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中国科学史的意义
单是为了一句“中国古代无科学”，就值得撰写一部《中国科学史》。然而《中国科学史》的意义，决不仅仅是要满足阿Q式的虚荣。重视自己的历史，几乎是任何民族的共性。一句“读史使人聪明”，几乎说尽了所有历史著作的意义。历史上，帝国主义征服一个民族，从思想上首先要做的，就是消灭那个民族的历史意识。社会愈是发展，人们愈是想较多地知道自己的历史。如今在我们中国，隐士、流氓，宦官、妓女，缠足、赌博，都有了自己的历史著作。相比之下，为科学修史，当更为迫切和需要。
虽然，为中国科学修史，而且是要修成一部纯粹的、离开技术问题也能成立的科学史，这件事的难度，恐怕比我这个仅仅客串了一点中国科学史研究的作者所能想象的要复杂得多。然而在这里，我也只能像写作《中国儒教史》时候的心情一样，以马克思自勉的话自勉：
这里是地狱的入口处
这里必须禁绝一切犹豫。
笔者希望，这本《中国科学史》之后，应有真正够格的《中国科学史》出来。
九，中国科学史的写法
“中国科学史”的全称应当是“中国自然科学史”，即中国人认识自然界事物的历史。它的内容，是自然事件和自然物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人与自然事件和自然物的关系，我们视之为技术，而一般不列入本书的范围，除非不得不提及的情况下，也是为了寻求在这种关系中体现了什么样的人对于自然事件之间关系的认识。这是本书对于科学和技术关系的处理。当然，也不涉及社会科学问题。这不是作者本人不认为社会科学也是科学，而仅仅是为了适应目前多数人关于“科学”概念的积习而已。
一般说来，对自然物和自然的事件的认识，都是具体的认识。比如生物中那些个体的习性，非生物中的某些具体物的性质。然而，在取得了许多具体认识之后，人们不可能不把这些知识加以概括，得出更进一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来。即如花是红的、草是绿的，也都不仅仅是具体的知识，而是概括的知识。一般说来，凡是知识，都是某种概括出来的共同本质。这是人类在自然的生命途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抽象能力。区别仅仅在于概括程度的高低，也就是知识所反映的实际范围的大小。而当这种概括达到当时的点的时候，一般也就被列入哲学的范围。不仅后人把这些知识列入哲学，即使当事人，也往往认为自己所得的知识是哲学。直到牛顿，仍然把自己那些物理学定律视为哲学结论。
从一个个具体的知识中归纳、概括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其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从特殊到一般的推论行为。即使像花是红的、草是绿的这样的结论，也不可能是完全归纳的产物。而且实际上，花并不都是红的，草也并不都是绿的。至于那些具有更高普遍意义的结论，其中不确定的、甚至一定是错误的内容，当更加严重。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靠思维甚至臆测来填补”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把这部分内容放入哲学，是正确的。然而，迄今为止的科学结论，又有几项是完全归纳而不带推理甚至臆测的内容呢！在这些内容上，本书的内容和哲学，会有一定的交叉。原因仅仅在于，科学和哲学，本就处于这样的关系之中。
从和自然物对立的意义上，人是认识者。所以我们的科学史，就是人认识自然界的历史。从自然物的意义上说，人体、包括人体的特殊器官：大脑，也都是自然物。因此，对于人体包括大脑以及精神现象的种种问题，也不能不纳入科学史的范围。在这里，我们还会碰到作为哲学核心的精神与物质的关系问题。然而，我们在这里不讨论诸如“心生种种法生”或者“存在就是被感知”一类纯粹依赖思维产生的问题，而仅仅把范围限定在我们认为是恰当的领域。
人类的抽象、概括和推理能力，是发展认识的必要条件。没有这样的能力，也就没有科学。然而，这个能力也是人类认识陷入错误的契机。有位名人说过，真理再向前一步，即使仅仅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当人类把自然物的能力向前推进以致远远超出它自身的能力的时候，自然力就成为超自然力，负载超自然力的对象，就成为人类初的神。本书不讨论神学问题，但是也必须说出当初人类在认识中如何把正确的知识由于推理的过度而成为错误，并且还把这类知识和其它知识放在一起而不加区别。并且想借此告诉人们，现在被称为宗教的那些观念，并不是人类纯凭想象所建立起来的，虽然后来的宗教观念确实许多是仅凭想象甚至是有意的谎言，但在初，则主要是在认识过程中出现的错误。也就是说，神祇观念，和科学是“同根”生出来的，但是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就像人类中的兄弟、朋友后来由于种种现实的原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为仇敌一样。
夸大自然物的力量创造出了神祇，夸大人的力量，就人是自然物这一点来说，乃是把人崇拜为神的开始。就人作为人而言，对人力量的夸大，就是产生巫术的温床。巫术和科学的知识处于直接对立的地位，也直接危害着人类的身心健康，然而它也不是从人类认识过程之外产生的骗局，而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的谬误，与人类急切想掌握自然力的愿望相关。中国古代，和其它民族一样，也往往会把这类知识视为真理，和那些正确的知识放在一起。而我们的科学史，也不得不涉及这些内容。
当我们注意科学发展中，也就是人类认识世界的过程中那些谬误的时候，我们看到，人类比动物高明多少，也就比动物荒唐多少。然而无论是聪明还是荒唐，不仅是后人的财富，也是后人的镜子。这里展示着人类求知过程的曲折，展示着求知道路的艰难。当我们今天赞颂古人的辉煌、或者慨叹古人何以如此荒唐的时候，我们也当低头看看自己。因为一句谚语说得好：“阁下，这说的正是您呢！”
李申2010-8-8
——以上选自《中国科学史》导言
王清任和吴瑭同时，稍晚于叶桂。他主要的贡献，是在解剖学。
中国传统医学，也非常想要弄清人体的结构。为此，汉代王莽和宋代的国家，都曾解剖过被判死刑的犯人。然而古代社会，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对解剖人体设置了种种限制，使这项工作难以普遍进行。因此，医学赖以治疗的解剖学知识，长期存在着许多错误。到了清代，王清任决心来纠正这些错误，于是著成《医林改错》一书。在序言中，王清任明确表示，自己的著作不是治病的书，而是“记脏腑之书”。他说自己的书中可能会有“不实不尽之处”，盼望后人有机会加以改正。
序言之后，是《脏腑记叙》。其中他把认识脏腑称为“病本”，也就是治疗的根本。假如失去了这个病本，纵有“繍虎雕龙之笔，裁云补月之能”，也作不了一个好医生。
王清任的这段话，非常重要。长期以来，学界，不仅是医学界，不少人认为中医的脏腑理论仅是一种功能性理论，而不是实际的脏腑。并认为这是中医的优点。现在王清任说了，中医，如果弄错了脏腑，也是当不了好医生的。王清任的话，比现代的中医医生，特别是比现代的非医生的学者，具有更强的说服力。而中医的脏腑学说之所以会成为一种功能的符号，归根到底，是由于古代无法、或者有法而没有弄清楚人体结构究竟如何。这是中医的缺陷，不是中医的特点，更不是中医的光荣。
由于从古以来都弄不清人体脏腑的情况，所以王清任认为，“治国良相，世代皆有；而著书良医，无一全人。”因为他们书中的脏腑情况，都有很多错误。
用今天的话说，这是打击面过宽的言论。在解剖学上的王清任，和病因学上的吴有性一样，当他们怀着满腔义愤、甚至是悲愤来批评医学中的错误的时候，难以遏制自己的情绪。而由于他们言词激烈，所以他们的书，也很少受到欢迎。
这是科学的悲剧！
王清任认为：“夫业医诊病，当先明脏腑。”但是他看古人关于脏腑的言论以及绘图，发现不仅错误太多，而且“立言处处自相矛盾”。
比如关于脾脏。说脾属土，主静，不宜动。然而又说“脾闻声则动，动则磨胃化食。脾不动则食不化。”那么，脾到底是宜动还是不宜动？自相矛盾之一。
关于肺，说是“虚如蜂巢，下无透窍。吸之则满，呼之则虚。”又说“肺有二十四孔，行列分布，以行诸脏之气。”那么，肺到底有没有孔窍？自相矛盾之二。
肾有两枚，也就是腰子。说两肾“中间动气为命门”。但又说左肾是肾，右肾是命门。如果说“中间动气为命门”，那么，“动气”又藏在哪里？这是肾的错误。自相矛盾之三。
再论肝脏。说肝脏左右有两条经脉，也就是血管。（按：注意，王清任也明确认为，经脉或者络脉，就是血管。）这两根血管从两胁上贯头目，下经少腹环绕阴器，到足大指而止。但又说肝居左胁。那么，肝到底是在左还是居中？自相矛盾之四。
心，一向被认为是“君主之官”，“神明出焉。”意、志、思、虑、智，都藏在心里。但又说脾藏意智，肾主技巧，肝主谋虑，胆主决断。如此说来，就是身体各个部位，都有“灵机”，那么，“灵机”又是什么东西？它藏在哪里？自相矛盾之五。
至于胃与小肠和食物的消化，营养的输送，大小便的分离，在王清任看来，过去的论述都是非常可笑的。
接着他着重谈了“三焦”，这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重要概念，然而众说纷纭。王清任列举了种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认为这件“更是可笑”的事情。其原因，在于失了本源：“本源一错，万虑皆失。”于是他要设法纠正。因为在他看来，“著书不明脏腑”，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是“盲子夜行”。这里再次强调了解剖对于医疗的基础作用。
于是，他着手来完成改正古人解剖错误的事业。嘉庆二年丁巳（1797年），王清任将近三十岁，当地闹幼儿瘟疫。他就到坟地里观察那些残破的尸体。虽然未能解剖一个完整的人体，但还是发现了许多问题。后来，他又数次观察被处死的犯人的尸体。由于胸中隔膜太薄容易破损，始终未能观察得到。直到四十年后，他才从一个镇守过哈密、经历过残酷战争的将军那里，知道了胸隔膜的情况。他想把他知道的东西刊布出去，怕别人说他“故叛经文”。想不刊行，又担心后世的医生们弄错，又要糊里糊涂地过几百年。又想起黄帝为救百姓疾苦，不耻下问歧伯等人。然而歧伯、鬼臾区却无知妄说，“遗祸后世”。秦越人著《难经》，明代的张世贤又配上插图，讲脏腑形状颜色，大小长短，重量容量，“仿佛是真，其实脏腑未见。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利己不过虚名，损人却属实祸。窃财犹谓之盗，偷名岂不为贼。”于是他决定，还是要把它刻印出来：
今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广 互）光明。临症有所遵循，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以上均见《脏腑记叙》）
王清任的责骂，除了神农、黄帝之外，从歧伯开始，历史上医林中所有的人，几乎都被他骂了。从作人来讲，可说不够厚道。从现代的观点来看，也缺乏一点历史主义态度。然而在科学是非问题上，是宁可失之刻薄，也不可因顾及脸面而不说真理。从另一面说，对于科学上的守旧者来说，新的发现者即使仅仅说一个“不”，因而遭受迫害，甚至有性命之忧的，古今中外，似乎都不乏此类事件。如念及此，则王清任的态度、气量问题，都可以置之不论了。这是对错误观念长期压抑的暴发，是为新知识出世的呐喊。这样的暴发和呐喊，往往是要付出代价的。也正因为要付出代价，那些先驱者、牺牲者，才被称为科学英雄。
——以上选自《中国科学史》第十五章第七节《清代解剖学与王清任<医林改错>》
从秦始皇寻不死药，到唐代皇帝、士大夫们纷纷服用金丹，中国古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经历了近千年的严重争论，唐末至宋初，整个社会的整体，终于认识到，人的身体不可能吸取黄金、还丹所谓“不败朽”的性质，不可能借助这些“外物”来加固自己的生命。相反，倒足以严重伤害健康和生命。然而和人类所犯的一切错误一样，这些活动还是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也是不幸中的安慰。
首先引起关注的，自然是中国人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之一，火药的发明。
据唐代李复言《续玄怪录》，周隋之际有个叫杜子春的人，曾经见到道士的丹房“紫焰穿屋上，大火起四合，屋室俱焚。”（《太平广记》卷16），这应当是一次火药爆炸，而不仅仅是失火。后来的《诸家神品丹法》所引《孙真人丹经》内“伏火硫磺法”，中唐或唐宋之际成书的《真元妙道要略》中也有关于硫黄、雄黄、硝石和蜂蜜合烧会发生剧烈火灾的记载。对于硝石不可与硫黄等一起烧炼，也有警告。这些材料，虽然时代未必确实，但大体可以相信，隋唐时代，炼丹术士们已经知道硝石、硫黄等一起烧炼会发生剧烈燃烧。甚至还可以把术士们对此事的了解再往前推。炼丹使术士们了解到硫磺、硝石等药物的性质，为火药的发明做了准备。
然而在炼丹术士们看来，这是他们的失误。他们对待这种失误的态度，是寻找一种办法，去消除这种失误。所以唐宋时期的丹书，才有许多“伏火法”或者伏制硫磺等易燃药物的方法。如同一个魔术师仅仅知道两种气体混合会发生爆炸，而不能说是氧气、氢气的发现者一样，这些炼丹术士们，更难说是火药的发明者。因此，宋初曾公亮《武经总要》中的“火药法”，应当认为是火药发明的标志性事件。其配方有两种，都有十多味药，可知配方已经相当成熟。其发明的时间，可能要大大早于其公布的时间。其中的“炭末”等配料，未必和炼丹有关。因此，火药的发明和炼丹有多大关系？值得研究。
其二是对金石药的认识。除了终于认识到金石药的毒性，知道它们不可能使人长生不死是重要的成果之外。为了炼丹药，唐代出现了一些专以认识炼丹药物为目的的著作。梅彪的《石药尔雅》，列出了炼丹用药和药方的隐名、别名，以便人们识别。从认识丹药性质的角度看问题，有一定的科学价值。
丹药虽然不能使人长生不死，但对人体有某种医疗的作用。古代医药书中也常有零星的记载。当代张觉人著《中国炼丹术与丹药》，介绍了140余种丹药及其作用。可算是炼丹术留给后人有用的遗产。
据《黄帝九鼎神丹经》，炼丹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用丹炼成黄金。经过炼丹术士们长期的实践，终于还是炼成外表类似黄金的物质。唐代的炼丹术士们能够清楚的辨别自然黄金和人工炼制的药金，并且发现了鉴别的方法，这就是放在火焰上烧：“若烧火其上，当有五色气。试之果然。”（《旧唐书·孟诜传》）这种方法，被称为火焰鉴别法。孟诜是孙思邈的弟子，《旧唐书》本传说他“少好方术”。因此，他提供的方法，当是方士们常用的方法。
用火焰鉴别金属，是唐代以前很久就知道的方法。《周礼·考工记》：
凡铸金之状，金与锡，黑浊之气竭，黄白次之；黄白之气竭，青白次之；青白之气竭，青气次之。然后可铸也。
后世所谓“炉火纯青”，就是指炉火完全变为青色，这是冶炼成功的标志。唐代主动用火焰鉴别真金和药金，是火焰鉴别法的进一步发展。
炼丹术士留给后人的重要思想遗产之一，就是提供了物质不灭的范例。
据葛洪《抱朴子内篇》所载的丹方，所用的药物动辄数十甚至上百斤。唐代的丹方，则仅以斤、两，甚至少到分。分量的减少，标志着炼丹技术的进步和精细。精细的炼丹术使术士们发现，烧炼前后，药物的总量不变：
汞一斤。硫黄三两，先捣研为粉，致于瓷钵中。下著微火，续续下汞，急手研之，令为青砂后，便将入瓷瓶中。其瓶子可受
用炭一斤于瓶子四面，养之三日。瓶子四面长，须有一斤炭。三日后，便以武火烧之。可用炭十斤。分为两分，每一上炭五斤，烧其瓶子。忽有青焰透出，即以稀泥急涂之，莫今焰出。炭尽为候，候寒开之，其汞则化为紫砂，分毫无欠。（陈少微《大洞炼真宝经九还金丹妙诀》）
署名金陵子的《龙虎还丹诀》，记载与此几乎完全相同。
宋代张载提出“气有聚散而无生灭”，王夫之注解道，一车薪柴烧成灰烬，一部分变成了烟和火焰，并没有消灭。一锅饭菜，如合盖严密，湿热之气就不会跑掉。汞容易挥发，但终究要回归大地。因此，气只有聚散，而没有生灭。
张载曾“出入佛老”，对道教有深刻的研究。王夫之以汞为例，并且以为合盖严密，则湿热之气不会散失，都可以看到炼丹过程为防止汞铅的挥发而严密封固的影子。因此，“气有聚散而无生灭”，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式的物质不灭定律。而为这个定律提供根据的，有炼丹术士的贡献。
——以上摘自《中国科学史》第九章第二十二节《金丹术与中国科学》