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
一、丢失的蒙古刀
1968年12月，我们——北京八十中高中六八届四个班的学生——正在远郊区怀柔的官地村劳动锻炼。那是一个地处长城脚下的小村子，从10月18日开始，我们已经在这里待了两个来月了，除了修路平地，就是上山打柴。修路平地是帮助贫下中农进行基本建设，打柴则是为我们自己干的：一斤柴火能卖一分钱，军宣队和工宣队要求我们把路费和生活费自己挣出来。
学校军宣队和工宣队组织这次劳动的目的，是因为六六、六七两届学生的毕业安置尚未完成，为了稳定六八届学生的情绪，才把我们打发到这偏远山区来的。天天干活累得要死，就没时间想别的了。
对我们来说，经常在“想”的主要问题，就是毕业去向。实际上，这两年来，六六、六七、六八届学生的去向并没有明显的分界，六六届似乎主要是去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六七届则大多去山西和内蒙古插队；六八届学生也有不少已经走了，像我们班的骆债清，已经去黑龙江近一年了。
多年以后，从高中六六届到初中六八届的这批学生，获得了一个特殊的称号——“老三届”。
准确些说，“老三届”所包括的一共是六届中学毕业生。
11月下旬，我弟弟作为初中六七届的毕业生将去山西插队，我请假回北京送他。没想到他的行期一再改变，我的事假也只有一再延长。直到12月11日，他终于登车出发，我也匆匆返回官地村。
与我同样超期返回的还有同班的朱建晨。一回村，我们就挨了军宣队指导员一顿狠狠的批评。仅批评还不够，还要组织全班批判。
那年头挨批判是常事，所以我的态度很好，“狠斗私字一闪念”，深挖资产阶级思想根源……本来不难过关的，但被朱建晨连累了。这家伙态度“不老实”，不但不认真检讨，还散布一些与政治时局和毕业分配有关的“小道消息”，所以对我俩的批判持续了很多日子。所谓批判，倒不是那种动手动脚“既触及皮肉也触及灵魂”的残酷斗争。毕竟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无非是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我俩检讨大家发言。漫漫冬夜，在热炕头上坐着开会，倒也不算什么苦差事。不过没完没了地总扮演挨批判的倒霉角色，得有比较厚的脸皮才行。多年以后再见到朱建晨，他居然已经忘了这些事情，实在不应该。因为，我们的终解脱，是由于的“指示”。
那是12月21日，星期六，我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今天去背柴，刮着七级大风，路又十分险。我背了两大捆，回来一称，只有一百一十一斤。
晚上刚脱衣躺下，就听到收音机里传出了的指示。我们便马上又爬了起来，开了一个庆祝会，又冒着刺骨的寒风把指示抄到黑板上。
主席的指示明确地为我们指出了方向，现在把这段指示抄在下面。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我的日记有误笔，把“指示”末尾的句号写成了惊叹号——这倒流露出当时我自己的情绪。
几天后的12月26日，是75岁寿辰。想到伟大领袖这般高龄还要管理国家大事和操心培养我们这些“革命接班人”的事情，很是让人感动。我的日记里记着：26日这天，举行了庆祝寿辰的大会，各班都组织了演出节目，唯有我们班没上台。大概是由于我们这些“纪律涣散人员”的影响，连个节目也没法组织了。
12月27日凌晨四时，我们全体离开官地村，步行四十里路走到怀柔，乘火车返校。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记了一件事情：
早晨出发时，走出了关口，我突然发现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一向放在旅行袋里的蒙古刀不见了！我翻了半天，头都急晕了，还是没有！一定是落在官地了！要不就是被哪个心怀恶意的可耻小人偷去了！
那把蒙古短刀是1966年“大串联”时结识的一位内蒙古朋友送的，我一直很小心地藏着；由于种种原因，它的丢失，对我来说的确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然而，我当时还没有想到，它竟会直接影响我今后的命运。
1968年12月31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
1968年的后一天只剩几个小时了。
在这一年的后几天里，又发生两件叫人兴奋、叫人激动的事情：一个，是我国又一颗氢弹爆炸了；另一件，是南京长江大桥全部建成了；第三件，是元旦社论发表了的指示。迎接我们的，是20世纪60年代后一个年头。新的一年里，将会发生更多的事情。就我来说，明年的头几个月可能就要离开北京了。等待着我的是新的生活……
表面看去，我的情绪不仅很稳定，而且很振奋。既主动关心国家大事，还做好了“离开北京”的思想准备。但是，在这些充满激情的辞藻下面所隐藏的，是极为忐忑不安的心态，以致把三件事情写成了“两件事情”。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焦虑的情状。丢刀似乎是一个恶兆，我总感觉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
接下来1969年1月2日的日记，便真实地记录了我在这种心态影响下许多很不正常的举止：
按通知，应当是今天上课。但是一般都是三号才上班。我虽然有些犹豫，但还是很早就到学校去了。今天又特别冷，冻得够呛。一到学校，果然一个人也没有。到孟洪他们宿舍一问，原来又改为三日上课了。
接着，华振浩他们也陆续来了。
我们又到陈排长他们屋里看了看，他们屋只有陈排长和韩连长在吃饭。
我们连的这几个工人、解放军比较有意思：爱说话的两个——张排长和李指导员，老爱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而不爱说话的两个——陈排长和韩连长，又老爱在一起，比较接近。
由于心情烦乱，我连元旦期间放假和开学的日期都搞错了，居然提前一天去了学校；接着又硬着头皮去工宣队和军宣队的宿舍——说是“看了看”，实际是想偷窥一下他们对我的态度和表情是否有什么异常。当时学校不再有什么年级和班级，一律改为部队建制；工宣队的工人是各排的排长，军宣队的解放军担任连长和指导员。张排长和李指导员都是一副阶级斗争的面孔，平时就让人怵，所以我没敢去他们那里；而不爱说话的陈排长和韩连长性情和蔼，比较好接近。我“看”了半天也没发现有什么变化，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看来那柄刀已经莫名其妙地自己消失了，学校里并没有人知道。
二、“阶级斗争新动向”
那一阵子流氓猖獗。元旦过后学校连续几天举行批判大会，批斗了几个小偷流氓，还有所谓的“坏分子”“漏网右派”，等等。前者是主要对象，后者只是依例陪绑而已。批判归批判，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我们已经不太关心那些事情。因为，值得重视的，是毕业去向问题。
1969年1月6日，星期一，又有一大批人由学生变成了“知青”。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今天又有一批到山西去的，我们到火车站当标兵维持秩序。送行的大部分是家属，少不了又哭哭啼啼。现在像我们这般年纪的大部分快走光了，一想到一两个月后就该送我们了，总不免有些茫然。
上午开了征兵动员大会，然后是报名。我虽然也报了，但我想是当不上的。一方面眼睛不成，另一方面家里又——不过不管当得上当不上，报名还是要报的，因为这表现了一个人的态度问题。
那天出发去山西的应当是六七届的毕业生。关于毕业分配问题，各种小道消息已经流传了一年有余了。早就有人说，比较好的去向是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发军装、有工资，但政治条件要求得很高；接下来就只有插队了，基本顺序是内蒙古的牧区和农区、山西、陕西、甘肃、宁夏、云南……也有消息说，六八届的去向其实并未确定，很可能有留京的名额呢！这消息好得让人有些不敢相信。
后来的事实证明，除了甘肃和宁夏没有安排插队，小道消息的内容基本还是可靠的。
好的出路是当兵，那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但名额极为有限且条件极为严格，因此能得到这份幸运的没有几个人——当然，有本事走后门的不在此列。实际上，我们班已经有个别军队干部子女悄悄消失了，他们有路子，别人除了羡慕忌妒恨，只有眼巴巴地瞧着。
在这样关键的时候，征兵工作居然先展开，显然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但是对我来说，不仅毫无意义，反倒造成极大的思想负担。问题的根源，就在我吞吞吐吐的那一句：“另一方面家里又——”
那个破折号后面，隐藏了许多东西。
实际上，所谓“家里”指的是我父亲。他在两年前被作为“走资派”打倒后，一直在被批判；前不久又被原工作单位的造反派揪到辽宁大连批斗，音信全无。
回想从前，我曾为自己的“革干”出身而不可一世趾高气扬，如今却成了“走资派子女”，突然从天上掉到地下，那滋味是很不好受的。幸运的是，学校离我父亲的单位很远，似乎没有人听到消息。我每天小心翼翼，生怕走漏风声。所以，那段时间我怕的就是什么报名填表之类的事情，因为如此一来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出身”问题，我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写“革干”——这两个字实在是重如千斤呢！
我担心的不是报不上名，而是怕“幸运中选”。万一报上名，一政审必然马上露馅，休说当兵万无可能，我就连去兵团也不够条件，插队似乎是必然的命运。形势逼迫我必须考虑自己的去向——我们好歹还有一点点“权利”，可以选择具体去哪儿插队。山西陕西，还是甘肃宁夏？我一时没了主意。
不过，我还抱有一丝幻想，以为至少还有“一两个月”的缓冲时间。马上就要过春节了，总不至于连春节都不让我们在家里过吧？
事实证明，我是在盲目乐观。
1月9日和10日，我们高一年级全体学生连续两天开会，动员上山下乡。具体地点是山西吉县，名额200人，1月20日就出发。
我犹豫了，没有报名。
我在日记中写道：
分配来之迅速实在叫人措手不及，只有10天的准备时间。
我准备到弟弟那里去。既然同是去山西，何必分在两个地方。当然，批准不批准是上头的事了。
下午接到了仲存的来信，东西找到了。他让我去取，我哪里还有时间？明天给他回个信，还是寄来算了。
仲存全名叫毛仲存，是我们在官地村劳动时的房东。所谓的“东西”，自然是那柄蒙古短刀。从官地村返校后，我曾冒险给他去信，吞吞吐吐地问他是否看到有我们遗下的东西。这些天乱七八糟的事情太多，我居然把这件事忘了。
后来我曾不止一次想过，接到仲存的信后，我应当充分重视这事，赶紧去官地亲自取回东西。官地村的确很远，但总比我后来去的地方要近10倍、20倍。如果当时我去了官地，也许会遭遇另一种命运。
但是，命运就是命运。我没有去官地。这一步，决定了我后来的人生。
1月11日，星期六，上午报名去吉县，我们班只有三个人报了名。据说，这200人是填充六六、六七届空额的。两天后，情况又变了，改成到陕西黄陵去，走的日期是21日。
我没报名。我仍然打算到弟弟那里去。
1月15日，去陕西插队的正式名单公布了：
今天到学校，去陕西没有我。
我们班共批了五名：宋仕猛、王德禄、包薇、王慕茜、张恩平。另外还有王德禄的弟弟和王慕茜的妹妹。这样看来，走的日期就可以拖延几天了。但也拖延不了几天的，据说第二批几天后就走……弟弟今天该收到我的去信了，不知他那儿联系得怎样了？
可以想见，我在日记本上写下“到陕西没有我”这几个字的时候，那种如释重负的心态。但我很明白，“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的确是“拖延不了几天的”，我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了弟弟身上。
不料，事态突变。
1969年1月17日应当是星期五，由于写日记的时候心情紧张，我错写成了星期四：
早上一进教室，几个人就指着我说：“这不，来了……”
我还在莫名其妙，连长上来对我说：“你是在官地丢了几样东西吗？仲山、仲力昨天来了，说仲存今天来，让你到北京站去接。东西取来后，请你交到排长那里。”原来如此。
也许他们又想借此机会整我一整了吧？
中午到火车站，仲存果然来了，东西也带来了。下午我带到学校，交给了排长。
我觉得那件东西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也没什么错误。
要说危险，菜刀家家都有，可也没听说有人禁止使用菜刀。菜刀要比它好用多了。
这篇日记里所包含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在车站与仲存见面，场面有些尴尬。那柄蒙古短刀，问题出在他的大弟身上。那孩子是个弱智，干不了活，整天待在家里，有时候会好奇地溜到我们屋里乱翻。我们走后仲存才发现情况。
由于我懒惰，没有亲自回村去取，而仲存是个老实人，那样一件“家伙”留在手里，很是惶恐。正巧村里革委会的干部毛仲山、毛仲力要来我们学校联系事情，仲存便托他们把东西给我带来。干部的政治觉悟就是高，在他们眼里，那把“匕首”也许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因此，他们不仅没有答应替仲存带东西，还立刻向我们连里报告了。
我应当感到庆幸的是，对阶级斗争具有高度热忱的军宣队李指导员回部队汇报工作，刚好不在学校。如果他在，只怕我熬不过这一关。
处理这件事情的是军宣队的韩连长，他一向性情温和，即使遇到这种蹊跷事情，也没有声色俱厉地盘问什么。他处理问题的方式也很有意思：要仲存自己送来，让我亲自去取、再上交工宣队；如此繁复的手续，不知是好心给我一个“坦白从宽”的机会，还是怕招惹是非而避免接触实物。
尽管我做贼心虚地在日记里论证了一番菜刀与匕首的本质差别之类，似乎很有些“为人没做亏心事，不怕半夜鬼叫门”的大无畏气概，但心里已经恐惧到了极点。
因为韩连长告诉我，仲存家那傻孩子偷拿的东西，除了“匕首”，还有一个军用指南针。
那指南针本是属于华振浩的物品，与我的蒙古刀毫无关系，但想让连长相信却并不容易。
韩连长在言语间还欲言又止地突然说了一句：“听说你父亲……”
我没有回答，因为我的脑袋一下子懵了。
几个月前，我就发现有人偷看过我的日记；不久前，还发现有人拆过我的信件；此外，还听说有人调查过我家里的情况。我曾自己骗自己，那些都是相互并无关联的偶然事件，是无耻小人的无聊之举。但事实显然比我所想的要严重得多。
现在有这“匕首”和指南针凑热闹，已经形成了一个近乎完整的“证据链”。
从阶级斗争的角度看，人们难免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一个对现实似乎存有不满情绪的走资派子弟，要匕首干什么？要指南针干什么？！是不是在反动本性的支配下，准备暗杀造反派或工农兵，然后越境出逃？！
如今的人们也许会以为如此奇特的联想比天方夜谭还要荒诞，可它确实就是当时人们的思维方式。假设我是一个旁观者，大概也会如此看问题的。
幸亏韩连长没有那么丰富的政治想象力。他是个典型的职业军人，主要负责正在进行的征兵任务，这类比较复杂的事情应当属于指导员的工作内容。所以，当我从车站把刀取回来上交的时候，他只让管我们的工宣队陈排长把东西收下，没有再追问我什么。
我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轻松，因为，这样重大的事情，韩连长是不敢瞒着指导员的。指导员迟早总会回来，在他那样一个阶级斗争的弦绷得比其他人都紧、善于上纲上线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人面前，只怕我浑身上下都是嘴，也说不清楚这件事。
正如老话所说：“福无双降，祸不单行。”一天后， 1月18日，弟弟突然从山西回来了。他告诉我一个不折不扣的坏消息：他们那里不要人。也就是说，我想去他那里插队的打算彻底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