不得了。

在香港半天就见了萧伯母,她和以前一样,我是看不出多少分别,十七年了,恍如昨日。芳芳长得很高大,很像萧伯伯。萧伯母和她一个朋友乔治沈送我上飞机,因为飞机机器出毛病,陪着我在机场等了一个下午。

我六月四日将在香港一天开两场音乐会,你们大概已经听说了。我在新西兰后一场是六月二日,所以三日才能走,这样反而好,到了就弹,弹完第二天就走,就不给新闻记者来纠缠了。

新西兰可是大大的出乎意料,我一直想象这样偏僻的地方一定没有什么文化可谈。我发觉不论好、坏两方面,都很像英国,食物跟英国差的一般坏。可是很多有文化修养的人。在惠灵顿我遇到一位音乐院教授佩奇教授,他和他的夫人(画家)都到中国去过,是个真正的学者,而阅历很广,他对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了解很深刻。新西兰和澳洲完全不一样,澳洲是个美国和维多利亚式英国的混合种,一股暴发户气味,又因为是个大陆,自然就自高自大,同时又洋洋自得,新西兰像英国,是个岛,面积不够大,够不上自高自大、自鸣得意,但是与外界隔绝,远离一切,那儿有更多的空闲,更多的空间,人似乎思索得更多。思索才能真正给人文化。

我五日离香港去英前,还可以和你们通话,你们看怎么样?可以让萧伯母转告你们的意思,或者给一封信在她那里。

我一路收的评论,等弄齐了,给你们寄去。再谈了,祝你们安好!

儿  聪 上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傅雷回信

亲爱的孩子:

会期定在四日,一切都明白了。因十二日萧伯母来信说是五日,故而张惶。两场中间只有一小时休息,还要吃晚饭,紧张可知;不过你在台上跟在家练琴心情差不多,除了因为能与观众交流而高兴以外,并无分别,想到这一点,也不替你急了,何况急也没用。

新西兰来信今日中午收到。早上先接林医生电话,他们也收到林伯母哥哥的信,报告你的情形,据说信中表示兴奋得了不得,还附有照片。国外侨胞的热爱祖国,真是叫人无话可说。

刘抗伯伯的舅子(不是cousin)叫陈人浩,你未出生之前[约一九三三年],曾借住我家三楼,还是在万宜坊;他也是留法学画的,与我同时。

你谈到中国民族能“化”的特点,以及其他关于艺术方面的感想,我都彻底明白,那也是我的想法。多少年来常对妈妈说:越研究西方文化,越感到中国文化之美,而且更适合我的个性。我早爱上中国画,也是在二十一二岁在巴黎卢浮宫钻研西洋画的时候开始的。这些问题以后再和你长谈。妙的是你每次这一类的议论都和我的不谋而合,信中有些话就像是我写的。不知是你从小受的影响太深了呢,还是你我二人中国人的根一样深?大概这个根是主要原因。

一个艺术家只有永远保持心胸的开朗和感觉的新鲜,才永远有新鲜的内容表白,才永远不会对自己的艺术厌倦,甚至像有些人那样觉得是做苦工。你能做到这一步——老是有无穷无尽的话从心坎里涌出来,我真是说不出的高兴,也替你欣幸不置!

爸爸  六五年五月二十七日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四日傅雷回信

亲爱的孩子:

这一回一天两场的演出,我很替你担心,好姆妈说你事后喊手筋痛,不知是否马上就过去?到伦敦后在巴斯登台是否跟平时一样?那么重的节目,舒曼的Toccata《托卡塔》和Kreisleriana《克莱斯勒偶记》[系钢琴套曲]都相当别扭,容易使手指疲劳;每次听见国内弹琴的人坏了手,都暗暗为你发愁。当然主要是方法问题,但过度疲劳也有关系,望千万注意!你从新西兰后阶段起,前后紧张了一星期,回家后可曾完全松下来,恢复正常?可惜你的神经质也太像我们了!看书兴奋了睡不好,听音乐兴奋了睡不好,想着一星半点的事也睡不着……简直跟你爸爸妈妈一模一样!但愿你每年暑期都能彻底relax[放松,休憩],下月去德国就希望能好好休息。年轻力壮的时候不要太逞强,过了四十五岁样样要走下坡路:要紧及早留些余地,精力、体力、感情,要想法做到细水长流!孩子,千万记住这话:你干的这一行伤人,做父母的时时刻刻挂念你的健康——不仅眼前的健康,而且是十年二十年后的健康!你在立身处世方面能够洁身自爱,我们完全放心;在节约精力、护养神经方面也要能自爱才好!

你此次两过香港,想必对于我一九六一年春天竭力劝你取消在港的约会的理由,了解得更清楚了,沈先生也来了信,有些情形和我预料的差不多。幸亏他和好姆妈事事谨慎,处处小心,总算平安度过,总的客观反应,目前还不得而知。明年的事要看东南亚大局,如越南战事扩大,一切都谈不到。目前对此不能多存奢望。你岳丈想来也会周密考虑的。

此外,你这一回的收获恐怕还是在感情方面,和我们三次通话,美中不足的是五月四日、六月五日早上两次电话中你没有叫我,大概你太紧张,当然不是争规矩,而是少听见一声“爸爸”好像大有损失。妈妈听你每次叫她,才高兴呢!好姆妈和好好爹爹那份慈母般的爱护与深情,多少消解了你思乡怀国的饥渴。昨天同时收到他们俩的长信,妈妈一面念信一面止不住流泪。这样的热情、激动,真是人生宝贵的东西。我们有这样的朋友(李先生六月四日从下午六时起到晚上九时,心里就想着你的演出。上月二十三日就得到朋友报告,知道你大概的节目),你有这样的亲长(十多年来天舅舅一直关心你,好姆妈五月底以前的几封信,他都看了,看得眼睛也湿了,你知道天舅舅从不大流露感情的),把你当做自己的孩子一般,也够幸福了。他们把你四十多小时的生活行动描写得详详细细,自从你一九五三年离家以后,你的实际生活我们从来没有知道得这么多的。他们的信,二十四小时内,我们已看了四遍,每看一遍都好像和你团聚一回。可是孩子,你回英后可曾去信向他们道谢?当然他们会原谅你忙乱,也不计较礼数,只是你不能不表示你的心意。信短一些不要紧,却不能杳无消息。人家给了你那么多,怎么能不回报一星半点呢?何况你只消抽出半小时的时间写几行字,人家就够快慰了!刘抗和陈人浩伯伯处唱片一定要送,张数不拘,也是心意为重。此事本月底以前一定要办,否则一出门,一拖就是几个月。

……)

你新西兰信中提到horizontal[横(水平式)的]与vertical[纵(垂直式)的]两个字,不知是不是近来西方知识界流行的用语?还是你自己创造的?据我的理解,你说的水平的(或平面的,水平式的),是指从平等地位出发,不像垂直的是自上而下的;换言之,“水平的”是取的渗透的方式,不知不觉流入人的心坎里;垂直的是带强制性质的灌输方式,硬要人家接受。以客观的效果来说,前者是潜移默化,后者是被动的(或是被迫的)接受。不知我这个解释对不对?一个民族的文化假如取的渗透方式,它的力量就大而持久。个人对待新事物或外来的文化艺术采取“化”的态度,才可以达到融会贯通、彼为我用的境界,而不至于生搬硬套,削足适履。受也罢,与也罢,从“化”字出发(我消化人家的,让人家消化我的),方始有真正的新文化。“化”不是没有斗争,不过并非表面化的短时期的猛烈的斗争,而是潜在的长期的比较缓和的斗争。谁能说“化”不包括“批判的接受”呢?

从你演奏节目中知道你的repertoire[演出曲目]加了些舒曼的东西,但两三年来你新练出来的东西决不止这些,我老是想知道而始终没和我细细说过:电话中又不便长篇大论的问你,但愿你不久能满足我这个愿望。

巴赫到底研究得怎样了?这样一个作曲家,自非一两年所能钻透,你也曾说要花上五年工夫;问题只是近一两年中你可有相当时间花在这个作曲家身上?

还有,你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三来信提到你在北欧和维也纳演出时,你的playing[演奏] 与理解又迈了一大步;从那时到现在,是否那一大步更巩固了?有没有新的进展、新的发现?不消说,进展必然有,我要知道的是比较重要而具体的进展!身子是否仍能不摇摆(或者极少摇摆)?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来信说在“重练莫扎特的Rondo in a min.《a小调回旋曲》,K.511[作品五一一号]和Adagio in b min.《b小调柔板》”,认为是莫扎特钢琴独奏曲中好的作品。记得一九五三年以前你在家时,我曾告诉你,罗曼·罗兰推重这两个曲子。现在你一定练出来了吧?有没有拿去上过台?还有舒柏特的Landler[《兰德莱尔》]这个类型的小品是否只宜于做encore piece[加奏乐曲]?我简直毫无观念。莫扎特以上两支曲子,几时要能灌成唱片才好!否则我恐怕一辈子听不到的了。

假如有别人弹得好的(指这两个作品),希望能给我一张唱片。

以后灌唱片,倘与乐队合作,指挥的人事先应慎重考虑,不要无条件接受唱片公司的人选:对唱片商来说,指挥与独奏的人合作不好也影响出品,影响营业——拿这个理由去说给他们听,他们大概也会仔细考虑的。只要在Elmans[埃尔门斯]有空,真盼望和我谈谈这封信上所提的问题。话永远说不完,暂且带住,一切保重!

手是否正常,务必来信告知!有事托弥拉代办,不和你提了。

爸爸  六五年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