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导读
陈耀南
巨著宝典，影响时代；而哲思与伟人，也都是时代的产物。所以，论世然后知人，知其人、知其书，然后知其短长得失。《论语》的研习，也是如此。
一、释“论”“语”
论语，两个“言”旁的字，一本记录言语、反映时代的儒学圣经，活现了孔子“言教”与“身教”，代表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化的伦理宝典。
读了《论语》所记录的孔子以及门徒高足言行，有志之士，便知道如徐复观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所谓：“程文之外，另有学问；科第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立脚地。”有史以来，没有人能成功否认：孔子是东亚文明的典范，中华文化之光；让人见到这光的书，便是《论语》。
直言曰“论”，答难曰“语”——这是《周礼•春官•大司乐》贾逵《疏》引《说文》的讲法。“论”是直接陈述，“语”是答复询问。《论语》邢《疏》，以“经纶世务”释“论”，又等于“圆转无穷”的“轮”。依此，有人主张据《说文》二徐本惟载“卢昆”切而读平声。不过，段玉裁说古无平去之别，赵翼《陔余丛考》卷四说：“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常时读了去声，也未为不通了。其实，研习《论语》，主要是在通义理、学为人，所以，语音与字义既都通转，在此也不必多费笔墨了。
总之，这本把孔子自说和答问的话，连同附带资料，编纂流传的记录，就称为《论语》。
二、《论语》的时代
《论语》的时代，是周代文制动摇而价值重估的时代，是孔子出而百家随之并兴的时代。
《论语》表现孔子。孔子自觉的社会使命，是复礼兴仁、拨乱反正，以处理“王纲解纽”的时代问题。继起的那批思想家也有同样的使命感，如后来《文心雕龙》所描述，他们“身与时舛，志共道申”，于是开创了诸子百家时代，形成了以后二千多年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有史可据的个灿烂时期，就是春秋战国那几百年，政治上列邦竞存，思想上百家争鸣的世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承刘歆《七略》而论“诸子出于王官”，今人虽不尽从，其实也并非凭空设想。由于人性与时代条件，以管理知识为专利，以学术资料为禁脔，自然是当时世袭掌权者（即所谓“贵人”、“君子”、“世族”）的必然做法。到争夺战乱而使贵族地位不保，特权崩坏，《庄子•天下篇》所谓“旧法世传之史”的垄断局面无可维持，学术就流入民间，才俊就纷纷兴起了。沦落而有才有德的贵族，传授学术以营生和栽培后继者；不甘贫寒愚昧的平民，奋斗学习以攀升社会阶梯，为了荣身、为了华国、为了救世，他们纷纷努力，薪火相传，于是推进了文化。由于社群处境与个人才性的不同，自然有诸子百家的分别。到秦汉一变自古以来列邦并存而为帝国一统，政治上或强势之合，而文化随而定于一尊；或弱势之分，而思想得以异葩耀采。二千多年来，由“先秦诸子”而“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而现代的中西交流，相荡相激。这样，溯始探源，自然不能离开作为首要重镇的孔子与《论语》。
诸子百家兴于春秋，盛于战国，合起来便是周朝的下半场——东周。自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〇 年）到六国尽灭（前二二一年）这几百年间，夏、商、西周二千多年来的贵族世袭封建政治逐渐动摇衰废，代之以秦、汉以迄明、清又二千多年的君主世袭专制、郡县中央集权，然后进入民主共和的现代。生于春秋后期的孔子（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所耳闻目睹的大动乱、大转型，就是“王纲解纽”。
所谓“王纲”，就是王朝的纲纪：西周建政，行封建、立宗法、社会藉以维持、人心因而安顿的礼乐文化。所谓“解纽”，就是这种种的纽带组织，崩坏松弛，于是社会动乱不息，人心普遍难安——怎么办？
作为开启诸子时代的人，孔子主张：正名辨分，安定秩序，恢复与振扬西周建政的礼乐文化。
政治礼文的设计者、示范者，是孔子梦寐敬佩的姬旦——周公。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孔子所属鲁国的始祖。他伐商、东征，制礼作乐，建立和稳定西周王朝，不过，值得想慕钦崇，还在于克制政治人物必然强烈的权力欲望，而遵守自己所参与制定、于是也应当制约于其中的那套秩序规矩。
胜利则骄狂，专权则纵滥，人情大都如此。不过，人性也有高贵难得之处，就是：理智清明以自警自制，宅心仁惠以爱众安民。孔子之敬慕周公在此，《论语》之垂教后世也在此。周公所言所行，见于《尚书》中可信的《周书》各篇。不论对周国臣民、友邦之君，抑或殷商遗族，周公都反复叮咛，谆谆告诫，总不外申说小周之能代大殷，都是天命与天意之归于有德；如果承命者也失德，照样会重蹈殷亡之鉴。所以有国者必须勤政爱民、修身立德。这种省勉训诫，代表一种新的时代共识，就是：要保持忧患意识，要知道“天命靡常、有德居之”，别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在周公领导之下，他们就努力以表现人本人文的礼乐制度，代替前朝所特别看重的——甚至可以说“偏重”的——几乎无日不做的宗教献祭。殷商敬祀，周人尚文，时代精神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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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导读
“道”：万物的本原
陈鼓应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末道家学派的开创者。老子与孔子同时代，年长孔子约二十岁，哲学上的老子和文化上的孔子，其关系亦师亦友。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创始人，《老子》一书为老聃自著，近年湖北荆门郭店出土并公布的竹简《老子》——这件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实物证据的问世，有力驳斥了《老子》晚出的错误说法。
老子其人其书
老聃，世人尊称为老子（约公元前五七○年至？），一如尊称孔丘为孔子、墨翟为墨子（“子”为先生之义）。司马迁说：“姓李氏，名耳。”这是汉人的说法。根据高亨先生考证，春秋二百四十年间并无“李”姓，但有“老”姓。“老”、“李”一音之转，老子原姓老，后以音同变为李。而“耳”、“聃”字义相近，故称作耳。总之，“老聃”被尊称为“老子”在先秦典籍中屡见，毋庸置疑。
老子是陈国人，后陈被楚灭，故称楚人。“楚苦县厉乡”，即后来的安徽亳州府，现在隶属于河南省鹿邑县。老子曾为周朝史官，《史记》称他为“周守藏室之史”。“守藏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司马迁说：“孔子之所严事者，于周则老子，……于楚，老莱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孔子分别问学于老子与老莱子，都有著作传世，著书篇目各不相同（“老子著书上下篇”，“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但梁启超、冯友兰等人出于粗心或有意扭曲，以至于把老子和老莱子混淆不清。
老子与孔子同时代，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公元前五五一年），老子生于公元前五七○年左右，比孔子年长二十岁上下。《史记》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之事，当属史实。先秦典籍如《庄子》、《吕氏春秋》及《礼记·曾子问》等不同典籍都曾提及此事。
《吕氏春秋·当染》说“孔子学于老聃”。老子和孔子的关系亦师亦友，在多种文献记载中值得我们留意的有这几点：一、同源异流：老子与孔子同是殷周文化的继承者与创新者。同源中的“异流”则是孔子为中国文化史上继往开来的人，其“有教无类”、“诲人不倦”的精神，更使他成为教育史上的“万世师表”。老子则是中国哲学的开创者，他所构建的“道”论，不仅发先秦诸子所未发，更成为中国古典哲学的主干。二、文化与哲学的对话：文化的孔子与哲学的老子进行对话，二人谈论的细节虽不得而知，但从各书记载中可以窥知孔子的问题属于文化层面（“礼”）；而老子的解答则总会从文化的议题引向哲学层面（“道”）。故孔、老间的对话就是属于文化与哲学的对话。三、对话的开放心态：儒、道开创人首次的对话，彼此学术间的立场与观点虽异，但对话的心态却是真挚而开放的。这和后来孟子恶意攻击杨、墨，以及宋明儒者为了维护道统而排斥佛学的狭隘心态相较，真有天壤之别。故老、孔之间的对话诚为思想史上令人神会的一个开端。
老子是中国哲学的开山鼻祖，老聃自著的《老子》是先秦哲学中早的一本哲学著作。《史记》明确记载老子“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司马迁这里所说老子著书的篇目、主旨和字数，都与通行本《老子》相吻合。一九九八年北京文物出版社印行《郭店楚墓竹简》，首次公布了湖北荆门郭店出土的竹简《老子》，这件在地下埋藏了两千多年的实物证据的问世，有力驳斥了《老子》晚出的错误说法。
陈楚文化圈是孕育老子思想的原乡，中年以后他入朝任史官，长期沉浸在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他精于思索宇宙的奥秘及人生的哲理，在孔子到周室拜访他时，他已是当时学术界的泰斗。随着他那精简而深刻的著作流传各地，我们从先秦典籍广泛引用《老子》书中的重要概念与文句，可以证实它成书之早与影响之广。如《论语·宪问》明确引用《老子·六十三章》“以德报怨”；其后，《墨子》引用《老子》观念与文句约十条；《管子》引用《老子》观念与文句多达三十一条；《庄子》引用《老子》观念与文句多达一百二十二条；《荀子》引用《老子》观念与文句十三条；《韩非子》引用《老子》观念与文句达七十二条；《吕氏春秋》引用《老子》观念与文句多达二十九条。由此可见，《老子》思想对道儒墨法各家各派影响的广远。
老子思想
林语堂在他的英文著作《老子的智慧》中说：“孔子的学说过于崇尚现实，太缺乏想象的意涵。”“孔子的哲学是维护传统秩序的哲学，主要处理的是平凡世界中的伦常关系，不但不令人激奋，反易磨损一个人对精神方面的渴求，以及幻想驰奔的本性。”这里隐约道出儒家是通过社会规范的建立来提高人的道德价值；道家是通过哲学精神的建立来提升人的心灵境界。林语堂又说：“儒道两家的差别，在公元前一三六年，汉武帝独尊儒术后，被明显地划分出来：官吏尊孔，作家与诗人则欣赏老庄。”这里指出汉以后，儒道分途：儒家在中国政治社会中成为显文化及官方哲学，而道家则成为潜文化及民间哲学。
陈荣捷在他的英文著作《中国哲学文献选编》中说：“假如没有《老子》这本书的话，中国文化与中国人的性格将会截然不同。假如不能真正领会这本小书里的玄妙哲思，我们就不能期望他可以理解中国的哲学、宗教、政治、艺术和医药。”他还说：“在某些层面，道家进入生命之道更深更远，所以虽然古代从诸子百家都各道其道，但道家却得独享其名。”
进入老子的思想领域，让我们先从他的“道”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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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导读
王宏林
孙子生平
孙子名武，字长卿，与老子、孔子、庄子一样，也是先秦诸子中的一位思想巨人。虽然历史长河的积沙使这些伟大思想家的面目日渐模糊，但他们著作的巨大光辉却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愈加耀目。
记载孙子事迹的比较可信的史书有《史记》，提及孙子曾以兵法见吴王阖闾。《吴越春秋》也记载此事，并指出这一年是阖闾三年，即公元前五一二年，这是史书中明确记载孙子生平的直接可靠年代。杨善群先生在《孙子评传》中，以此年为依据并结合《左传·昭公十九年》（前五二三）记载孙武祖父孙书伐莒之事，推断孙武生年是齐景公十三年（前五三五）。此年老子（前五七一至？）约三十七岁，孔子（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约十七岁，如果因缘巧合，这三位思想巨人应该可以晤面，不过《史记》只记载孔子曾向老子问礼，并
没有孙子见老子或孔子的记载。
孙子出生在齐国，这是姜太公和管仲的故乡，也是一片孕育军事家的沃土。姜太公助武王伐纣成功，被公认为兵家之祖。管仲也是一位精通军事的政治家，在他的领导下，齐国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长期统帅诸侯。可以想象这种浓厚的军事氛围对孙子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不过，孙子能够成长为伟大的军事家，重要的原因在于他的家世。毕竟在先秦时代，
家学是个人教育的主要来源。
孙子的远祖为陈国公子完，因避陈乱出奔到齐，之后改姓田。曾祖父田无宇曾参与攻打莱国的战斗，经历了多次战争的洗礼。祖父田书颇有谋略，曾指挥并攻占莒国，因战功被齐景公赐姓孙。父亲孙凭位列卿大夫。在战争中成长壮大的家族一定会更加重视战争，这可能
正是孙凭为儿子起名叫“武”的重要原因。
孙子出生于春秋末年，此时中原各国的军政大权多数被有实力的卿大夫所把持。晋国出现了韩、魏、赵、智、范、中行这六大宗族控制朝政的六卿专政，鲁国出现了由季孙、孟孙、叔孙来掌握政权的局面，齐国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高、国、陈、鲍四大宗族相互排挤，明争暗斗。孙子虽然属于陈氏后裔，不过他十分反感这种倾轧斗争。而南方的吴国自寿梦称王以来，国势蒸蒸日上。大约在齐景公三十一年（前五一七）左右，十八岁的孙武就离开先祖的封地，来到吴国施展宏图。到吴国后，在伍子胥的引荐下，孙子带着兵法见到吴王阖闾，
并以宫女试兵，终赢得阖闾的好感，被任命为将军，与伍子胥并肩作战。
从吴王阖闾四年（前五一一）任命孙子、伍子胥为将攻打楚国开始，直至吴王夫差十三年（前四八三）伍子胥被迫自杀，二十八年间，吴国先后向楚国、越国展开了大规模的攻击，逼迫楚昭王逃入云梦泽、越王勾践屈辱求和。此后，吴军一度北上与齐、晋等大国争霸，军事实力达到。由于夫差一心想称霸诸侯，坚持对齐用兵，伍子胥于是称病拒绝攻打齐国。在太宰嚭的谗毁下，夫差后赐伍子胥自尽，伍子胥去世之后，孙武也突然从史籍中消失了，《越绝书》、《吴越春秋》和《史记》等史书都没有孙武此后的活动记载。有人认为他一生杀戮太重，终像伍子胥那样被吴王赐剑自杀。但多数人认为他退隐后不久即去世，卒年在公元前四八〇年左右，终年五十五岁。以孙武的智慧和才能，我们不相信他会重蹈伍子胥的悲剧。《越绝书》记载道：“巫门外大冢，吴王客、齐孙武冢也，去县十里。善为兵法。”这座墓在清代仍有诗人凭吊，人们大都认为孙武晚年并没有离开他的第二故乡——吴国。
《孙子兵法》的基本内容
孙子以《孙子兵法》而著称。按《史记》所载，这部兵法有十三篇。但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兵权谋家”中著录道：“《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竟然多出了六十九篇。又著录道：“《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可见在东汉时期，有两部“孙子兵法”。结合相关史料可知，吴孙子就是孙武，齐孙子则是孙武的后代孙膑，这两部兵法和两位“孙子”的区别相当明显。三国时期曹操为《孙子兵法》作注，明确说：“孙子者，齐人也，名武，为吴王阖闾作兵法十三篇。”所以他只给那十三篇作注，完全舍弃了后来多出的六十九篇，这六十九篇与孙膑所作的《齐孙子兵法》八十九篇在唐代以后就亡逸了。由于名称的相近和《齐
孙子兵法》的亡逸，导致后人对孙武和《孙子兵法》也产生了种种猜测。
南宋叶适和清代全祖望等著名学者认为春秋时期没有孙武此人，理由是《左传》、《国语》这些记载春秋大事的著作中，没有一个字涉及“孙武”，可见这是后代杜撰的一个人物。近代梁启超等学者认为春秋时期有孙武这个人，但兵法却是战国人假托孙武之名而著，理由是《孙子兵法》所谈到的战争规模多达十万人，这是战国时期才达到的规模。钱穆则推测孙武和孙膑其实是一人，理由是“膑”是一种刑罚，谁会以“膑”为名呢？所以，“膑”只能是孙子的绰号，孙膑就是孙子。幸运的是，随着一九七二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本的出土，种种猜测和谜团逐渐得到澄清。这批竹简将近五千枚，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管子》、《尉缭子》等众多先秦著作。《孙子兵法》有三百多枚，十三篇文字均有保存，竹简上的篇名与今天我们看到的传本大致相同。《孙膑兵法》有四百多枚，都是唐代以后所失传的内容。这批汉简证明了两个事实：一、孙武和孙膑是两个人，他们分别创作了不同的
兵法著作。二、今天流传的《孙子兵法》十三篇的作者是孙武，《汉书》所载多出的
六十九篇是战国到秦汉的兵家对这部书的解释补充。
《孙子兵法》约六千一百字，篇幅虽然短小，但内容博大精深，与言简意赅的《老子》十分类似，均为古老而又早熟的中华文明的代表典籍。这部著作可分为三部分：一是宏观战略认识体系，大体包括《计篇》、《作战篇》、《谋攻篇》、《形篇》、《势篇》和《虚实篇》等前六篇。主要论述战争的制胜因素、战争的准备、计划的制订、战役的组织、后勤的保障，强调以谋略胜敌，理想的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二是第七篇《军争篇》，主要论述将领临场指挥时应遵循的作战方针，核心思想是营造有利条件，克敌制胜。三是微观战术认识体系，大体包括《九变篇》、《行军篇》、《地形篇》、《九地篇》、《火攻篇》和《用间篇》等后六篇。主要论述了要灵活处置问题、正确判断敌情，各种地形和地域的作战方法、火攻和间谍的特殊战法等，核心思想是知己知彼，因地制宜。各篇自成一体，又密
切联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兵学体系。
《孙子兵法》一直被历代兵家所珍视，哺育出孙膑、韩信、曹操、诸葛亮等众多军事家。北宋时被列为《武经七书》之首，成为官方钦定的武学圣典。历代研究者对这部兵法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仅传世的研究著作就有两百多部。他们根据不同时代的战争特点不断对这部兵
法进行充实，并以此书为基础建构了庞大而又深厚的中国军事理论体系。
《孙子兵法》的现代意义与普世价值
战争是一种对抗性极强的竞争行为，就“对抗”这个本质而言，人们所处的各个领域无不充满战争。《孙子兵法》正是一部研究战争规律的著作，它对战争重大问题的阐发完全排斥了远古时期的神怪迷信之谈，它所揭示的克敌制胜的规律具有永恒的价值和相当普遍的哲学意义。因此，人们对《孙子兵法》的应用早已不限于军事领域，而是拓展到管理学、决策
学、医学、行为学、运筹学、体育竞技等诸多领域，并取得了丰硕成果。
《孙子兵法》中可贵的是整体思维方式。孙子指出战争是关系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胜负取决于政治、经济、地形、人力等多种因素，领导者对这些因素要作全面、客观的衡量之后才能决定是否开战。《孙子兵法》这种客观全面地认识世界的方法非常值得借鉴，它启发我们在观察事物时，不可拘泥于事物本身，而是要从整个系统中综合考察事物，透过
表面现象来认清事物的本质特点。
孙子还指出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他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情况的变化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孙子总结出一系列饱含人生智慧的命题，如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后发制人、奇正相生、以实击虚、乱生于治、怯生于勇、弱生于强、宽严适度等，启发我们
在解决问题时要善于抓住时机，使事物向有利的一面转化。
孙子非常重视人的主观能动性。任何成功都离不开一定的客观物质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坐享其成。孙子指出，用兵者要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才能获得的战争效益。孙子说“致人而不致于人”、“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无恃其不来，恃吾有
以待也”，都是强调立足自身的实力和充分的准备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
由于战争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更加周密的计划和切实的行动才能战胜敌人，因此，与《老子》、《论语》等著作相比，《孙子兵法》这部书更重视解决实际问题，具有注重实用
和兼容博取两大特点。直至今日，有识之士仍然热衷于从中汲取人生的智慧。
近年来，《孙子兵法》越来越广泛地被运用到现代企业管理上来，出现了众多相关的著作。尽管这些著作中有不少带有机械套用、牵强附会的缺点，但管理企业确实与指挥战争有很多相同之处。管理者与员工很像主帅与士兵，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像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交战，刺探对方的动向和行情很像军事上的使用间谍，同样，那些在战场上行之有效的用兵原
则自然也适用于商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