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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士在宫观中生活，要遵循的仪范很多，这在出入行走方面也不例外。这方面有出入、出行威仪在制约着道士，如进入法堂，行走要安详舒徐；进入观宇，要沿路的左边或右边前行；与师长同行，要低头随后，不能左顾右盼；不能与女人前后随行，也不能与醉汉狂夫前后随行；遇到官府行道，不论大官小官都要让道回避；走出宫观办事，事毕即返，等等。

    道士有时也外出寻师访道，搜集道经，或者去指定的宫观受戒，或者到十方丛林挂单，或者去云游传教。总之，外出的机会很多。尤其对于那些热衷于云游的道士来说，更是常年在外，行踪飘忽不定。

    在道教史上，有一些道士为了搜集整理道经、编制经目、修撰《道藏》，曾经不辞辛劳，四处访求，其事迹甚为感人。比如，南朝时曾在庐山隐居多年的著名道士陆修静就是如此。陆修静同当时的许多道士一样，极其爱好游历，只要听说哪里有高道异士，即使远在千里之外，也要前往造访，务必见到其人，当面请教道术，接受指点。而这些被参访者又都深居山林，所以陆修静在行旅途中也免不了要风餐露宿，经险历难，有时粮绝食尽了，只好以辟谷来保存性命。更为可贵的是，为了改变当时道经真伪杂混、散乱无统的状况，陆修静下决心搜集道经，辨别真伪，分门别类，以便适应促进道教发展的需要。为了采访收集道教经典，陆修静曾经“南诣衡湘九嶷(yí疑)，访南真(魏夫人)之遗迹。西至峨嵋西域，寻清虚之高躅(zhú烛)”[1] ，跋山涉水，历尽艰辛，广搜博求，终于著成斋戒仪范百余卷，并在整理道经的过程中，首创“三洞”分类法，对后世编修《道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又如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在许多道经因战乱而散失、焚毁的情况下，决心著经立说，阐扬教理，便不畏艰险，云游四方，访求道经，共搜集道经多达3000卷，并在此基础上撰写出30部道经，尤其在道门斋醮科范方面建树甚丰，成为道教礼仪大师。像陆修静、杜光庭这样为了搜集、整理道经而四出寻访、足迹遍于天下的道士还有很多。道士们外出的机会很多，其目的亦各不相同。在此，我们着重介绍一下道士们为了访学深造而去十方丛林挂单的情形。

    所谓“挂单”，是指道士离开自己原住的宫观或子孙庙，前往比较著名的十方丛林参学访道。“单”，指宫观中的名单，即道士的花名册，前来云游参访的道士，法号列入名单，故称“挂单”。按照道教行止威仪的要求，参访云游者要备有棕蒲团、便铲、缘瓢、引磬等物具，衣钵也要齐全。行至十方丛林，整理衣冠，放好行李，呼喊“号房老爷慈悲”，或喊“迎宾老爷慈悲”，不能随便闯入号房。号房道士[2]出迎，叙礼毕，询问有关情况。如“老修行从哪里来?”“老修行仙姓?”“老修行宝庙何处?”“老修行上下怎么称呼?”“老修行以前来过本观没有?”挂单道士都要一一据实回答。此后还要应要求背诵一些经文，总之等于是验证道士身份的一次特别的口试。通过这一道程序，号房道士才写号单、号牌，并注明大号或复号(初来注大号，重来注复号)，挂单道士恭谨地接过号单号牌，便到客房接洽。又是一番礼让、询问，如知客[3]道士觉得可以接纳，便喊“知随[4]老爷送单”。知随道士便带领挂单者去客堂，介绍给堂主[5]。堂主便领挂单道士到厨房去参见灶房道士，告知又添了吃饭的新单客。随后，堂主才为单客具体安排住宿之处，并宣布丛林规矩，听候转单。所谓“转单”，即参照挂单道士此前的道阶、道职，在十方丛林里安排个新职务，或转厨房执事，或转茶果执事，或转都管等职，使挂单者能够安顿下来，长住修道。能够云游参访、挂单丛林的，必须是经由正式受戒或受箓获得“道士”或“法师”资格者。初入道门者不能挂单，故而少有机会远行。本来，古代道士就有不辞辛劳、游历四海、遍访天下高道的传统，后来随着全真道的兴起，有了十方丛林这样能够随时接纳游学参访道士的去处，因此道士们就更愿意云游远行了。所以，道门中有所谓“天下丛林饭似山，钵衣到处任君餐”的说法。

    在社会安定风调雨顺的年景里，云游道士行旅在外，会得到各方面的善待，既可寄食于丛林，也可化缘于俗家，不必为食住而发愁，甚至旅途中可以免付车船、住宿费。但是，若到了社会动荡，天灾人祸不断的时候，行旅在外的道士往往会困顿潦倒，沦为乞丐。有时连乞讨也无法果腹，以至于饥饿而死。不过也有一些道士故意自找苦吃，宁愿漂泊受难，以此磨炼道心。尤其对于那些修道意志坚定，以传教弘道为终生目的的道士们来说更是如此。如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公元1112年——1170年)在修道过程中，曾短蓑破瓢，到处乞食。他先在终南山挖穴而居或搭茅庵隐居，终又一把火烧了茅庵，带一铁罐，辗转乞讨到了山东，行程数千里，才有了传教上的成功。他所收的七大弟子皆效其师，散尽家财，飘然入道，甘受寒饿之苦，浪迹江湖，云游四方，传教布道。如马钰修道时每日仅乞食一钵面，赤足而行，夏不饮水，冬不向火；王处一赤脚往来山中，不怕砺石荆棘，人称他为王铁脚；郝大通乞食云游至赵州桥时突有所悟，遂静坐桥下，默不言语，忘形炼功达6年之久，而且居然能够寒暑风雨不易其处；丘处机在辗转布道过程中，也以乞食为生，还坚持常年赤脚背人过河，苦己利人。尤值一提的是丘处机“西游”的事迹。据丘处机的高徒李志常所撰《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公元1220年春天，已经73岁高龄的丘处机应成吉思汗的邀请，带着李志常等18个徒弟怀着“不以死生动心，不以苦乐介怀”的信念，开始了漫长而又艰巨的西行壮举。他们从莱州(今山东掖县)出发，途经燕京(今北京)、呼伦贝尔大草原，折向西南行进，登上蒙古高原，翻越阿尔泰山，过准噶尔盆地，中经天山、楚河、赛里木湖、吉尔吉斯山、塔拉斯、塔什干等地，历时两年有余，方才辗转来到阿富汗北部的兴都库什山，来到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行宫，得与成吉思汗说经论道。丘处机向成吉思汗传的“道”既涉及“修身养命”，也涉及“治国保民”，颇对其胃口。但当成吉思汗怀着期盼的心情询问有无长生不老的仙药时，丘处机却坦然相告：只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虽然失望，但认为丘处机是诚实高道，可钦可佩，仍称他为“神仙”，予以特别关照。到了公元1223年春，丘处机离开中原已经3年了，思乡之情日重，便请求返回中原。成吉思汗百般挽留无效，只好放行，并派人护送这位丘神仙东归。经过一番更为艰辛的长途跋涉，次年春天，丘处机终于回到了燕京，并住持燕京天长观(今北京白云观)。丘处机历时数载，行程逾万里，向“一代天骄”、“世界征服者”成吉思汗传授修身之术、治国之方，同时亦借此而传教度人，弘扬道法，给全真道带来了一个鼎盛兴旺的时期。这在道士云游参访、行旅传教的历史上，堪称是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