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穷
父亲在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时期毕业于咸兴农业高中，当地的人都管它叫“咸兴农业”，这是与咸兴高等普通学校并驾齐驱的咸镜道地区的名校。据说当时周围人都叫我父亲“秀才”，当年把他养大的大伯母说：“考试之前也没怎么见他学习，结果别说家里，就是远近多少里寺也就他一个人考上了‘咸兴农业’。”毕业后父亲考上了公务员，当了咸兴市政府农业股长。
当时在北方做过公务员的人好像也有机会在南方做公务员，但是父亲因为在北方时的经历，已经下定决心再也不做公务员了。所以，他搬到釜山后就开始做生意。在我看来，我父亲并不适合做生意。他性格安静，又不会喝酒，做公务员或者教师其实是符合他性格的。
父亲做的生意是从釜山的袜子工厂进货，然后卖给全罗南通地区的商贩。可是他做了几年生意，只攒了一堆未能收回的欠款。好多商贩都破产了，他也欠了很多债。但是他还得把进货的钱还上，为了还债，很长时间家里的日子过得都是磕磕绊绊。父亲总以为将来能拿到钱，收钱的票据都保管了好久，但是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为此，父亲倒下了，再也没能站起来。人在他乡，无亲无故，无依无靠，后来父亲丧失了赚钱能力。他也没能走出贫穷。
父亲本来性格就安静，生意失败后更是整日无话。家庭的贫穷固然让我痛苦，但更痛苦的是战争让父亲失去了自己原本的人生道路。后来我被大学开除，进了监狱，从监狱出来后参军，退伍后依然未能恢复学籍，那是我人生中灰暗的一段时间。父亲就是在那段时间里去世。他的生活原本就已经很不幸了，一天也没看见我有出息的日子，这让我无比愧疚。虽说我日后过得还不错，但是一切也无可挽回了，这让我遗恨终生。
父亲生意失败后，家庭的重担就都落在母亲一个人身上。可母亲几乎也没什么挣钱能力，只是勉强糊口而已。她虽然东一件、西一件地努力做了很多事，但都没挣到什么钱。母亲开始把救援物资中的衣服拿到市场上卖，但我们住的村子本来就有一个小铺子，村里人都穷，人家也不多，母亲的生意当然好不了。她又开始送煤饼，想着如果能从有点规模的工厂进煤再卖，虽然累了点，但是应该能赚钱。结果也不是这样，她只能从小店里进，然后给附近的人家送上门而已，所以我们的生活始终就是勉强糊口。
即使这样，母亲也从未让父亲帮忙送煤。要是需要帮忙，她就会跟我或弟弟说，放学回家或者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帮忙拉送煤车，或者干脆用手拿着煤饼给人家送上门。送煤饼总是弄得浑身黑乎乎，我觉得很丢人。年幼的弟弟反而默默地帮母亲干了很多，不像我总是嘴里嘟嘟囔囔的，让母亲伤心。
有一次拉煤车上装满了煤，下坡时我在前面拉，母亲在后面抓着，结果母亲累得不行脱了手，我一个人扛不住车的重量撞到了路边，虽然我并没有受伤只是弄碎了一些煤，但母亲还是非常伤心。
那时不光我家穷，所有人家都很穷。当时影岛有很多从北方来的居民，我们住的山间道路周围，像我们这样的外来居民比本地居民还要多。
釜山龙头山公园下面的棚户区曾经发生过一场大火，整个棚户区全被烧毁了。后来又盖了几个收容灾民的村子，我们的村子就是其中之一，那里真是穷得叮当响。
经常有人说，北方来的人生活能力强，很多人都很成功。我看并非如此。在战争之前南下的很多人是因为不喜欢北方的政策，这些人大部分是上流阶层，把家产处理好了才来到南方，所以过得还不错。而开战之后为形势所迫南下的人就不是这样了，白手起家的普通人想要取得人生成功，绝非易事。大部分人到今天也未能摆脱贫穷。
因为贫民有很多，附近的教堂会提供救济粮，这些估计是美国无偿援助的剩余农产品，以玉米面为主，有时候也有全脂奶粉，这就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当时我上小学一二年级，每当发放配给粮的时候，一放学就得提着水桶去排队等配给粮。虽然我很讨厌这个活儿，但是这是长子应该干的。
有时候修女们管我叫“小不点”，给我手里塞糖或者水果。在我幼小的世界里，修女们穿着修女服的模样简直就是活生生的天使。出于对她们的感激之情，母亲首先入了天主教，我也在小学三年级时受了洗。地点就在影岛的新仙圣堂，后来我的婚礼也是在这里举行的。我母亲现在还去这个教堂，因为她信得虔诚，时间又久，还做过教区司牧评议会的女性副会长，以及教堂信用协同组织的理事。
学校也是一样穷。我上的南港小学本来就不大，突然涌入的人潮导致一个学年的学生人数猛增至1000多人，无奈之下只能用周围的棚子和铁皮屋顶搭建临时教室，被称为“假校舍”。我从入学一直到三年级，一直都是在这种假校舍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