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导读
陈致
一、《诗》之为“经”
《诗经》又名《诗》、《诗三百》、《三百篇》，是中国古代早的诗歌集子。初，《诗经》就称作《诗》。春秋时期，孔子教训他的儿子孔鲤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孔子只称之为“诗”，而不是“诗经”。那《诗经》的名称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东汉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已经明明白白提到，“《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诗经》之名，似乎已经明列其中。但今人如屈万里先生认为，这里断句应该是：“《诗》，经二十八卷，鲁、齐、韩三家。”并且认为，《诗经》真正作为书名，是晚到宋代的廖刚写《诗经讲义》一书的时候。屈先生的解释固有其道理，但我们不同意此说。战国文献如《礼记·经解》提到 “述六经”，这六经当然也包括《诗经》，《庄子·天运》也提及“六经”，《庄子·天道》言及十二经，《庄子·天下》又云：“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在这些先秦的文献中，《诗经》之名虽未直接出现，但已经是琵琶在抱，呼之欲出了。
我认为，《诗经》之名，实际上在汉代已经出现。《史记·儒林列传》记载，申公教授《诗经》，“弟子自远方至受业者百余人。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其弟子王臧﹑赵绾，皆由于修习《诗经》而飞黄腾达，王臧做了太子的老师，赵绾官至御史大夫。这里所说的“申公独以《诗经》为训以教”，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诗经》之名。东汉王充在《论衡·正说》中说：“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诗经》之名在汉代似乎并不少见。诡异的是晋代干宝在《搜神记》里面讲的一个故事：
汉谈生者，年四十无妇。常感激，读《诗经》。夜半，有女子年可十五六，姿颜服饰，天下无双，来就生为夫妇之言，曰：“我与人不同，勿以火照我也。三年之后，方可照耳！”
这也许是古语“书中自有颜如玉”较早的故事来源。后来，谈生不听这女子之言，未满一年，就用火烛照她，结果二人终至仳离。这故事情节很象是古本的《白蛇传》。到唐太宗时，孔颖达作《毛诗正义》，已经屡屡提到“诗经”一词。所以，可以说在汉代已经有了《诗经》的名称。
但是，两汉时期，对《诗经》常见的称名并不是“诗经”，而是“韩诗”、“齐诗”、“鲁诗”和“毛诗”。前面三者并称为“三家诗”，是靠老师对学生面提指授，口耳相传，在西汉时用当时的流行文字书写下来的，所以属于“今文经”。后者是西汉景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搜罗发现的古本，故称为“古文经”。据《史记·乐书》记载：“至今上（汉武帝）即位，作十九章，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拜为协律都尉。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讲习读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可见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诗经》已在其中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是，齐鲁韩三家诗在汉武帝以前已经设博士，立于学官，但后流传下来的却是毛诗，主要是东汉大儒郑玄为《诗经》作《笺》，就以毛诗为本，参合了多家意见。郑笺流行之后，三家诗便逐渐失传。隋唐开始科举取士，要核定五经的文本，唐太宗时乃令颜师古在秘书省考定五经，令孔颖达作正义，令陆德明作音义。今天所谓的《诗经》就是唐代颜师古所定的文本。近年来，又有一些从战国晚期到汉代的与《诗经》相关的文本出现，如清华大学所藏竹简中的《耆夜》、《周公之琴舞》；上海博物馆竹简《孔子诗论》、《缁衣》；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竹简《缁衣》引诗、阜阳双古堆汉简《诗经》、汉代熹平石经鲁诗残石等，可以看到很多诗经的异文和对诗旨的解释。这些数据又丰富了我们对《诗经》的认识。
二、《诗经》的《国风》部分到底是不是民歌
我们读文学史的时候，总会看到“诗经是早的诗歌总集”，其中国风部分大多数是民歌的说法。我记得印象深的是鲁迅的话：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那么，不识字的文盲群里，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然而作家却有的。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我还有话说。我想，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创作的，可惜没有人记下，也没有法子记下。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需发表意见，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力了，却想不到发表，其中有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就等于出版；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这就是文学；他当然就是作家，也是文学家，是“杭育杭育派”。不要笑，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这正是其一。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鲁迅本是杂文家，这一段话收在他的《门外文谈》中。其实本是一时兴到之言，未必经意。但殊不知随着他老人家身后地位陡升，他这些不经意的话竟也成了金科玉律。从四十年代以后，但凡讨论诗歌的起源、《诗经》和古代民歌，大家都喜欢从鲁迅的这段话说起。说：“诗歌起源于劳动号子”，“《诗经·国风》大都是民歌”，“《诗经》里面爱情诗主要在《国风》里面，其中多是民歌”。即如鲁迅所举的《诗经》的篇《关雎》，很多现代的注诗家都说是“民歌”。其实鲁迅本人都说了这诗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两句的意思是“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诗里面，一会儿说“琴瑟友之”，一会儿说“钟鼓乐之”，钟鼓、琴瑟无论是在周代还是后代，都是十分贵重的物品，显然不是平民所能拥有的。但现在还是有不少学者认为“这是歌颂农村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结合的贺婚诗”。如果一个农村男青年一心想着要用钟鼓、琴瑟来取悦农村女青年，恐怕不是“心怀异志”，便是精神恍惚了。
宋代出现了疑经的风气，郑樵、朱熹等因而提出了有别于古的《风》诗来源于民间的学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疑古之风复兴，魏建功和闻一多在三四十年代是支持这流行学说的代表人物。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诗经》中《国风》起源于民歌的说法，便得到知识界的广泛认同。西方汉学界中，《国风》出自民歌，也是大家普遍接受的看法。法国汉学家Marcel Granet（葛兰言）一方面受西方诗经学中流行观念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其师社会学大师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研究方法的影响，从一开始即试图从初民的宗教、节日、习俗入手，为《诗经》定位。葛氏仔细研究《诗经》中的《风》诗，且翻译了当中的六十八首，具体标明哪一句是男声唱的，哪一句是女声唱的，从而得出结论，认为《风》诗的语言特征，如诗句的对称、词汇的重复、诗行的并列，凡此等皆表明这些诗本是农业节日期间，农民在进行节奏性活动时，即兴唱出的歌曲和表演的舞蹈，《诗经》中的诗篇很多都保留了当时初民于节庆时唱和的语言形式特点……
.........................
《唐诗三百首》导读
康 震
唐诗，是唐代文学留给后世的一笔丰富的精神财富。它诸体完备，名家辈出，流派众多，成就斐然。唐诗流传至今的有五万多首，可考诗人有两千八百余人。
唐诗在历代的诸多选本
在普及和流播过程中，唐诗选本难以胜数。仅唐人编选的唐诗选本便有多种，其中多为断代选集，如芮挺章的《国秀集》选录天宝三载前初、盛唐的诗作，殷璠的《河岳英灵集》专录盛唐开元、天宝间的诗作，高仲武则仿殷书体例选肃宗、代宗二朝诗作，编成《中兴间气集》。这些选集的编选各有所重，如殷璠取诗论兴象重风骨而无取权势，元结的《箧中集》则多录复古之诗人作品，姚合的《极玄集》则以王维一派诗风为重，后蜀韦的《才调集》却偏重晚唐作品，以丽宏敞为宗。
“唐人选唐诗”选集，为唐诗发展与唐代诗人生平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到了宋代，开始出现唐代诗歌总集。宋人洪迈所编《万首唐人绝句》收录唐人绝句逾万首，赵孟奎的《分门纂类唐歌诗》收诗达四万余首。
宋元时期的唐诗选本不多，较重要者有宋代王安石之《唐百家诗选》，但此选集无明确选编标准。宋绶所编的《岁时杂咏》专取唐人岁时节日诗歌。周弼专录唐人七绝、七律、五律三体诗，编成《唐三体诗》，并详细分格，讲说做法。金朝元好问的《唐诗鼓吹》风格宗流丽晓畅，取诗偏于中、晚唐。元代杨士弘的《唐音》则以始音、正声、嗣响分选唐诗，有较大影响。
及至明清，唐诗选本甚众，其中影响的明代选本是高的《唐诗品汇》与李攀龙的《唐诗选》。前者选诗与析论皆具识见，论诗崇尚盛唐，并区分流变，将唐诗确分为初、盛、中、晚唐四期，为学习唐诗者指出明确途径，影响甚为深远；后者则以初、盛唐为重，以精美流丽、声响洪亮为宗，其选本颇为世人所重，但入清后渐遭冷落。
另有明代胡震亨的《唐音癸签》，分成十签，分门别类地汇辑唐代诗歌。其他有影响的明代选本尚有唐汝询的《唐诗解》、陆时雍的《唐诗镜》等。
清初季振宜则以钱谦益的《唐诗纪事》为据，编成《唐诗》七百一十七卷。康熙年间官修之《全唐诗》，便是以季书为本、胡书为补编纂完成的。《全唐诗》不作选择地网罗唐人诗歌，成书匆促，重出误收、短漏讹误之处甚多，颇受后人诟病，但其总汇唐代诗歌，使唐诗爱好者和研究者大获沾益，并对唐诗的流传有较大贡献。清代选本中，具影响力者有王夫之的《唐诗评选》、王士祯的《唐贤三昧集》和《唐人万首绝句选》。
此外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选诗推崇温柔敦厚，录诗一千九百余首，分体编排，流行一时，影响极大。蘅塘退士（孙洙）编选的《唐诗三百首》则选取脍炙人口、通俗晓畅之作，适应童蒙课读之需要，流布广泛，家弦户诵，成为唐诗选集的经典。
蘅塘退士与《唐诗三百首》的编选
《唐诗三百首》编成于清乾隆二十八年（一七六三），原仅署名“蘅塘退士”，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经学者考证，才确知作者为孙洙。孙洙（一七一一至一七七八），字临西，或作苓西，别号蘅塘退士，江苏无锡人。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进士，历官直隶大城、卢龙、山东邹平知县。乾隆二十七年（一七六二），任山东乡试同考官，后改江宁府儒学教授。晚年归里，着有《蘅塘漫稿》。乾隆二十八年，与善书工诗的继室徐兰英切磋商讨，编成这部唐诗选作为家塾课本。
从清代顾光旭编《梁溪诗钞》卷四十二、窦镇《名儒言行录》卷下之相关资料可知，孙洙少时家贫却苦读不辍，曾先后多次担任学官之职。孙洙历任学官，深明诗教以教化为上，其书中自序言此选集以“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祈能达到“俾童而习之，白首亦莫能废”的目的，体现出其纯学方正之意旨。
《唐诗三百首》的特点
《唐诗三百首》篇幅适中，所收作者兼顾众家，既收到“一脔全鼎”之效，亦可达到普及之目的。据学者统计分析，其所选篇目中有二百七十首见于王士祯的《古诗选》、《唐贤三昧集》、《唐人万首绝句选》，有二百三十九首见诸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其余则见于高的《唐诗品汇》、唐汝询的《唐诗解》等著名唐诗选本中。细析篇目，所取者皆为平大敦厚或怨而不怒之作，力尊丰神情韵之唐调为正宗。
其所收作者共七十七位，其中杜甫入选作品多，其次为王维、李白、李商隐、孟浩然、韦应物，此六位诗人的作品总数便已达百首，成为选集突出的重点。其余作家上至皇帝、宰执，下到僧人、歌女，兼收反映社会各阶层生活的诗人作品。同时涵盖各种不同的诗歌题材，举凡山水田园、咏史怀古、登山临水、赠别怀远、边塞出征、思妇宫怨等等，兼而有之，脍炙人口之作略无遗漏。如王之涣存诗只有六首，便选进两首；金昌绪仅存一首，亦选入。《唐诗三百首》选诗还兼重实用，那些奉和应制、劝慰落第罢官之作也都在集中，以合科举取士之用。
编者在择选具有代表性诗人作品的同时，不仅选取他们成就的代表作，使全书作品成为之选，还择取多种诗歌体裁，以表现其不同风貌。如杜甫选诗中，他擅长的律诗有二十多首，同时也选有古体诗与绝句。李白的选诗中，能表现其个性和风格的古体诗、乐府诗合计十几首，但绝句与律诗亦不曾或缺。
《唐诗三百首》的编选初旨乃欲取代“工拙莫变”的千家诗，成为童蒙读本，并期待读者能贯彻终身，直至“白首亦莫能废”。因此编者承旧创新地确立了自己的编排体例，以避免进入《千家诗》只选五七律绝、轻情志逐声对的歧途。
全书涵括唐代诗歌的全部体裁，并按诗体分为五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六大类，同时单列乐府诗于每类之后。这种先古体后律体、绝句的诗体安排，除呈现出唐诗发展历程之外，亦秉承自唐以来学诗从古体着手，先培植底气，以情志为本，再入律体调声逐对技巧的学诗传统，以达到“声律风骨兼备”的境界。单列乐府诗于每类之后，一方面便于吟诵、利于学习诗歌，同时也表现唐诗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以及律诗由乐府发展而来的演进轨迹。
《唐诗三百首》满足了童蒙诗集方正、易诵、易读、易解的需要，并顾及诗歌体裁、题材的完备，其思想内容涉及丰富的时代社会生活与思想情感。虽在选目上仍有畸重畸轻、顾此失彼的缺点，许多知名作者的代表诗作未被收录，也缺乏反映社会矛盾、民生疾苦的诗作，但在历代的唐诗选集中，仍不失为一部影响力、生命力，雅俗共赏的选本，编定之初便已“风行海内，几至家置一编”（见光绪十一年仲夏月中浣四藤吟社主人《唐诗三百首序》），迄今历经二百余年，尚能光景常新，继续发挥中国古代诗歌启蒙与传统文化传承的作用。
本书的主要贡献
《唐诗三百首》自编成以来，其批评注释本极多，屡刻每有增补，有三百一十三首、三百一十七首、三百二十一首等不同版本，其中，以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为早，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于作家小传和名物典故均有诠解，影响。此次整理评注是以“中华经典藏书”（其底本为陈婉俊补注本的光绪间日本四藤吟社刊本）为底本，参以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以及诸家别集。我们做的主要工作是：
一、整理文本，校正部分误字。对于诗人的小传，力求简明、全面地介绍其生平、诗作风格和作品结集情况。
二、重新注释，力求简明浅显，不作过多的征引、考证，同时校改底本某些注错之处，补充一些必要的注释。如孟浩然《临洞庭上张丞相》，根据考证，张丞相应指“张说”而非“张九龄”；韦庄《章台夜思》中章台之地点，为楚灵王行宫章华台，故址在今湖北，陕西长安为非。
三、对作品作赏析与点评，着力在历代蜂起的大批注本之外，找出贴近时代的新意，这是一个较为新颖的尝试。在短小的篇幅中，希望能以简洁、优美的文字，引领读者与我们一起进入诗歌的氛围，深入理解诗意，一同欣赏和借鉴唐诗的艺术技巧，并发现唐代诗歌的当代意义。
这是一件嘉惠学林、泽被大众的好事，值得我们努力。蒙出版方的热情邀约与帮助，我们不揣浅陋，大胆地进行了整理与评注的工作。囿于学识不足与时间所限，必然还存在诸多不当之处，恳请各位读者赐教。
.........................
《世说新语》导读
一往情深：论《世说新语》中的社会结构、思想变迁及生命之情调
陈岸峰
一、前言
东汉末年，外戚干政，宦官当权，杀戮频生，群雄并起，天下三分。终却是魏灭蜀汉，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司马氏先代魏而后再灭吴，中国再度统一。然而，晋武帝又犯下大肆分封之弊，先是八王造反，从而又诱发“永嘉之乱”。晋室仓惶东渡，在王导（茂弘，二七六至三三九）等人的拥立下，在南方创建了东晋政权。然而此后的一百多年，权臣迭现，祸乱频繁，先有王敦（处仲，二六六至三二四）与苏峻（子高，？至三二八）之乱，后有桓温（元子，三一二至三七三）之专权凌上。幸有王导与谢安（安石，三二○至三八五），安内攘外，压抑并化解权臣篡位的野心。特别是谢安任宰相期间，运筹帷幄，决战千里，“淝水之战”令前秦“草木皆兵”，终至溃败以至亡国，为偏安一隅而凄徨不可终日的小朝廷，创造辉煌。
在此衰乱的时代，士人纷纷挣脱儒家之桎梏，奔向道家的解放，由性至情之转变，痛生命之短促，悲人生之无常，骚人墨客唱出了阕阕生命的悲歌。及至刘宋时期，刘义庆（季伯，四○三至四四四）乃刘宋政权之宗室，为了避免宋文帝刘义隆对宗室之“怀疑猜忌”，遂招聚文学之士，编撰《世说新语》，为的便是“全身远祸”。此书所记载的就是这个衰败而又灿烂的时代。
二、才情勃发
（一）从世家大族到唯才是用
在东汉世家大族的制度之下，纨绔子弟也可以平步青云、扶摇直上。例如，曹操（孟德，一五五至二二○）从小瞒上欺下，与袁绍两人均为京城恶少，胡作非为，连抢人家新婚媳妇的事也干得出（《假谲第二十七》则），而后来竟然举了“孝廉”。仅此一例，足见这制度的荒谬。从此，曹操便进入仕途，此后大半生的纵横捭阖，基本上也就是将少年时代在京师的一套把戏，全搬到了政治与战场上而已。更荒谬的是，推翻这制度的人，竟就是受益者曹操，为了罗致人才，他“周公吐哺”之余，更具体提出了“唯才是用”的招贤纳才的方法。
“唯才是用”不问出身，打破了门阀的垄断，向社会全面开放，因此也就大大地提高了竞争性。在此新的标准下，“才”是关键，那么如何见得是真的有才华呢？这就得依靠大名士的汝南月旦，曹操年少时也曾威逼利诱许劭（子将，一五○至一九五）而得“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之品评。然而“唯才是用”只是口号而已，或许只在动荡的三国时期才有它的实际效果，及至曹丕（子桓，一八七至二二六）时代，又确立了“九品中正”作为评定人才的方法，具体标准是：家世、道德以及才能，在此基础上分为九等。评核者名为“中正”，是由本地在中央任职的二品以上的官员担任，实际的操作者当然是地方上的僚属。这就大有文章可作了。然而，古往今来，家世便代表一切，亦因如此，此制度遂有“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之弊。
虽然如此，利益所在，整体社会仍然热衷于品评。在谋求大名士之品评的过程中，“个体”就得想方设法，伺机突围而出。此处拈出“个体”，突显的是人的主体性，高门大族虽是树大好遮荫，但就连谢家的子弟如谢玄（幼度，三四三至三八八）自小也知晓自身亦必须如庭前的“芝兰玉树”，家族方可永久（《言语第二》第九十二则） 。可以说，东汉乃世家大族所垄断，魏与西晋为名士的过渡时期，及至晋室东渡之后，汉代以来的门阀高第的世袭垄断，渐渐地便由新兴的士族所取代。阮籍（嗣宗，二一○至二六三）的父亲阮瑀（元瑜，？至二一二）便是“建安七子”之一。阮氏子弟多是一时才俊，在文学与音乐方面均有天赋，阮家亦渐渐地形成一新兴的“士族”，及至东晋，已跃居名门之列。《简傲第二十四》第九则记：
谢万在兄前，欲起，索便器。于时阮思旷在坐，曰：“新出门户，笃而无礼。”
谢万（万石）之兄谢安，亦就是后来连狂傲不羁的李白（太白，七〇一至七六二）也为之倾倒终生，并为之歌唱“谢公东山三十春，傲然携妓出风尘”的风流人物，竟也因受弟弟之牵连而遭阮裕（思旷，生卒年不详）的嘲讽，由此益见士族地位的超然及其所带来的自信与倨傲。
“士族”，亦即“士大夫家族”，代表了“士”与“家族”概念的结合。“士族”是东晋南朝的“立国基石”，具备了政治、社会以及文化上的优越地位。钱穆（宾四，一八九五至一九九〇）指出：
门第精神，维持了两晋两百余年的天下。
名门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苦心经营，必须经得起风吹雨打。以东晋而言，昙花一现的所谓权臣不在少数，而真正的名门，只有琅邪王氏家族、太原王氏家族以及陈郡谢氏家族。三大家族人才辈出，文韬武略，各擅胜场，从而轮流执政，主导了东晋百余年的政局。
相对于豪门，寒门中人永远都是被鄙视甚至受打压的。陶渊明（元亮，约三六五至四二七）或可引其祖先陶侃（士行，二五九至三三四）在东晋的辉煌功业而自豪，而陶侃却出身孤寒，素为名门所鄙视，终生如是。陶侃得以进入官场是适逢贵人范逵（生卒年不详）路过其家，陶母卖发以买米和肉，又劈房柱当柴烧，可以说是削发破家以款待客人，而陶侃又追送客人数十里，方才得到范氏为他传播名声（《贤媛第十九》第十九则）。他当初入官场，所担当的不过是管理鱼梁的小吏；及至后来发迹，位极人臣，仍被贱称为“小人”、“溪狗”。其子陶范（生卒年不详）想送米给琅邪王氏后人王修龄（生卒年不详），竟为对方所不屑而拒绝（《方正第五》第五十二则）。另一例子，刘惔（真长，生卒年不详）贵为丹阳尹，又为清谈大名士，他本人不屑受小吏所赠送的食物，又讥讽殷浩（渊源，？至三五六）为“田舍儿”（《文学第四》第三十三则），却忘了他亦出身贫寒。《晋书》记刘惔：“家贫，织芒屩以为养”、“荜门陋巷”。原来，刘氏曾居于贫民区，以织草鞋维持生计。
简而言之，无论是世家大族还是士族，门第既代表了一切，就必须泾渭分明，这观念牢不可破，深植人心，因为牵涉的是整个家族长久的荣辱、利益以及兴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