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主义，随着神话和拟制（fiction）那温暖的暮光转向事实与理性冷静的探照灯，通常已经没有什么可供自夸的了。神秘主义的语言，除了在自己的魔法或神秘圈子里面回响，常常显得贫乏，甚至略有些愚昧，而那些令人极为迷惑的隐喻和夸张的图像，一旦被剥去色彩斑斓的羽翼，就很容易变成类似波德莱尔《信天翁》里的那幅可怜景象。尤其是政治神秘主义，一旦脱离了原生的环境、时代和空间，就面临丧失自身符咒、或者变得相当无意义的危险。 “国王的两个身体”这个神秘的拟制，由都铎时期及之后时代的英国法学家创制，也不能幸免于这条规律。梅特兰在一项极具趣味的研究，“论作为法人的王冠”中，对这个概念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这位伟大的英国法律史家以强烈的讽刺语调，揭示了国王构成“独体法人/单人合众体”这个拟制可能、并且确实已经走向了何等谬误，同时，他还表明了二体国王以及双重王权的理论会在官僚制逻辑下造成怎样的灾难。梅特兰玩了点文字游戏，调侃那种遭到“乡村牧师化”的国王和国王二体理论乃是“形而上学——或者我们可以说体而上学——胡说八道的充分展示”。 梅特兰从他积累的丰富法学例证中，举出一个又一个案例，证明此项原理荒谬无稽。他讲到乔治三世的故事，这位国王不得不跑到议会，请求批准他以一个人而非国王的身份保有某片土地，“因为，国王陛下的一切臣民都不会被拒绝享有的权利，他却会被拒绝。”他还讲了另一个好玩的案例，有一个参加过1715年叛乱的叛臣，他的男爵领遭到没收、归于国王，结果此人的佃户对于这次领主变更极为开心，因为该男爵领现已“归于陛下、其后嗣及继承人，并归入其政治人格，在法律上讲是不会死亡的”，他们认为，从此以后就无需缴纳领主（至今为止都是会死的人）去世时的传统贡金。不过，议会的意外裁定让这些人失望了，议会认定在这个案例中，国王被视为一个会死的个人，所以这些佃户需要按成例继续交税。梅特兰甚至举出证据证明，路易十四那句著名但可能是杜撰的“朕即国家”——或者，在这个问题上，经院学者的格言“教宗可以被称为教会”——在英格兰也获得了官方认可：1887年的一项制定法规定“兹宣布，‘国家永久的公务人员’、‘女王陛下永久的公务人员’以及‘王冠永久的公务人员’具有同等含义”——对此，梅特兰评论说：“真是一片混乱。” 布莱克斯通在他的《英国法释义》中有一段话总结了数世纪以来的政治思想和法学思考的成果。如果你没有作好准备，遽然读到那些对国王的超越性身体或者“政治之体”奇异而微妙的描述时，要忍住不去嘲笑“国王二体”理论真的是一项挑战。在布莱克斯通的论述中，可以觉察到一种主义的阴影，却并不是由现代那种抽象的“国家”，或者中世纪中期那种抽象的“法律”所行使，而是由一种在世俗思维中可能没有对等项的抽象身体性拟制行使。国王是不死的，因为在法律上他不会死，还有，可以说他在法律上永远不会达不到法定年龄，好像舞台上的道具。接下去，更超出我们想象的是，布氏说，国王“不仅不会行事错误，并且甚至不会思想错误：在他里面绝无愚昧和软弱”。还有，国王是不可见的，并且，尽管从不裁判案件——虽然他是“正义的源泉”，但是，他在法律上是无处不在的：“在法律看来，国王陛下在他所有的法庭中在场，尽管他不能亲自分配正义。”可以这样说，这个国王拟制人格（Persona ficta）的超人式“完美”状态，来自于一个拟制之内的拟制：它与法人/合众体（corporations）概念的某种独特属性，即单人合众体（sole corporations），是密不可分的。布莱克斯通将发明法人概念的功劳完全归给罗马人——“但是，我们的法律已经大大提炼和改进了此项发明，乃是依照英格兰民族惯常的天赋：尤其是单人合众体/独体法人，即只由一人构成的合众体/法人，这是罗马法律家所不知晓的。” 这类人为的非现实之物——这种人类思维的奇异建构，终必将成为自身拟制的奴隶——我们通常更容易在宗教领域中发现，而不是在据称是清醒和现实的法律、政治和宪法领域；所以，梅特兰那些刻薄的批评可以理解，看起来完全有其理由。可是，这个貌似荒唐、在许多方面尴尬奇异的“国王的两个身体”的概念，并不只是拿身体来开玩笑的段子。梅特兰自己也充分意识到，无论如何，此项原理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开启性的拟制，使得特定时期的法律家能够“调和现代法与古代法”，以及协调人格性的政府与更倾向于非人格性的政府。梅特兰这样伟大的中世纪史家，很清楚这个有趣的“双生的君王之位”拥有很长的传统和复杂的历史，“可以带领我们进入中世纪法律和政治思想的深处”。 遗憾的是，梅特兰没有写出这部历史，即便关于这个问题他已经给出了不止一处很有价值的提示。而撰写这段历史的工作，尤其是涉及重要的15世纪，对于某位探索英格兰法律和宪制史的饱学之士而言，也仍然是一项有趣且很有前途的工作，因为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填补这个空白。大多数人只是想大概梳理一下历史问题本身，以一种过于机械、随意和不完备的方式叙述“国王的两个身体”的历史背景，然后，如果可以，将这个概念摆放在恰当的中世纪思想和政治理论环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